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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心殿后殿五间，与前殿之间有穿堂连通，形成“工”字形平面。皇帝在前殿办公，只要通过宝座后的左、右门就可回到寝宫。除被召的后妃和随侍外，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寝宫。
寝宫正间和西间是皇帝休憩的地方，沿西墙设木座床，也称宝座床。床上铺织锦缎坐褥、迎手、靠背垫。东、西稍间分别设有寝床，是皇帝的卧室。皇帝的寝床宽二百厘米、长三百五十厘米，是典型的东北大炕。寝床前安装镶玻璃镜炕罩，床上铺着大红毡，明黄毯，这些都是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特殊物件。寝床冬用绣花的丝绸夹帐、夏用纱罗帐。帐内挂有装香料的荷包和香囊，既散发香味净化空气，又是华丽的装饰品。寝床上被、褥、枕头、炕单都是锦缎丝绣，色彩艳丽。皇帝寝宫内冬暖夏凉，冬天铺毡毯、置炭盆和“地龙”取暖。地龙在室内地面的表层砖下，人工搭成弯曲错落的烟道，连接室外屋檐下烧柴的大坑。坑内烧火，热气通过烟道遍及地面，足以驱寒。到了夏季院子里搭芦席凉棚，既遮阳又通风，十分宜人。
皇帝的寝床称“龙床”，养心殿寝宫有两张龙床，比明嘉靖皇帝的一个寝宫上上下下二十七张床已不算多。原来在养心殿后殿的东、西两侧设有后妃临时居住的围房。东间宫室匾额“体顺堂”，西五间宫室额“燕喜堂”。两堂的东西两侧亦与东西围房相接，并在相接处的后墙辟吉祥、如意二门，妃嫔们来往于西六宫之间甚为方便。养心殿围房把养心殿紧紧地围在中央，形成院中有院的格局，便于皇帝“朝”与“寝”的需要。平时皇帝不能在后、妃宫内过夜。若皇帝需要哪位后、妃陪侍，由敬事房总管在皇帝晚膳时侍候翻牌（一种竹制的签牌，一寸宽、一尺长。上段染绿色，下段满涂白粉，书写后、妃的姓名）而定。被召幸的后妃当天晚上不再回自己的宫室，也不能整夜与皇帝共寝，只能在养心殿后殿的东西围房和周围群房入寝。
清代皇帝的衣、食、住奢侈豪华，但是，都是在种种规定和制度的约束之中。没有自由，没有家庭的温暖。这些是皇帝不可违反的，也是民间常人无法了解的。
第四部分
第62节 痘情报告—天花
天花，中医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１１６０年）木乃伊上曾出现天花病菌。在中国，晋朝时就已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虎色变。实际上，清朝时期，天花曾多次泛滥，为害生灵。清史上多起清宫疑案也与它有关。由于事涉宫闱，官方忌讳，致令众多相关内幕档案长期锁藏深宫，鲜为外人所知。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清宫秘档，阅读一下那些已被尘封的历史疑案种种细节。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１６６１年２月５日）新年还没结束，未满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死于养心殿。顺治之死，被称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围绕着他的死因，有种种传说与猜测。民间盛传着少年天子为情所困，跑到五台山剃发出家的传说，但清宫档案告诉我们：顺治皇帝死于天花。
崇德七年（１６４３）九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逝。在经历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宫廷权利斗争后，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出人意料地继承了帝位，即顺治皇帝。不久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入主北京。顺治皇帝成为大清王朝入关后第一位天子。
六岁登基的顺治皇帝是位忧郁敏感的少年天子。继位后，他始终置身于政治危机及情感挫折的漩涡中，承受着同龄人想象不到的磨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傀儡皇帝的尴尬境地，忍受着“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跋扈与专权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宫廷危机的困扰；另一方面他性格内向，体质孱弱，情绪不稳定，不得不时时提防疾病的袭击。尤其“避痘”一事，曾经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避痘”一事，早在清入关前太祖、太宗时期就已风行。１７世纪以来，一场大规模的天花疫情席卷亚欧大陆，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当时中国北方是天花的重灾区之一。这一时期，恰逢清政权在中国北方关外骤然崛起。
据《满洲实录》记载。清政权第一次遭遇天花，发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三年（１６１８）。这年九月，努尔哈赤起兵四万征讨另一个强敌部落——蒙古叶赫，曾挥兵直入发生“痘疫”的乌苏城，收降三百户。
到了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天花更加猖獗流行。“避痘”一词开始在官方史书上频繁出现。史书记载，天花流行时，身为君王的皇太极不得不常常离开宫中，出外避痘。盛京城外的长宁寺（现沈阳市内，后被毁）一度曾是皇家避痘的重要场所。除了躲在深宫不出，皇太极还常以打猎的名义，带上眷属粮食，跑到叶赫大山里去“避痘”。《东华录》记载：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六月，大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玛病逝。当时天花流行，皇太极正在“避痘”，没有前往临丧。之后，皇太极甚感过意不去，欲由避痘所前往代善住处慰问。代善连忙叫人阻止，说：“圣躬犹未出痘不宜来。”皇太极却执意前往，最终协商结果，两个人跑到十里以外人烟稀少没有痘疫传染源的荒郊野外，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君臣会面。
