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神学(章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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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章力生)-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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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致力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造,国计民生的改善

    此派认为「衣食足,知荣辱;仓凛实,知礼节。」以民生之康乐,衣食之均足,乃社会生活和谐之基因。殊不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太四4)。物质生活的进步,不能解决人类精神道德的问题。据专家统计,自纪元前五○○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战争之发生,乃在物阜民富之国家;而自一八○○至一九一四年,欧洲社会经济改善进步,远胜往昔;其国民之生活程度,且提高百分之二至五,而却发生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二十世纪,科工之进步,人类物质生活水准之提高,允称空前,史无前例;惟革命政变,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兴,世界人类,反无宁日;而盗窃、自杀、神经失常、精神痛苦,情况严重,更为空前。最可注意者,欧美物质文明为最进步,而自杀率反较落后国家为特高;美国平均每二分半钟有一人企图自杀。日本国民经济在亚洲为最繁荣,而其自杀率亦为最高!是可证经济改进,亦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四、为致力于政治的改革

    自法国卢梭倡「民约论」,民主自由,几成天经地义。惟是:「人民权力,苟无限制,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人类行施其权力,不可漫无限制。只有上帝方是无所不能,因为只有他的智慧公义,才能和其权能,互相平冲。」准斯而论,民主自由,如果脱离上帝,乃是非常危险的,并非国家之福。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如再予以极端的自由,势同与虎添翼,任其放纵私欲!例如现在美国人民,离弃圣道,放任自由,人心陷溺,学风窳败,少年犯罪,情势严重,即其明征。且稽诸往史,各国政制,无论其为君主,抑为民主,仅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根本无关宏诣。查上述纪元前五○○至一九二五年间,战祸频繁,其在民主国家和君主国家,初无轩轾。在比较民主的国家,如希腊、如英、如荷,平均每五·四年,七·九年,八·一年,十二·一年,有一次战乱。而在君主国,如罗马、如拜占廷、如德奥、如俄国、如西班牙,则平均每七·五年,六·一年,五·九年,五·八年有一次战乱,可见任何政制,都不能安邦定国,臻于洽平。是又可证政治改革,也终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因此,社会学家苏鲁根氏(P。A。Sorokin)认为人类今日之危机,其症结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乃在科学、哲学、伦理、宗教……彼此无谓的冲突。苏氏认为任何人为的制度,都没有绝对的价值,只有超越向上,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先求荣耀上帝,人类一切冲突,才能归于冰释。因此他强调理想社会的建设,不能枝枝节节,仅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作俘表的粉饰,而当从根本上求

    价值观念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精神代替物欲,以上帝代替物质;这才是使神

    人和好,使国家社会和平康乐之基本要道。他又以史实证明,一切战争,从未止制战争;而一切革命改造运动,也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人类一切改造社会之企图,结果只是心劳日拙。因此苏氏主张,唯一有效的消弭人类社会灾祸之道,厥为求一切宗教、道德、科学、哲学价值之合于至道。易言之,一切都应以天国崇高的道德价值为基准为指标;否则一切政治社会的更张与革命,非仅无益,且反有害,适足为魔鬼利用,成为人类毁灭的厉阶。苏氏并指出这个唯一有效的消弭社会祸乱之道,二千年前主耶稣早已晓谕,便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人类如果离弃了天国的道理,则人类命运,只见灾祸危机,相逼而来;痛苦烦恼,永难自拔。综氏所论,近代社会的根本病症,乃在低级的感官文化之发展,脱离了天国的理想;挽救之道,唯在求一切文化道德的价值与天国的大道相合一。苏氏之说,如用我国的成语来表达,可说是一种「天人合一」论。他的道德,自比一般世俗学者为高明,因此辄被他们所讥嘲,吾人对于这一位学者的苦心,自深表同情,今春作者面晤苏氏,亦相与谈及斯义。惟尤有进者,倘苏氏于天国的奥秘,福音的真理,能作更亲切的阐扬,他的「天人合一」论,庶不致有我国儒家和一般「自救论」(Auto一Soterism)学者的缺陷。

