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亲自批示的，自然是沾了圣泽，北京高院也就顺水推舟，默认了山西高院的释放裁定。
问题在于临汾监狱提出释放聂绀弩的报告之时，并不知道政治形势将会怎样变化，当时也并不知道周颖的申诉转至何处，哪位中央领导作出了批示。释放聂绀弩确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聂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是“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清楚，那就是百分之百的“阶级敌人”。如此现行重犯，竟然混进了宽大释放的名单，竟然在原判机关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提前释放，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山西司法机关难辞其咎，所牵涉当事者也难脱干系，会被定为“反革命”连坐之罪吧。
获罪却因直如弦。
追本溯源，我们再来看看聂绀弩案的审讯和判决情节。这绝非笔者有意玩弄什么文学技巧。其实，我在查阅聂绀弩档案之初，仅仅是为澄清核实有关他如何获释的一些扑朔情节，并没有想到要写更多的东西。为聂公出狱而奔走的朱静芳女士，与我既是同仁，也是文友，由于她的事迹引起我查寻聂的档案，《解开聂绀弩出狱之谜》也就成了我写聂的第一篇文字，所以放在了前面。至于档案中竟会有那么多的珍贵资料发现，全然出乎意料。而且，档案材料种种，并非在一处存放，后面的内容，都是边查找，边发现，边整理，陆续写出的。
当我翻阅着那一页页原始材料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因为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记载，而这段杳无人知的历史几乎要永远地埋没了。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份档案资料的珍贵价值，那种兴奋的感觉，几乎像考古学家无意间掘出了一座古墓一样，如果不被发现，很难说它还要沉埋到何年何月，甚至永远消逝。
“文革”中判处
“现行反革命”之类的案件，判决书的表述一般是很简短很含混的，有些完全是扣“帽子”、打“棍子”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在那些简单的几句判词背后，往往会隐匿着一串荒诞的故事。
司法机关的档案，有正卷与副卷之分。正式定罪判刑的审判笔录和证据材料，存在正卷中；另一些材料，包括没有作为正式证据使用的原始材料，司法机关的内部报告和领导人批示等等，存在副卷中。此外，往往还有一批被认为与案件本身无关，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收入卷宗的材料。副卷是比正卷更加保密的部分。不入卷的材料中，往往也有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却很容易被销毁和散失。现在，我们首先从聂绀弩诉讼档案的正卷入手，然后逐渐触及副卷中那些已经解密的材料，进而搜寻一些几乎散失的其他材料。这样做就仿佛考古发掘，把那些珍贵之物一件一件地逐渐清理出来。
聂绀弩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呢？是怎样的罪状，竟至于被判处了这种仅仅低于死刑的无期徒刑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的判决书是这样陈述的：
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男，71岁，湖北京山县人，破落地主出身，自由职业者成分。原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员，住本市西直门内半壁街35号。1957年定为“右派”分子，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1967年1月25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
聂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
经审理，上述罪行证据确凿。
聂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屡教不改，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实属严重，应予严惩。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及第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聂绀弩的判决书中，实际给他定罪的是两条：一是“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胡风、丁玲等鸣冤叫屈。第一条是言论之罪，第二条是写诗之罪。5555
“言论罪”的要害是“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1967年1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权的高潮阶段。夺权风暴首先从上海开始，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并发出了全面夺权的号召，如火如荼的夺权风潮迅猛席卷全国。与此同时，由于夺权引起的派性斗争导致形势复杂化。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第二条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文革”中作为“左派”出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说：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所以，就有因为把“毛”字倒过来写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
