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赞歌，明示或暗示当年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主流对林语堂的评骘是偏颇和
狭隘的，是政治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这些议论在不很熟悉历史的读者中制
造了不小的思想混乱。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许多论者在回顾文学历史时，
不能或不愿分别文学的人民主流和文学的权力主流的区别，把后来文学的权
力主流时期的意识形态封杀文学自由的责任也记在文学的人民主流即鲁迅时
代的账上。要求文学自由和文化的多元化的意愿无可批评，但抱怨窒息自由
和多元的势力时，不应嫁恨于本不相干的对象。比如，近年来也和林语堂一
样被炒红的梁实秋，在抗日战争血火正殷之时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论，
遭到了当时文艺界的一致抨击，绝不能说那时的正义舆论是文化专制，是偏
颇、狭隘、专讲政治一样。在架空了历史内容的书斋评论之前，一切是非都
非模胡颠倒不可。
林语堂在文学和文化见解上都具有独特的建树，这没有问题。早期曾是
鲁迅相当亲密的战友，有可称的战绩；以后留居海外一直到晚年终老于台湾，
由于政见不同（又是政治！），各种立场的人可以作不同的评价，可置勿论。
与中国文学运动密切相关的是他30 年代办《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时期
倡导幽默、鼓吹小品文，主张幽闲这一段的历史功过。在当时内抗暴政外御
强敌全民汲汲于救亡的历史条件下，林语堂所起的作用分明是“扯淡”。
鲁迅为了爱护战友，从公谊私情出发，始而规劝，继而批评讥刺，可谓
义正词严。但鲁迅对林语堂言论和思想的变化并未作系统分析；承担这一工
作的是胡风，他的《林语堂论》是30 年代文学批评的有数的力作之一。
最近得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两卷本《胡风选集》，重读了《林
语堂论》，深感这篇鞭辟入里的论文仍对今天的读者重新认识文学史、理解
林语堂的历史功过有深刻的启发。这篇论文公正而恳挚地肯定了林语堂早期
的业迹（《他的黄金时代》）；揭示了他潜伏在早期进步思想中的消极契机
（《黄金时代底阴面》）；进而开掘出林语堂在传统文士思想情趣之外的思
想内核是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美学思想和美国斯宾加恩（Joel
E Spingann）的表现主义批评观（《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底真相》）；
然后分别诊断了林语堂所提倡的几个命题的实际效用：“幽默”是“安慰了
不满于现实生活而又要安于现实生活的‘良心’”（《幽默》）；“小品文”
目的在林氏是医治所谓“心灵根本不健全”，却会得到“延长甚至加强‘亚
细亚的麻木’这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小品文》）；“寄沉痛于幽闭”这
个“理想的‘幽闲’世界”中，就林氏的表现看，根本不能找出“一点点‘沉
痛’的痕迹”，有的只是《论语》题辞所说的：“人生在世是为何？还不是
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的“由对社会的否定走到了对人生的否定”
（《寄沉痛于幽闲》）。所引以为证的林语堂自己的文字，完全证实了这些
判断的正确无误。
* * * *
小品文、幽默、幽闲（林语堂的解释和自我表现里有其特殊的涵义），
倘是三两文人在书斋里享用，那并无害处；天下太平无事日，社会上倘能幽
默、幽闲起来，大家读读小品文，玩玩性灵，也很有趣。但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鼓吹这样的风气和人生态度，会正中什么势力的下怀呢？
正好收到6 月号的《21 世纪》，刊有钱锁桥博士的新作《林语堂论现代》。
这篇离胡风的《林语堂论》问世六十多年后出现的新作，其见解和胡风一样，
认为林语堂深受克罗齐和斯宾加恩的影响，可是得出的结论却和胡风大异，
其结论性的评价云：
在30 年代，当“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处于举足未定的关键时刻，林语
堂认为一种以个体个性尊严为前提，以宽容反讽的达观态度为基础的“幽默人文精神”，
是中国现代文化臻于成熟的标志。
“以宽容反讽的达观态度为基础的‘幽默人文精神’”，究竟是否中国
现代文化臻于成熟的标志，这很难判断，甲说是，乙可说不是，只好听便。
正如有人说兰是王者之香，天下第一花；别人也可说荷花是君子，牡丹是花
王，也只好听便一样。问题是，文章提到的“30 年代”这个特殊时刻，宣扬
要中国人一味讲“宽容”、“达观”的“幽默人文精神”，似乎倒正好在帮
蒋介石专制政府、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们做说教！由此可知，抽空了历史内
容，放言高论某种有趣的人文精神，实在无异于梦呓。
胡风的《林语堂论》写于30 年代，至今仍可藉以观照历史，证明其仍具
有生命力。由此想到，关于1955 年那起冤案和其人其文，近年来颇有些奇怪
的议论，其中之一是说，胡风也是“宗派”，当时要是他斗胜了，上了台，
文学局面也是一个样，也许更坏。这当然是“新潮”派的意见；但正统人士
也欣然默许，因为这种议论可以把水搅浑，便于开小差。先不论这种假设的
绝无可能，胡风绝不会上台，无从进一步妄断上了台是更好还是更坏。宗派
也者，不管其表面现象如何，也是歪曲了事情的实质的无谓之谈。实质是什
么呢？当时文学已由人民中心转入权力中心，胡风却仍做着文学的人民中心
时期的梦，天真地想争取一点文学的自由空间。胡风所梦想的是文学生机不
