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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们会理性地分辨某种现象出现的概率，由此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与选择。殊不知假如人类真是如此理性，那么像彩票这一类中彩的概率极低而且结果注定是“负和”（零和都说不上，彩票中心的员工还指着它发薪水呢）的博彩，就不会有任何人参与，按照一样的道理，假如人真是理性的动物，那么朱买臣之类的文人大约就不会去想着通过读书以改变命运。既然考上状元那么难得，而且每个书生都明明知道科举三年一考
且状元只有一名，为什么还会有无数人沉迷其中，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戏剧作品里的女主人公做着状元夫人梦？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事实是彩票的生意很好，在哪个时代在哪个国家都很好，而且喜不喜欢买彩票好像与钱袋的关系成反比，千万不要以为人们都是钱多了有资本糟蹋了才去买彩票的，相反，口袋里空空如也固然不可能去买彩票，但同时真正的有钱人也很少有买彩票的兴趣。因此我们总是听说某某穷人买彩票中奖了一夜暴富，我们不会听说比尔盖茨某日买彩票中了巨奖因此他的财富从400多亿美金上又增加了0．1亿。
因此，说戏里的朱买臣只是个赌徒并不过分，他因为贫贱因此需要赌徒式地义无反顾，但这无论如何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品行。归根到底，朱买臣故事讲的是贫贱夫妻的生活方式与理想，尤其是贫贱夫妻的婚姻生活。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从来不相信贫贱本身能够让人道德高尚，就像王小波不相信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能够得到思想改造一样。
既然朱买臣不值得称道，他的夫人也不应该受两千年的责骂。我们能对这一对贫贱夫妻提多高的要求，“贫贱不能移”是不是也该有点前提？但戏剧家们不会去考虑前提，就像道德君子们，当他们教育普通百姓时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高尚”其实也是要有前提的。如果说元杂剧写朱买臣的夫人还算厚道，昆曲和京剧里敷衍的朱买臣故事，不仅仅是越来越努力地用尽尖酸泼辣的笔墨以渲染朱妻崔氏的狠心，而且更是里里外外透着嘲笑她的目光短浅，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地为朱买臣的夫人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女人面对一个读书读了二十年还看不到什么前途的男人，你要求她等到何时？姜太公九十岁遇文王堪称困顿文人终于等到发迹之时最经典的故事，那就以姜太公为例吧，你觉得一个女人是不是有理由和有必要为他那一辈子没出息的丈夫守到九十岁？我不以为一个人能够仅仅为了将来的且未可预知的富贵而忍耐一位没有出息的丈夫到他九十岁，而且，纵然富贵可以预知，在那么冗长的清贫的一辈子后面，就算真有天下无双的大富大贵，毕竟好日子也剩不下几天。她的一辈子清贫日子，如果仅仅是为了换来一块刻着“某某夫人”字样的墓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那数十年的等待是不是值得，我想所有人都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对于朱买臣的夫人，当她陪同她丈夫走过了数十年黑暗时光之后，假如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想要在贫贱中“移”上那么一“移”，并不是没有充分的理由。
只可惜这一“移”就“移”出了她的婚姻，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移”得亏了老本。
但我们必须首先看看朱买臣夫妇的这桩婚姻是什么性质。
用经济学的表达方法，婚姻就是一个家庭将自己的某一成员置换到另一家庭中，同时在两个家庭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以期对所有相关的个体以及家庭都有所收益。戏剧多以人类两性间的关系为题材，婚姻既然是两性交往最重要的结果，自然就成为戏剧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婚姻之事固然应该以情感或以社会学论，但假如从经济角度讨论，也有其特定意义，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要受穷，婚姻这样的大事，如果都不去算一算投入产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浪漫主义的文学家经常描写一见钟情，他们的经典话语是“我第一眼看见他／她时我就知道自己完了”，类似于《西厢记》里的张生“怎当她临去时秋波那一转”，言下之意，是说他或她只看对方一眼，就知道这是前世命定无法逃脱也不舍得逃脱的婚姻，有关以身相许的决定瞬间做出，完全不顾及所有世俗的因素，也不再像我辈俗人那样想着财产门第之类，甚至连人品也不管。假如这样的一见钟情不是由于一种职业的敏感，那么这婚姻的危险程度之高可想而知，大凡是对子女的未来抱有几分责任感而又有点生活阅历的父母，都会举出一百个例子告诫孩子们，说这样的婚姻多么不可靠。所以成年人才会每每力劝莽撞的年轻一代，让他们慎重对待“婚姻大事”。换句话说，婚姻上要求门当户对并不全是因为老辈人的昏庸与势利，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其意就是尽可能降低婚嫁的风险成本；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就可以说，假如有机会建立一桩好的婚姻，显然会大大降低婚嫁双方未来生活的机会成本，而这样关乎一生的事情，用上一些心思，多做一些考虑与权衡并没有什么大错。当然，爱情除外，文学家们喜欢说爱情是无条件的，但是戏文里将要嫁给书生们的小姐考虑的不是单纯的爱情，还是婚姻，她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是爱一爱书生，最终还想要嫁给他们做诰命夫人呢。确实，除了浪漫主义文学家的描述之外，在更多的场合，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婚姻是一种选择，隐含了利害和得失之间的权衡，更涉及到未来一生的幸福，因此门第才显得尤其重要。
