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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生是短暂的，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第一，人生短暂你没有资格说。第二，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问题，没有一个公式、公理通告所有学生。选择做什么，一是兴趣使然，二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爱因斯坦说，要在一堵墙的最厚的地方打一个洞。要是人人都这样就坏了，很多人饭都吃不上了。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没有一定之规。
问：您做了很多研究，却一直坚持不申请社科基金，能谈谈原因吗？
答：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我有病，精神上有洁癖。我觉得评研究基金不干净，不公正。所以我早就退出了。后来调到新单位，还是动员参加申请，说资金多是系里的荣誉。为此我破例参加，报了个题目，被人家批得体无完肤。以后我的研究出了书，就是《信任论》，被多家报纸评为2002年优秀学术著作。有一次，我和边燕杰教授聊天，很巧南京大学周晓红推门进来加入聊天，他说：你的项目我是评委，别的评委都不同意，我说不管郑也夫报个什么题目把钱给他，他的研究不会差的，但是人家坚持不给。我认为，要评上就要托很多人。这事我做不来。有的人我本来就没看上，更不会求他帮忙。第二个原因，搞社会科学其实不需要多少资金。有些调查需要资金，但是没钱可以做没钱的活。科研是很微妙，和做工完全不同，重要的是选题。题目不是一上来就能选好的，需要推敲，有时要掂量很久。如果申请到了资金，也就约束了自己，不能再换题目了。我这个人忠实于自己的兴趣。昨天愿意干，明天不愿干了，就不干，没有钱有自由。他们有了基金，不能随意变换。阎云翔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活儿做得好，什么原因。我说，活儿一般，您过奖了。他说：啊，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是的，没项目、没钱，但我有自由。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自由。给钱，给个观点，让我做，没门。在自由的前提下，有钱很好。不自由，有钱，不行，绝对不行。我比很多人幸运得多，我保留住我的兴趣和自由。
自由与“儒家奴隶主义”
■ 张家清
2005年第7期《书屋》杂志和第7期《博览群书》杂志上，分别登载了张远山先生《欺世盗名的“读经”运动——兼及“文化保守主义”》《“天下人”为何成了“人下人”——从儒家奴隶主义到法家专制主义》两篇文章，读后写成随感数则，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读经”
近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下掀起了一股读中国古代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的热潮，并编辑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中华宝典”，在文化界引发了一阵波澜。号召青少年“读经”，这似乎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但有人要这样做，我以为也并不表明是什么主义的复辟。在少数地方有一部分青年甚至儿童读四书五经，就全国而言仍可称之为个案，这并不足以改变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可是，一些以捍卫五四以来反孔传统为己任的人却坐不住了，对之大张挞伐。这些颇以民主、自由和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归的知识分子，却全然没有五四先贤那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儒家文化就是毒素文化，是奴隶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当今世界，人们对一切外来文化、理论和学说，均可取“拿来主义”，何以对几本中国书，却一定要采取“焚坑主义”？我以为，即使所有的儒家书都是毒草，让它印出几本又有何妨？毛泽东不是说毒草可以肥田吗！将东西方不同主义不同流派的东西拿给人看，应该相信人们自会分辨，自会取舍。以为一本书一旦印出来就会流毒天下，是把人类的智力看得太低。张远山先生的意见就更离奇了，竟因为蒋庆先生所编的书中“我酷爱的诸多经典竟然无一人选”而大为光火。这是什么话？为什么你酷爱的经典别人就一定得选进来？而且，既然是先生酷爱的经典，书店里就一定有售，自己去买就行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蒋先生又不是《四库全书》总裁，难道他不入选就一定是被打人另册了？读到此处，我真是倒抽一口冷气。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儒家文化，特别是经汉代官方改造过的儒家文化，极大地限制甚至禁锢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而儒家以讲孝悌、中庸为核心的道德驯化，使儒生只是死读经书，使得其精神保守、体质弱化。但是，也并不能因此认定汉以后的儒学已一无是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儒学昌明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发达的时代，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因言论文字杀士的时代。但是，宋代又是一个为人们深深诟病的时代。宋朝武备不振，军队战斗力低下，败多胜少。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宋朝之所以经济文化发达而防卫力量脆弱，究其原因，除宋太祖实行的一系列防范内部造反的政策外，与宋代儒学大行其道也不无关系。一再失败，除朝廷调度无方，将帅贪生怕死外，与整个民族过于“文明”以致文弱有很大的关系。而所谓“腐化”，也可视为“文明”过甚的反映。
