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输贸易，通过贸易他们各自都可获得大量的财富。党项影响的增长及其控
制转运贸易的野心，使他们的这些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虽然唐朝统治者
已无力统治河西，但是他们对河西马匹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正相反，
唐朝统治者对于来自河西的马匹的依赖，在与党项的关系中占据着中心地
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崩溃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鹘商人和使节往往都是
取道阴山，经阴山向南渡过黄河，通过鄂尔多斯到达夏州，然后再到唐朝都
城。党项人这时已经在与唐朝的马匹贸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鹘人选择
的这条道路穿越党项地区，从而对党项的地位构成了威胁。８４０ 年以后，边
疆马匹贸易道路向西迁移，途经灵州，这样一来，党项与回鹘在河西贸易的
问题上又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居住在灵州路沿线的党项部落胁迫唐朝使
节，掠夺回鹘商队，然后将战利品卖给其他的部落。对于唐廷来说，灵州向
来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这里又是唐朝采购马匹的首选之地，所以党项掠
夺活动的后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军队来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
９ 世纪末年，唐朝统治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形势使西夏党项的
野心大大膨胀。当 ８７５ 年黄巢起义爆发之后，唐朝北方与河西的联系就中断
了。早在 ８７３ 年，夏州资深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就已经占领了宥州（静边以
东，在今陕西），并自称刺史。８８０ 年末，当黄巢攻陷长安时，拓跋思恭率
领新集结的汉－党项羌军队帮助效忠唐朝的武装，将起义军赶出了长安。８８１
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绥、银节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义者），
不久以后，就由代理转为正式节度使。８８２ 年，拓跋思恭管辖的地区改名为
定难军，这一地区包括了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后来又包括了静边，到
① 关于 9、10 世纪甘州回鹘和河西的状况，见＇172＇J。 R。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鹘》；＇381＇伊丽莎
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355—362 页；森安
孝夫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见＇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
了五代时，静边就成了静州。①
此后，拓跋思恭在其对手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的领导之下，继续支持唐
朝的统一活动。当黄巢在 ８８３ 年被击败之后，唐廷授予了这位党项将军几个
阶位更高的职衔，并赐予唐朝国姓李，封夏国公。
党项与沙陀最早相遇是在 ８４７ 年，当时吐蕃、党项与回鹘大肆劫掠河西，
唐廷在盐州发动了一场讨伐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后改
名李国昌）受命担任前锋。后来，朱邪赤心因在镇压庞勋起义的过程中起了
重要的作用，在 ８６９ 年接受了唐朝赏赐的国姓。在此后的 １０ 年里，他不断对
缘边地区的部落发动战争，从而巩固了自己在振武（位于夏州东北）的地位。
朱邪赤心至少在 ８７８ 年曾袭击过党项人。党项与沙陀相持的局面最后是由于
党项原来的盟友吐谷浑的介入而被打破的。到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时，沙陀
终于击溃了吐谷浑，将其统治权扩大到了整个山西北部地区。②
与此同时，拓跋氏在唐朝的庇护之下，小心翼翼地扩充在鄂尔多斯地区
的势力，以避免与沙陀之间的不必要的对抗，或者对李克用手下强大的沙陀
部人表示出不必要的恭顺。８９５ 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了，他的弟弟拓跋思
谏继承了思恭的指挥权和其他的头衔。拓跋思恭的另外两个弟弟后来也担任
了节度使职务，但是第二个弟弟投降了西川节度使王建，而王建在 ９０７ 年建
立了前蜀政权。在多年苦心经营的基础上，拓跋思恭和他的追随者离开了鄂
尔多斯地区，返回了与党项故地相邻的地区。①
① ＇571＇《新唐书》，卷 221 上，第 621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79—84 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88 页。
五代时期的党项
在唐末争夺中国北方统治权的斗争中，朱温是一个强有力争夺者。９０７
年朱温后梁政权（９０７—９２３ 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灭亡。李克用仍
然是山西北部的强大的独立政权的统治者，９０５ 年，他与契丹结成联盟，这
样就使夏州直接与东方敌对的邻人对抗。客观形势迫使党项人必然与后梁乃
至一切与沙陀－契丹轴心相对立的势力结成联盟。
拓跋思谏死于 ９０８ 年，继承权落入了他的养子，拓跋思恭的孙子李彝昌
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军队发动的一次兵变，拓跋思恭家族大
权旁落，继承权转由以李仁福为首的旁枝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
先曾担任过夏州军队的普通将领，他是被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将领们推举出
来担任节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凤翔、河西节度使李茂贞和
李存勗联军的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来一支后梁的援军赶来解了围，李仁福
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阶。９２２ 年，李仁福向洛阳输送了 ５００ 匹马，此举可能
就是对后梁帮助他抗击沙陀的回报。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儿子，正是他创建了
后唐政权（９２３—９３７ 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内，是一个强大的独立政权。
在这一时期，辽朝的建立者阿保机发动战争，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边疆
地区的部落归附，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党项部落。尽管有些党项部落
开始向辽廷称臣纳贡，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夏州节度使与辽朝间在这
时有了正式接触。李克用早年与阿保机建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 ９２３ 年。这
时，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为中国北部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权。面