有关门第的考虑是有例外的，元杂剧《渔樵记》就是这样写朱买臣的婚姻，他的丈人之所以将女儿终身许配给门第并不相称的朱买臣，是由于看中了这位青年才俊的未来，而不是看中了他现在的门第。当然这是戏剧，戏里的书生总是能够发达。讨论戏里的书生有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戏里的读书人，从宋元南戏以来，其归宿就只有一种。戏里的读书人，不管是姓朱还是姓别的什么，基本上都是要状元及第做“天子门生”的，但是我们都清楚，在实际生活中，书生发达的机会实在很小，考中状元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这个机会之小，缘于状元的数量与书生之间的比例。将近千年的中国戏剧史，以书生中状元为结局的戏数以千计，如果戏文里的状元都是真状元，那就需要将隋唐以来曾经有过的每个状元写成好几本戏才够用。诚然，民间戏剧并不在乎科举之例始于隋唐的史实，春秋战国时代的书生的发达也不由分说地被演绎成中了状元，朱买臣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不在乎；但即使由着戏文的性子，按照正常年份三年左右开一次科举，一千个状元就需要三千年。而全中国有那么多的书生，且不说在全国如过江之鲫的考生中名列榜首得中状元多么困难，就算是范进那样，在地方考试中名列前茅，中个举人，也算是很难得。因此，中国传统戏剧有关读书人中状元的叙述模式，是在有意地隐瞒读书人中状元的几率，以欺骗性地营造出读书人与状元郎之间的虚假的亲密关系。有关才子佳人珠联璧合的神话就是这样成批地生产出来，很多代戏剧家一起从事一项“有组织的欺骗活动”，除了那些正面描写嫁给读书人的女性身着凤冠霞帔荣光无限的大团圆以外，还有反着写的《渔樵记》《烂柯山》之类。
而戏剧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是最不可能出现的那种结局，虽然它同时最容易让我们轻信。假如在现实生活中，朱买臣之类的婚姻有理想结局的可能性，实在是要远远小于他老丈人的预想。
以现实生活中的算计论，我们必须将崔氏嫁给朱买臣看成是一桩重大的风险投资——撇开感情的因素，纯粹用经济学眼光看婚姻，完全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以性命相搏的投资，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也确实是被这样理解的。在这里，所谓投资的意思有两层，其一是婚姻的当事人，尤其是女性，她嫁一个人就意味着将自己的终身作为赌注，博自己一生的幸福，至少是希望比不嫁更幸福；其二是涉及婚姻的两个家庭，嫁与娶的决定，经常会对两个家庭此后若干年里的幸福程度产生深刻影响。俗话“男怕人错行，女怕嫁错郎”，精彩无比，事实正是如此。
假如读书人考状元就像买彩票，那么，把嫁人比喻成炒股票，倒真是差可比拟。嫁给读书人意味着你的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你假如眼光敏锐，看准一位将来能够发达的穷小子在他处于人生低潮时嫁给他——这时你能嫁给他就足以令他感激涕零了哪里还敢索要嫁妆——陪他一起苦苦熬上几年清贫的日子，将会在你的丈夫像朱买臣那样一举得中而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时，牵着他的袖子一起进入上流社会，坐享其成，获得令世人羡慕不已的可观收益。
嫁给读书人就像选择做一个读书人一样是有风险的，即使每个读书人都如同戏剧里的秀才那样最后得中状元，也仍然充满风险。不要只看见戏剧里风流倜傥的男主人公们都很轻易地中了状元，痴痴等待他们得中的糟糠之妻们立马草鸡变成风凰，我们宁可相信那是由于剧本是读书人写的，因此其中满是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欺骗良家妇女的谎言；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剧家，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还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女人嫁给读书人的风险——比如《渔樵记》和《烂柯山》之类，然而，即使是这些讲朱买臣故事的戏剧也仅仅涉及到嫁给读书人的女人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中的一小部分。你想想，嫁给一个读书人，你要做好以下的心理准备：他不会在家务事上费任何心思，不是说他不干家务活而是说根本不考虑家里的用度而且连你偶尔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考虑家庭柴米油盐之类开支的经济来源，也会遭到他的鄙视觉得你俗不可耐，因此，除非你家财万贯并且没有人介意你把娘家搬空，否则你们将会缺吃少穿；他是个不懂世事的混球，大凡有财有势者都将在他得罪之列，因为他时时要显示出与他们“冰炭不同炉”，即使是没来由地向这些权势者挑战也会让他心理上感到极大的满足；在同事面前他的摆谱功夫一流，你需要随时准备做出一副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模样给足他面子，最好还要能够和他相互酬唱，但是他并不准备将你当作情诗里唯一的女主人公，为了表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