    叁宗教救治的虚幻

    史家汤恩倍氏(ArnoldTovnbee)本其研究人类六千年史实的结论,认为一切人为的救世法,一切刀剑救世主,运用「时间机器」的复古或革新的救世主,乃至圣哲君王的救世主,均归失败。秦皇、汉武、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均为刀剑救世主失败之先例。而复古革命,推翻现状,势必诉诸武力,则仍复蹈刀剑救世主的覆辙。即圣哲君王,亦非完人。盖哲学思想,初非真理;人类智慧,难免无失;入主出奴,今是昨非,终难止于至善。故氏以为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军事、政治、非科学技术、非经济物质,而乃在宗教。人类之盼望,乃在宗教之复兴;且预言人类宗教大复兴时期,即将来临。汤氏此论,较诸世俗学者,可谓空谷足音,不同凡响。惜其于基督的位格无正确的认识,以是昧于基督圣道独一至尊之特性,从而妄想扬弃基督教之基要信仰;主张取长补短,与东方异教合流会通。质言之,汤氏以为道乃并行而不悖,他所谓人类盼望所寄之宗教大复兴,乃为诸教之合一。此种思想,似是而非,最足惑世,不能不辨。盖真正宗教,非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西二8),而乃为上帝特殊的启示,完全的救法,绝对不容人力,加以扬弃增损也(参看启二二18一19)。此义须待专书,暂难详论;兹仅就儒释道三教之缺陷,略述一二。

    我国儒家哲学,颇有一套崇高的理想;要想建立一个「止于至善」的,「书同文,行同伦」的乌托邦。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可逐渐进步,从「据乱世」到「升平世」,从「小康」到「大同」。他们以诚意、正心、修身为起点;认为只要尽其在我,完成自我,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便能由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所谓登高自卑,行远自迩;这乃是一种平易可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他们这种想法,乃是建立在「人性本善」之假设上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明焉;目之于色也,有同善焉。至于心,独无所同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又曰:「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连之掌上。」孔子也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儒家这一套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两千多年来,士大夫都奉为圭臬。他们深信人性乃天然趋善,只要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便不难止于至善,完成治平之业,实现大同理想。殊不知人类从始祖犯罪以后;「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七18)诚如他们自己说:「小人闭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抢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并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朱子》注)此实他们自承人之为善,毫无能力;而又证明孟子「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蒙之悦我口」,「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之说,并不符合事实。故荀子便一反孟子之说,认为人类所以需要礼教伦常,严刑峻法,正足以证明人性非善而实邪恶。而数千年来,中国儒家所向往的「知行合一」、「天人合德」的境界,始终成为纸上的空谈,空中的楼阁;即儒家学者,亦不得不叹为「圣人的悲剧」。是足见儒家之说,实仅一种虚骄的幻想,殊不足谋人类社会的救治。此则老子早已对孔子面加指责矣。

    佛家认为宇宙万象,不外是「情器世间」种种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交织相感的因果作用,其本性乃是一个真如法界。他们相信: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梁静寂;宇宙万象,既虚幻无常;人类生活,亦仅为宇宙幻想之一种;而我之为我,则更是一种幻觉。因此,他们认为人心乃有二门,一真一妄,真心虚静,悉具佛性;妄心邪恶,较诸毒蛇猛兽,尤为可怕。而有情众生,无明不灭;由于先天的孽缘,后天的障蔽,迷于妄心,不识真我,以是不离生死烦恼的痛苦。照他们的分析,三界因果,包括十二因缘:过去二因,为「无明」与「行」;现在五果,为「识」、「名色」、「六入」、「触」、「受」;现在三因是为「爱」、「取」、「有」;未来二果,为「生」与「老死」。过去二因,与现在三因,共计五支,合为「集谛」;现在五果,与未来二果,共计七支;开为「苦谛」。观因缘智,即为「道谛」。十二支灭,即为「灭谛」。「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是为顺生死流,十二缘河满。但「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是为逆生死流,十二缘河倾。所以他们以为解救之道,务在明心见性,转迷开悟,破我执,灭无明,除情欲,造净业;成正等觉,证大涅梁。但佛家既视人生意义,仅为老死忧悲苦恼,为求「灭死」离苦,从而「灭生」「息命」;这乃是「因噎废食」,「饮鸠止渴」,何啻一种灵魂的自杀;这与基督教「出死入生」的「永生」之道,诚有天壤之别。复次佛家把人类社会,视作情器世间各种现象交感之因果作用,而寄其希望于一种空幻的所谓「真如法界」;使一般佛徒,沉溺于一种麻醉的催眠状态,乃自以为「成正等觉」,而不求神的国度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种空苦哲学,实足使人类漠视其社会责任,从而趋于悲观与厌世。一般佛徒,虽设词巧辩,否认悲观,大言救世。但事实胜于雄辩,证诸一般佛教国家人民精神之颓丧,社会文化之落后,即可见其流毒之深重。此则我国儒家学者韩愈,早经痛加词辟。略谓佛教来华以后乱亡相继,祀佛求福,乃反得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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