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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人可能在年轻时代有过许多的性关系，但这些经验并没穿透他们“欲与人脱离关系”的甲胃，也不具任何意义，而会很快地消逝不见，且不留下任何同样的憧憬（性欲）。
对另一种与人脱离关系（孤癖）者而言，性经验可能会是重要而且愉悦的。他可能与许多不同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但在潜意识或意识里却总是小心翼翼的，不发生任何情感上的纠葛，此种暂时的性接触，其性质系由许多因素而定。这与夸张或自谦的倾向的普遍性可能也有关系。对自己的评价愈低，则此种性接触的对象，愈会局限于比他社会地位或教养还低的人，譬如妓女。
此外，有些人可能在偶然中结了婚，甚至于如果对象同样是有着此种孤癖性格的话，则他们可能会维持一种虽然疏远但却适当的关系。如果这种人的结婚对象与他并无共通之点，则他势必要忍受一切，而力图固守身为丈夫或父亲之责。只当他的对象过于积极、暴烈或太具虐待狂，而使他暗自退缩时，他才会试图解除二人的关系，不然就得在此种关系下变得神经错乱。
自大·服复的类型以更具战斗性及破坏性的方式排除了爱。他对爱的一般态度常是毁谤或揭穿（暴露）它。他性生活的主要可能性似乎有两种；他的性生活相当贫瘠──他可能只为了减除身体或精神上的紧张才偶行性接触──或者，如果他能让虐待狂的冲动自由奔放，则性关系对他可能是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热衷于虐待性的性行为（这是最能令他兴奋的，而且能给予他满足），或者在性关系方面过度矜持或节制，但却会以一般的虐待方式来对待他的伴侣。
关于爱与性的另一普遍倾向，也是趋向于将爱（偶而也涉及性）由现实生活中排除掉，而在他的想像中赋予它突出的地位。于是爱变成一种极其高贵完美的感觉，任何实际的满足与此相形之下便会显得肤浅与卑鄙。霍夫曼在《霍夫曼故事集》中便精绝地描绘了此种现象，而称爱是“追求无限，以使我们上通于上帝。”它不仅是深植于我们灵魂内的一种妄想，“藉着人类天生的敌害的奸诈……亦即经由爱，经由肉体的快乐，存于我们心中的神圣预兆在人世间就可被实现，因此，爱只能在幻想中被实现。”在他的解释中，唐璜对于女人而言就是个色魔，因为“每一被爱的新娘之不贞，每一快乐都因男友被猛烈的打击而遭破坏……这都象征着崇高地战胜了敌对的恶人，而将诱＊者提升且超乎我们狭窄的生活之上，超乎大自然，超乎创物者。”
此地要提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的可能性，乃是过分强调爱与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于是爱与性构成生活的主要价值，他们也因此而被荣誉化了。此地我们可以约略地区别，征服性的以及降服性的爱之不同，后者系由自谦的解决法依理演化而来，这已经在那一章节中描述过了。前者乃发生于自爱欲的类型中，如果是基于某个特殊理由，则他“征服”的驱力就会集中于爱的方面。于是他的自负便会贯注于“成为理想的情人”以及如何“变为无可抗拒”，易于为他所利用的女人因而不再吸引他，他必须藉着征服那些（不管基于任何理由）难以获得的人才能证明他的胜利。胜利也许会在性行为中完成，他的目标也可能在于情感上的完全降服。当这些目标完成后，他的兴趣也因之而骤减。
我没把握这浓缩成少数几页的阐述，是否已表达出了心灵内的过程，对于人性关系影响的所有范围与强度。当我们完全了解了它的震撼力后，我们就必须修正有关较良好的人性关系对于心理症──或就广义而言，对于个人的发展──的有利影响，所蕴涵的某些期望。期望，包括预期人类环境、婚姻、性行为或参与各种团体活动（社区的、宗教的或职业的团体）的改变，这些都能帮助个人免于心理症的困扰。在分析治疗中，“期望”表现在相信“主要的治愈因素在于病人是否能与分析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之上，亦即除去孩提时代那些有害的因素【第参考1943年《精神医学》（Psychiatry）上珍妮特（Janet M。 Rioch）所发表的“精神分析疗法中的转移关系》（The Transferene Phenomen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本文曾提到分析过程中的所谓治愈，乃是指病人能够发现在他原来的经验中，他必须压抑住某部分的自我。而只有分析者与病人间的相处关系才能适当地令病人获得此种发现……果能如此，则“事实”将渐渐地“不再被扭曲”，于是从分析者与病人间的关系中，使病人得以“再寻回自我”】。此种说法乃是基于某些分析家所持的前提而来，他们认为心理症基本上乃是人性关系的障碍，因此可藉良好的人性关系而另以医治。其他的一些期望，则并非基于如此明确的前提，而是基于了解（此种了解本质上是正确的）人性关系在我们生活中乃是一项重要的因素之看法。
所有这些期望（或预料）对于小孩或成人都是成立的。即使他可能会表现出自我狂妄的意念，对特殊权益有所要求、或感到易被虐待等明确的症候，但他对于适宜的人类环境所表现的反应仍是具有充分弹性的；