《公安六条》正式行文是1967年1月13日，聂绀弩逮捕日期是1967年1月25日，仅相距12天，显而易见，正是根据《公安六条》的第二条，聂绀弩以有“攻击诬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被捕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亦即“毛主席司令部”，除毛主席本人，还有林彪、江青等都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聂绀弩是怎样“污蔑”这个司令部的呢？由审讯笔录可以大略得知其内容。
1972年12月3日
审理公安局控告反革命犯聂绀弩一案
开庭时间：10时0分
开庭地址：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看守所
受审被告人姓名：聂绀弩
性别：男
年龄：71岁，1903年1月28日出生，属相虎
家庭出身：破落地主（城市平民）
本人成分：自由职业
民族：汉
宗教信仰：无
籍贯：湖北省京山县
住址：西直门内前半壁街35号
文化程度：大学
工作机关、职务、级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行政13级，原9级
参加过什么党派团体：1923年参加国民党
曾在何时何地受过审判和法律处分：1957年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
家庭成员：妻 周颖，退休，原全国政协委员；女 聂海燕，歌舞剧院工作
问：你何时到公安局？
答：1967年6月25日。
问：为什么？
答：犯了罪。
问：哪方面？
答：主要是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被划为“右派”不满意，主要是对机关领导不满意就表现出来，对毛主席也有伤害的地方。
问：以什么形式表现的？
答：我做了些旧诗，诗中包含了对毛主席不敬重的地方，在下放到北大荒时我歌颂劳动，同时说明这么多劳动好的人都划为“右派”，认为毛主席有不民主的地方。
问：（出示证据）是你写的吧？
答：是。
问：为什么写这些？
答：我以前并不会做诗，情绪坏了就开始学做诗，对个人不自由不满意，有时候就用诗表现出来。
问：你接触的人有哪些？
答：就二三人，都是右派，有吴祖光，黄苗子，感到这些人懂得我的心情，说得到一起。还有陈迩冬，师大的钟敬文，还有戴浩……
问：接触中散布了什么观点？
答：在“文革”初期自己不懂得，不理解，认为毛主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说过划右派，等于在人的脸上刻了字。
问：用历史人物比喻过吗？
答：说过如《水浒》上（林冲）的面上刻字一样。
问：对党的民主怎么看法？
答：把刘（少奇）和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说成是反革命，不理解，我们这些人都认为毛主席站在党之上，不民主。
问：对毛主席还有哪些看法？
答：我对毛主席有埋怨的地方，认为毛主席不民主，没有为我申冤，但同时也认为毛主席很伟大，领导这么大的国家。
问：你对毛主席身体说过什么？
答：听别人说过。说江青的话，也是听别人讲的。
问：你用讲历史攻击过现实吗？
答：我讲过唐太宗肚量非常大，这不是什么好意思，也没有攻击毛主席的意思。
问：你讲过《聊斋》故事吗？借以讽刺现实。
答：我研究过《聊斋》，我是搞古典小说的，谈论过，没有进行攻击。
问：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以前你交代的材料有没有要补充的？
答：都是事实。
问：对你的问题怎么认识？
答：自己有反动思想，我对毛主席是犯了罪的，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过去有意见，现在认识到不是他们，主要是我走向了反动。我现在的精神面貌与在北京关押时不一样了，因为想通了，所以精神也好了。
问：（政治教育）判你刑有什么说的？
答：没什么说的，我的罪都是事实。
这个审讯，是非常简短的。大概是因为案子是由北京市法院审的，人却关押在山西稷山县，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办案人员跋涉而来，实属不易；而且，这个“现行反革命”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无须更多审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文革”中曾经“砸烂公检法”，取消了法院、检察院，到1972年才恢复法院。这次对聂绀弩的审讯时，法院刚刚恢复不久，由公安局直接向法院起诉，程序是极简单化的。问曰“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答曰“是事实”，这就够了，按照公安机关侦查预审的材料就可以直接定案了。
公安机关向法院提供了什么样的材料呢？下面是聂绀弩在公安局预审时的部分口供的摘抄。
1967年2月18日预审口供：
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
1967年5月17日预审口供：
我是1962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
1967年7月13日预审口供：
在我划“右派”以前对毛主席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总觉得自己不“右”，对划为“右派”想不通。我在文艺界对周扬、王任叔有看法，但我怀疑毛主席领导的这次运动是否正确，我怀疑毛主席是不是搞个人崇拜。是毛主席在搞个人崇拜，不是别人在搞，我没有材料根据，我认为他偏重于搞个人崇拜。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从我个人的遭遇而想到的。
我们一次运动把一些人划到圈外去，一次运动把另一些人划到圈外去，这样圈子越来越小。
圈子越来越小的实质，我没有研究过，如果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我认为是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