对契丹日益增长的威胁，党项首领李仁福不得已承认了新的后唐政权，以换
取后唐对自己地位的认可，并接受了后唐册封的更多封号，至 ９２４ 年，李仁
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①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沙陀与党项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但是沙陀人还是
怀疑李仁福与契丹之间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联盟，而怀疑的根据显然只是捕风
捉影的谣传。正因为如此，在 ９３３ 年李仁福去世时，后唐朝廷就转而试图要
由自己来直接统治夏州地区。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原来继任了夏州定难军节
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军节度，而由原来担任彰武节度的粟特
人安从进取代李彝超，任定难军（夏州）节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虑，这样
一种调换必定会严重威胁到党项人的利益，从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
言“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安从进在 ５ 万兵士的护送下赴任，兵士
们包围了壁垒森严的夏州城。党项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联盟的
支持，这些部落将邻近的农村抢夺殆尽，切断了围攻者的供给线。相持了三
个多月之后，后唐军队终于还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阳后唐朝廷上书谢
罪，并正式被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为了表示谢意，李彝超向后唐献马 ５０
匹。①夏州继续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党项人的财富当然主要是来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马匹，尤其是党项
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
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
① ＇568＇《旧五代史》，卷 132，第 1746—1749 页；＇572＇《新五代史》，卷 40，第 436—437 页；＇356＇冈崎
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135—140 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141—155 页。
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五代的有关记载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９２６
—９３３ 年在位）面临的这种窘境。在洛阳的马匹贸易者中，回鹘和党项人扮
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项人以醉后联袂歌舞来回报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
尔多斯地区的轶闻趣事来取悦沙陀君主。９２９ 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马匹
贸易转由榷场交易，禁止外国商人前来京都。但是这个计划显然是遭到了失
败，在禁令颁布之后，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局面。②
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仍然
是以劫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９３２ 年，党项部落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
后唐邠州（陕西彬县）刺史药彦稠率领军队惩罚了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
９３３ 年，当安从进前往夏州赴任时，药彦稠也率领一支军队相随。很可能就
是因为后唐统治者惧怕党项与契丹通谋侵袭灵州附近地区，才在 ９３３ 年萌发
了从夏州赶走李（拓跋）氏的想法。９３３ 年战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独立于
后唐之外。在鄂尔多斯地区那些劫掠成性、仇杀成风的部落中，夏州党项的
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国北部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央政权和东北地区迅速崛
起的契丹国等更强大的政权之外，夏州党项显然也非常想扩大自身对于鄂尔
多斯地区诸部落的影响。
李彝超死于 ９３５ 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资料说是他的哥哥）彝殷
（因为与宋朝开国君主的庙讳相犯，后来改为彝兴）。直到 ９６７ 年去世为止，
李彝殷统治夏州长达 ３２ 年。现存资料表明，就未来出现的西夏的发展，以及
汉－党项关系而言，在李彝殷长期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
９４３ 年，因李氏统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战乱。李彝殷的
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密谋推翻他的哥哥。阴谋败漏之后，李彝敏与其同盟
者（包括一个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绥州以南 ３４０ 里，这时属后晋（９３６
—９４６ 年）控制。后晋朝廷答应了夏州首领提出的送回叛乱者的请求，命令
延州官员将李彝敏的同党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处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员
有二百多人与这次阴谋活动有牵连，结果在党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
洗。李彝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从宥州调往绥州，以替代李彝敏的
位置。此后不久，这一地区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杀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
后汉（９４７—９５０ 年）管辖的地区。９４８ 年，李彝殷请求后汉朝廷允许他越界
惩罚■母部，但是被后汉拒绝。①对于这次战乱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
的原委，史书中都阙而不载。
几年之后，庆州以北的野鸡族在 ９５２—９５３ 年聚众起义，反抗庆州刺史的
掠夺。朝廷本来想以招抚的方式平息起义，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
反而使起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同以往一样，战争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那
些相对比较富足的部落。与中国北方饱经战争蹂躏的定居乡镇相比，这些部
落显然有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