清初的天花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威胁皇室，而且在社会上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及社会恐慌，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当时满洲八旗官兵也遭受到天花的严重威胁。由于他们才从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间进入温暖的关内，体质的差异及对气候的不适，似乎更容易被天花感染。许多人没有死于疆场，竟死于天花。比如名将多铎，为努尔哈赤第十五子，骁勇善战。入关后下江南，擒史可法，制造过骇人听闻的“扬州屠城”等事件。顺治六年（１６４９），他死于天花，年方三十六岁。
《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四月，清朝军队准备入关，大军出发在即。肃亲王（豪格）心惊胆战地对另一位将军说：“我未经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致我于死地乎？”
天花流行，造成清初人丁大量死亡，直接影响了清朝初年八旗人丁繁衍的数量与质量。从档案记载来看，当时八旗的生育率是非常高的，但婴儿的死亡率也高得惊人。比如顺治皇帝，生有八子六女，八岁前死亡者为皇子四人，皇女五人，超过半数以上。造成婴幼儿大量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则为主要病因。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四月八日曾有一道谕旨指出：“看来满洲、蒙古等艰于子息者，大都为出痘所殇”。
八旗以外的广大百姓境遇更为悲惨。当时来华的西洋传教士Ｄｙｅｒ．Ｂａｌｌ在给教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在山西疫区看到的情形，说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感染者只能面临死亡。
其实早在未入关前，清朝统治者们就已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民间防痘法令，各旗设有专门“查痘者”，负责贯彻实施。一旦发现出痘之人，立即发往远处隔离。皇太极时，最初定为百里之外。后来虑其太远，改为六十里外，顺治入关后，又改为四十里、二十里外。《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１６６５），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在一份奏章中提到：由于凡民间有出痘的人，立即迁出城外四十里进行隔离，以防传染蔓延。当时甚至一些感冒发烧、风疹疥疮等症状与天花相似的患者，也被一刀切地迁出城外。“贫苦小民移居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
第四部分
第63节 避痘的遵化山
清初，在人口户籍管理方面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管理办法，居民分为“熟身”与“生身”。“熟身”是指出过天花或经历过天花的人；“生身”就是没有出过天花或被怀疑有可能携带病源的人。政府规定：一旦发生疫情预报，“生身”皆不准留在城中。
蒙古各部落一向被清朝视为最可依赖的力量，早在入关前，和睦蒙古已定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清太宗皇太极立下规矩，每年蒙古各部落首领都要入朝觐见皇帝。即使在天花流行时期，太宗也坚持执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天聪九年（１６３５），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农济等入盛京元旦朝贺，大汗皇太极欲亲往送行，土谢图济农等极力劝止，说：“汗若亲送，其礼我等实不敢受，况汗尚未出痘，汗住所附近有痘疾，可畏！请汗勿亲送。”最后皇太极还是象征性地率诸贝勒大臣出北门，送客人们到演武场而回。到了顺治皇帝，由于畏惧天花传染，竟然破坏祖制，不再接见“生身”身份的蒙古王公。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三年（１６４６）蒙古喀尔喀杞萨克图汗岱青哈谈巴图鲁青台吉等来朝，按照惯例“本由皇上赐宴，然因有痘疹事，故迎至礼部”，设宴招待。有人统计，因为惧怕天花传染，顺治皇帝从亲政第八个年头起，竟然连续六年没有接见前来朝见的蒙古王公。
顺治皇帝对天花的畏惧，超过乃父。《世祖实录》记载，除了宫中避痘，在天花盛行时，“上避痘南苑”。更为严重的是，为了避痘，顺治皇帝甚至会停朝。顺治八年（１６５１）京城天花大爆发，是年十二月，顺治皇帝下谕：
“近日痘疹甚多，朕避处净地。凡满汉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内而赴各该衙门，外而赴各该地方官千理。此时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违旨奏告者，按律治罪。”
据史载，谕旨下发时，顺治才从外地回京。此前，他一直“携太后、皇后行猎”于遵化（今河北遵化）一带的山中。十月出发，十二月才“回銮”。这是一次奇特的出宫行猎活动。皇帝行猎通常在秋天举行，冬季行猎闻所未闻。显然行猎不过是少年天子的一个堂皇的托词。鉴于当时京中天花大流行，皇帝是在避痘。一代天子，竟为天花所迫，不得不将自己放逐于北方的寒山冻水之间。
顺治皇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但命运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底，京城已在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春到来。这时从宫中传出了消息，顺治皇帝染上了天花。为此清廷上下做了最大的努力，最好的御医被召到了养心殿；为了祈祝皇上平安度过大难，宫中供奉了痘神娘娘，民间传统的为过春节所挂的春联、已贴的门神、张挂的彩灯全部被撤下；同时谕令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颁诏大赦天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顺治皇帝还是被天花夺去了生命。
顺治死后，被埋在了生前曾避痘的遵化山中，后来这里成了清代皇帝的重要陵寝之一，即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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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 防天花康熙措施最得力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初九日，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