至封杀光，那一面则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结果当然只能是悲剧。实情
便是如此，岂有他哉！
顺便说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新版的两卷本《胡风选集》，第二卷的《书
信》中，收有以前尚未公开过的《致鲁煤》的信两通，是涉及1955 年冤案的
一位重要关系人的。倒是一件很有价值也很有趣的史料，值得介绍给读者一
读。
1996 年10 月22 日
说废止简谱
《周礼》列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是“养国子以道”的六门
必修课。六艺之中就有一门是乐，可知中国古代就将音乐定为重要的学术项
目。中国办教育的祖师孔子设帐授徒，史称“弦歌之声不绝”，当然不废音
乐。《论语·先进》中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记孔子
师徒问学的对话，记有曾点（即曾皙）还在现场鼓瑟的故事，更可表明音乐
在当时的教学天地里占有一定的空间。
古籍里有无数古代乐曲名目的记载，讲调性、音程、调号等等的文献也
汗牛充栋，但究竟查考不明白古代的乐曲是怎么记谱的。现在所能查到的关
于记谱法的文字记载，恐怕以宋人沈括的《梦溪笑谈》里的记载为最早。那
就是用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等字来表示音阶，即人们
常说的“工尺谱”。这种工尺谱我小时候也见过，戏班子里的琴师，道士唱
奏的法曲大都是用工尺谱记谱，但它怎么来显示高低音部和时速、节拍之类，
在谱面上实在看不出。
20 年代时，我们一辈的音乐启蒙，用的是从日本输入的简谱，即用阿拉
伯数字来表音阶，标有调号和节拍的记谱法。这种简谱至今还很通行，但只
是供不懂乐理的初学者使用，而且只限于声乐曲；声乐曲也只限于没有和声
陪奏的旋律，有和声陪奏的乐谱一放到键盘上去就不管用了。因此，用这种
根植于西方乐理的正谱记谱法改造成的简谱，是不能引导学习者进入音乐之
门的。
但是用这种简谱来记中国古曲和新创的中国乐曲（即所谓“国乐”）却
毫无窒碍，较传统的工尺谱要精确明白得多。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音乐里
没有和声的概念，中国的所谓“和声”其实只是同一旋律的齐奏。除了打击
乐器之外，一百种不论弦乐器或管乐器奏出来的全是同一个旋律，所谓“八
音合奏，丝竹和鸣”，不过是使同一个调子的音色丰富一点，增量而不增质。
从音乐艺术言，中国传统的国乐是低阶段和浅层次的音乐。
这里安不上“崇洋媚外”或“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事实必须承认。
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可以说中西各有千秋；但音乐（以及其他
艺术中的音乐因素）这门艺术，中国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就乐曲构建方面
的理论言，几千年的有关音乐著作，包括《二十四史》中的《乐志》等在内，
主要只纠缠在定调、定阶、定音等极单纯的问题上，以至20 世纪的音乐教育，
这笔贫瘠的遗产全无法利用，只好从西方输入乐理，中国新音乐只能以西方
的音乐理论为圭臬。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中国人也不必为此羞愧，正如化
学元素周期表也是从国外引入，学术原是没有国界的，每个民族都得择善而
从。再说，中国音乐在历史上就不断引进过域外的乐理、乐器和曲式，西汉
引进西域，隋唐以后引进印度、阿拉伯诸国的乐理、乐器和曲式，融合之后
还把它们输出到朝鲜、日本，事实就是如此。
中国传统音乐的水平低于近代的西方音乐，当然有其十分复杂的历史文
化的原因，但就其乐曲构成的最显著的差异看，就在于中国传统音乐没有和
声概念。西方从十六七世纪起，乐曲构成的基础已从赋格（Fugue）演进，从
复调渐向和声发展（中国音乐中连赋格的基本因素Canon 也没有，旧式乐曲
中何尝听到过轮唱的？），至18 世纪和声法成熟，才有奏鸣曲式（Sonataform）的诞生，在此基础上，才有交响曲、序曲、音诗等大型的高级乐曲出
现。音乐才能被形容为流动的建筑，即“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有名比喻。
而没有和声的中国音乐，至好至妙也只能是“凝固了的平面线形图”。
记录和声音乐的谱表只能用正谱，整套西方音乐理论的构成和运作都是
和正谱表述法联系着不可或分的。日本人在19 世纪引进西方乐理，创造了用
阿拉伯数字记音阶的简谱，原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简谱的弊端极多，
于提高国民的音乐文化水平尤为不利。发明简谱的母国日本早已废除不用，
前些日子读报，知道国内也有音乐家主张中小学的音乐课应该废止以简谱施
教，十分明智。学童从音乐的启蒙教育起就从识正谱开始，不但音乐教育可
以步入正轨，也能开发儿童的思维能力。报刊、音乐图书中的简谱绝迹，便
可以使那些不知音乐艺术为何物，对音乐理论一无所知的所谓歌星增加一些
混迹歌坛的难度，给文化市场少添点乱，可说善莫大焉。
1996 年11 月6 日
关于聂绀弩旧体诗和新诗格律问题的通信
收到罗孚所赠的《聂绀弩诗全编》时，正值绀弩九旬冥寿，也是周颖大
姐逝世两周年之际。绀弩的旧体诗这以前大都读过，因怀念故人，我又重读
了《全编》。在附录中读到所收《致舒芜》的三封信，突然想起了和绀弩生
前的一点争执，于是写了《聂绀弩“收回了的意见”》一文。意在说明绀弩
对那段公案的后来的态度，至少是他对我就他以前的看法的否定性意见的认
同（此文收于我1995 年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