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毛泽东的境地并没有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改变。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站不住脚已于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为了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以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为满足，他们看到毛泽东在广大军队和地方干部中所受到的拥戴，他们开展起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以彻底清除毛泽东的影响。
1932年10月间，毛泽东在汀州傅连瞳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福建省委（亦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那里住院。毛泽东找罗明谈话，对罗明谈了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指出，在（上）杭、水（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扫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天，罗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在报告中把毛主席与斯大林并称为“我们最好的领袖”。
罗明报告惹来了大祸。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地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普遍展开。福建省较高较老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毛泽东的亲弟弟，谢维俊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先后提任寻乌县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邓毛谢古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中央局排挤毛泽东表示不满。“左”倾冒险主义者讥讽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邓毛谢古却说：“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在反“围剿”斗争中，邓毛谢古机动作战，不与敌人死打硬拼。“左”倾领导者对他们大力不满，指责他们“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即逃跑主义”，“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绝对反党反国际”，是“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小集团”。接着，在江西全省开展反“江西罗叫路线”的斗争，把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撤了职。
在军队中也开展了“反对经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因“左”倾错误指挥造成的黎川、浒湾战斗失利，而被移罪撤职判刑，罗荣桓、腾代远、李井泉、余泽鸿等一批军队干部，也受到了打击，并被撤换。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领导这场斗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了中肯的剖析：“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有倾遍于国中”。又说；“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①
毛泽东本人也被彻底剥夺了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初在“二苏大”上，又免去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张闻天充任。毛泽东再次被架空。
“左”倾领导者兴高采烈，博古曾兴奋地说：“老毛（泽东）变成加里宁了，哈哈！”
踏遍青山人未老
毛泽东在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仍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政府工作中去，他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长冈乡等调查报告。他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和支援反“围剿”战争的各项工作。李维汉在回忆毛泽东当时情况时说；“他（毛泽东）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①
在做好政府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注。眼看着根据地在一片片被敌人占领，而“左”倾领导者仍指挥红军与现代化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毛泽东心急如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多次犯颜直谏。
1933年9月中旬，敌北路军正准备由北向南发动进攻，毛泽东判断敌人的进攻目标可能指向黎川一带，他及时地向中央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②这个建议和中央负责指挥军事”三人团”关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是相抵触的，自然没有被采纳。
1933年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这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在福建事变的酝酿阶段，10月初，第十九路军派出代表陈公培（吴明）、徐名鸿来到瑞金，携带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以潘健行（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谈判，毛泽东、朱德亦多次与陈公培、徐名鸿会见、谈话，取得了一致意见。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互通商品贸易，互派全权代表互驻等。这一协定的签订，从政治上推动十九路军走向反蒋，十九路军领导人解除了后顾之忧，即于11月20日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使蒋介石“围剿”中共苏区的东部战线倾刻崩坍，这是前四次反“围剿”中从来出现过的有利形势。对于这一事变，在毛泽东的参与下，中共临时中央的政治上利用了它，这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看到，这是转变战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主张在军事上也利用它。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①一次在李德住处召开的军委会上，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苏、浙、皖、赣四省交界的地区去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不要堡垒对堡垒，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的保垒政策归于失败。”①彭德怀也曾向中央提出类似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②如果实行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必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也能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据参加这次“围剿”的、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③福建事变被镇压后，蒋介石曾对其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说：“过去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④可见，如果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得到采纳、实行、第五次反“围剿”必将出现另一番情景。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8页
②《萧劲光回忆录》第132—133页。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版第219—220页。
然而，博古、李德坚持用教条主义眼光看待事物，把十九路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不原意在军事上支持十九路军。他们斥责毛泽东的建议是“放弃根据地”，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拒绝打击东调去镇压十九路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却把红军主力从东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他们不愿意利用福建事变这个粉碎“围剿”的有利时机，致使良机坐逝。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于1934年1月下旬，立即重新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左”倾领导者要求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短促突击战术顶住敌人的进攻，井向敌人的堡垒阵地攻击。从1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在阵地战中连连失利。4月，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昔战18天，接连失利，广昌失守，中央苏区逐渐缩小。反“围剿”陷入缺少回旋余地的非常困难的境地。
然而，红军在北部战线广昌苦战失利时，南部战线会昌却“风景这边独好”。1934年4月，毛泽东来到了南线会昌，直到7月间才回到瑞金，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方门户，粤赣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一到会昌，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