当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时，中国经历三千年从未有之变局。中国不仅感到自己科技、武器不如人，而且在身体体力上也远不如人（东亚病夫）。陷入被动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使有爱国心的人痛心疾首。西方文化的传人令一些知识分子在对比之后，产生了对传统文化彻底打倒、彻底抛弃的态度。他们将历史上的现实中的一切丑恶与苦难，统统算在“孔老二”的账上，对固有文化抛弃的彻底和决绝，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五四以降，随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动乱和变革，传统儒学的血脉已被斩断，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政治经济架构已经建立，儒家理论体系复辟的条件已不存在。现在虽有人提倡读经，但无论他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都不可能重建昔日的辉煌。而且，以目前世界的喧嚣，能有多少人坚持坐下来读这些冷僻的典籍？
儒学生成的土壤已不复存在，目前的“读经”热恐怕也长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不过是一阵风而已，少数人可以因此获得硕士、博士，贡献于学术领域。以为一读《十三经》，中国就会出皇帝，是缺乏根据的。世界上皇帝很多，皇帝与孔夫子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不知儒学为何物的世界，各种皇帝仍然存在。
作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无须担心。前者让人视野开阔，后者让人守住根基。而在今天这两者皆显不足。我们似乎已成了一个无根的民族，向前一片迷漾，后看则不知所之。令人害怕的则是规定什么可以读，什么不可以读，这会使社会重新走向文化专制主义。
“经”的误读
《诗经》为儒家五经之首，是士的必读书，但也常被误读。如《诗·小雅·北山》这首服劳役者的怨愤之诗就是如此。该诗首章云：“陟陂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大意是：我们登上北山服役，大伙采杞叶来充饥。一群健壮的小伙子，整日里拼命劳作。王事没有停息的，心里担忧年老的父母）其第二章前四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特别有名，而后两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人们很少提到（意思是说长官太不公道了，为什么我要做的事特别多）。全章六句，写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懑之情。后四、五、六章是全诗的精华，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形，跃然纸上：“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楼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讽议；或靡事不为。”全诗表明诗人对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现状的极端不满。仅将诗中“溥天”四句抽出来，用以概括中国三千年来的王权专制主义，的确恰当。
古人说：六经皆史，《北山》就是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孔子说，诗可以怨。将怨诗搜集起来且尊之为“经”，这是儒家的功劳。但以“溥天”四句出自《诗经》而断言这就是儒家的“十六字真言”，就不合道理了。鲁迅曾说中国历史字缝里都是“吃人”两个字。其实这岂止是中国史，就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又有哪一部历史不是充满吃人与血腥！写历史的人能将吃人的历史真相披露出来，哪怕是用了曲笔，都比尽量掩盖、歪曲历史真相要强得多。《北山》的作者面对当时社会的不公，不是极力颂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伟大和人民的幸福，而是大发哀怨，这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司马迁说：“小雅怨诽而不乱”，说诗人只是发牢骚而没有鼓动人民起来造反。这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而“十六字真言”说则完全是误读。
儒家与奴隶主义
儒家是主张积极人世的，以帮助君王治理国家为最高理想，所以儒者教人做良民，做好臣子，做好子弟，由此而断言儒家宣扬的是奴隶主义，是有一定根据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地之性人为贵”，但这个“人”是就全体人而言的。儒家将所有的人都置于“五伦”的框架之中，关心整体人的生存状况，孔子强调“仁”，主张爱人，即希望统治者给统治下的人民以人的待遇。这与后来的法家是不一样的。法家反对讲仁，民只是耕、战的劳动力和炮灰。孔子宣扬周礼，因为他不满意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认为是“礼崩乐坏”。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法先王”，目的是用他所称颂的先王之道来改变现实。孔子的社会理想是“礼乐征伐白天子
出”，也就是要约束各级诸侯的行为，不准其僭越。“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气愤的当然是诸侯的大逆不道，擅自使用天子的排场。而另一方面，这种僭越也致使人民的负担加重、赋役增加。儒家呼唤仁义，正表明当时仁义为稀缺物。春秋无义战，连年战争不断，杀人盈城，杀人盈野。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中国先秦诸子，大多关心天下国家，君臣关系是各家都少不了的话题。儒家特别看重君臣关系，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不过儒家所希望的君臣关系是有条件的，即君臣各有其准则，有其道德和行为规范，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视臣如土芥，则臣可以持视君如寇仇的对等原则。儒家在忠君的主张之下，仍强调了士的独立人格，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法家有着与孔孟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商鞅、韩非均出身贵族，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