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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抗战期间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在1947 年时他们的中间立场和中立性言论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国民党在大力推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也严厉地抨击了“‘第三者’的骑墙论调”。1947 年7 月5 日的《和平日报》上说：“今天，汉贼不两立，顺逆已判然，这其间，决无‘中立’可言，更无‘调和’可能，不爱国，即叛国，不为志士，即为汉奸，无所谓‘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内乱，间接防御外患的救国工作，是为保障民主宪政实施的先决要务，谁要假藉‘民主’烟幕，诬政府的戡乱为‘内战’，谁要怀着‘夸父死权’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骑墙论调，都是‘汉奸’的动机与行为，应为全民所共弃。不从贼便杀贼，只问是非顺逆，没有瞻顾徘徊，玩弄花枪的余地。”②7 月21 日的《中央日报》上说：“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国家”。“那些自外于国家的人们，往往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呼吁停止‘内战’，以为只有停止‘内战’，国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实，这是抗战期间汉奸理论的重演”。又说：“此时假如国内有自命中立反对戡乱剿匪的人，那这人① 按：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是指“和平建设”。
① 程桯：《从民主政治的条件说到来日和谈》，《时与文》第1 卷第5 期，1947 年4 月11 日出版。② 《有共匪无中国、剿共匪救中国》，《和平日报》1947 年7 月5 日。就纵令不是国际盗匪的第五纵队，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国家游离分子，如果是第五纵队，我们固必须深切了解姑息养奸的非计，予以适当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国家的分子，我们也应该剥夺其为一国民的权利。”①在国民党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它是不能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此后不久，它就下令取缔了民主同盟。
中国共产党和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对此时的中间路线一直持否定抨击态度，历史事实早为史学界所熟悉，不必多说。这里只说两点：其一，1947 年7 月14 日新华社社论中还提到“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在10 月10 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则改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二，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后，1947 年11 月6 日新华社发表一篇时评，它说民盟应该得到教训，放弃对美蒋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③。这两条是说中共不允许中间政治路线存在了。
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压力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政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
① 《汉奸理论的重演》，《中央日报》1947 年7 月21 日。
② 新华社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日报》1947 年7 月16 日。
③ 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报》1947 年11 月7 日。
第十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一节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经过两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 万人，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大为提高。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炮兵和工兵，并且掌握了攻坚战术；已经组成了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5 支强大的野战部队。在两年作战中，蒋军被歼260 余万人，总兵力下降到365 万人，其中正规军198 万人。蒋军虽然精锐尚存，仍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战略上已被解放军分割为6 个孤立的集团，即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北、山西这几个军事集团。这种力量对比和军事态势表明，解放军同蒋军进行战略决战是可能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综观战争全局，正确地判断形势，果断地作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定。
由于战局的发展日益不利，蒋介石集团也在谋求军事上的出路。1948 年初，蒋军内部议论过东北撤守问题，但悬而未决。八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决定实行“重点防御”，对东北决定“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正在蒋介石集团举棋不定的时候，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了。1948 年9 月12 日至11 月2 日，林彪、罗荣桓所部东北野战军70 万人进行了辽沈战役。1948 年11 月6 日至1949 年1 月10 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及军区部队60余万人进行了淮海战役。1948 年11 月29 日至1949 年1 月31 日，东北野战军80 万人和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共同进行了平津战役。总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 个月零19 天，共歼敌154 万余人。整个东北完全解放，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等几个孤立据点以外，都解放了。国民党反动集团被彻底打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和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在政治上走到绝路同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也陷入总崩溃的境地。自抗战后期以来国统区经济的衰败就日益加紧，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大量的军费开支已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到了不堪负担的程度。1948 年财政赤字达到900 亿元。以这年6 月为例，收入仅为支出的5％。为了弥补赤字，只有大量发行纸币。法币发行额至1948 年8 月已达6636900 余亿元，比1937 年6 月增发了47 万多倍。法币与美元的比价，1月为178000 元比1 元，8 月为11088000 元比1 元。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飞涨，以米价为例，上海每市担白米，1 月为150 万元，8 月为6500 万元。法币的价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美货倾销、官僚资本吞并和繁重的捐税，民族工商业纷纷停产或倒闭。1948 年上海3000 多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正常的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都无法维持。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经济的崩溃，1948 年8 月19 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办法。办法的要点是：（1）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元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300 万元折合金元券1 元的比价收兑法币。（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过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 年8 月9 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这就是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国民政府在全国设上海、广州、天津等管理区，派蒋经国、宋子文、张厉生为上述三地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或副督导员。为了推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反动政府派出大批特务、警察，设立特种刑事法庭，采取逮捕和枪毙等野蛮手段，压迫人民就范。这实际上是对各阶层人民进行大掠夺、大洗劫。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暴力劫持工商业者所造成的“平价”局面，是维持不住的。从10 月初开始，抢购风潮很快普及到国统区各大城市。“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再也推行不下去了。11 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限价”，宣布金元券大量贬值，撤销金元券发行20 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元券大量印发，飞快地贬值，1949 年4月15 日一天之内贬值40％。金元券也成了废纸。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以1948 年8 月物价总指数为准，11 月上涨25 倍，12 月上涨35 倍，1949 年1月上涨128 倍。国民政府用金元券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完全破产。经济的总崩溃促进了国民政府的灭亡。但国民党掠夺了大量金银外币运往台湾。
时局发展到1948 年下半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救。这时，美国迫使蒋介石辞职、支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公开化了。在美国和桂系的压迫下，蒋于1949 年元旦，发表了一个表示要“和谈”与“引退”的文告。他声称愿意同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法统宪法和军队为条件。如果和平实现，他可以“引退”。这个和谈建议遭到共产党的严厉拒绝。1 月21 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做借口，前往奉化溪口，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即电邀李济深等共同策动和平运动，并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并指挥着军队与特务系统。国民党中宣部曾发指示反对和谈。3 月8日孙科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3 月24 日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斐）组成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团与中共谈判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力求“就地停战”和与中共以同等名额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实现“划江而治”和“体面的和平”。中共没有同意和谈条件。3 月26 日，中共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4 月1 日双方开始谈判。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对战犯问题、国民党军队官兵、政府工作人员，都做了宽大处理。对其他问题也做了适当的解决。上述协定，中共代表宣布以4 月20 日为最后签字日期。但是李、何拒绝在协定上签字。4 月21 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
1949 年春是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49 年3 月5 日至13 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最后摧毁国民党统治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安排、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基本政策、胜利后党的思想建设等重大问题。全会指出，过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