良好的环境可以减少他的忧虑，缓和他的敌意，增加他的信心，甚至于可以将驱使他深陷于心理症的恶性循环之情况倒转过来。当然，我们必须附加说明这乃是“多或少”的问题，亦即结果如何需视个人障碍的程度、病期长短、特质以及良好的人性影响之强度而定。
如果自负系统及其影响不致过于根深蒂固──或者积极地说──假如“实现自我”的意念仍具有一些意义或活力的话，则前述此种对于个人“内在的成长”的有利效应，也同样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譬如，我们时常可以发觉到，当太太接受了分析而见好转时，先生往往会恢复了正常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因素参与了作用，通常被分析者（太太）都会谈及她先生对此病情所得的认识，而他先生可能就会从中选取一些有益自己的资料。当他由自己的判断，而了解到事实乃是“可能改变的”之后，他就会鼓起勇气为自己的利益而行事。同时，当他发觉到建立较良好的关系的可能性后，他就会具有克服自己困扰的动机。只要心理症患者能与相当正常的人密切接触或长期交往，则虽没经过分析，病人也可能会发生以上的改变（恢复正常）。此外，还有多种的因素会刺激他的成长：价值观的再定向；所有权的感觉以及悦人的感觉；都能够“减低外移作用而面对自己的困难”；能够“接受严正与建设性的批评而获裨益”的可能性……等等。
然而，这些可能性远比我们平常所认为的远更为有限。如果分析者本来就觉得该病人恢复的可能性甚低，而感经验不足，则接学理来说，我敢冒然断定其机会必将十分渺茫，无论如何也不得再盲信之。我们屡次发现到某些为求解决个别内在冲突的人，如何以固执的“要求”与“应该”的系统，以其“自以为是”及易受攻击的态度，以其自恨及外移作用，以其征服、降服或逃避的需要而与别人建立关系。因此“关系”不再是相互取悦、相互成长的沟通媒介，而变为仅是用以满足个人心理症需要的工具。此种“关系”对于心理症患者的影响，就根本上而言，乃是降低或增加内在的紧张性，亦即依其需要这满足或挫折而定。譬如，夸张型的人当他处于指挥的地位，或置身于被歌颂谄媚的环境下，他就会觉得更安适且活得更起劲；自谦型的人当他觉得较不孤立或感到被需要、受欢迎时，他的生机就会变得欣欣向荣。任何了解心理症之痛苦的人，必会发觉出此种改善的主观价值，但是这些改善并不一定就是代表个人“内在成长”的象征。偶而，他们只是表示适宜的人类环境，可以让心理症患者觉得较为舒适而已，尽管他的心理症仍毫无改变。
这种观点亦可应用于较非人格性的“期望”方面，譬如根植于情势上、经济条件、政治体制等的改变都是。无疑地，极权政体可以不断地阻碍个人的发展，而且，本质上其目标必在于阻止人性的发展。反之，民主政体则尽可能地给予个人争取实现自我的自由，此种政体乃是值得人们所奋取的。然而，外在情势的最佳改变并无法带来个人的成长，他们远不如给予一个可资成长的较好环境来得有用。
所有这些期望所犯的错误，并非在于高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在于低估了“心灵内因”的威力。虽然人际关系极其重要，但却无法将根固于人心中，且泯灭了个人真我之表达的“自负系统”铲除掉。由此我可知：自负系统乃是人性发展的敌害。
“实现自我”的目标并非唯一地，或根本地在于发展个人的特殊天赋，其整个过程的中心乃是个人潜能的演化或发展；因此，它主要包含个人为建立良好人性关系所努力的一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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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工作上的心理障碍
【本章有许多段都是取材自《心理症的工作障碍》一书中的论文，标题为“工作上的限制”（inbibitions in Work）。该本于1948年刊登于美国心理分析杂志】
夸张型的人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凭自己的意志必能征服一切，于是他的兴趣广泛，生龙活虎，但做起事来却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自谦型的人自贬能力，处处被矛盾的“应该”所驱策，宛若被关在笼中的鸟一般，烦燥不安地鼓冀振翅；退却型的人对“强制”颇为敏感，虽不会因此显得无精打采，但却缺乏进取心，处处表现得极为迟钝……
在我们工作生活中所产生的障碍，其原因很多。可能因外在的环境，如经济的或政治的压力，而变得不安宁、孤独或产生各种困难；举个现代较常见的例子，譬如，作家所面对的困难，他须学习如何用新措辞以表达自我。困难也可能来自于传统的环境，譬如，舆论可令一个人的谋生能力变得远超过自己的实际需要，现今都市中的商人即其例证。但另一方面，此种情况（态度）对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却毫无影响。
本章我将不讨论外在的困难，然而却要讨论表现在工作方面的心理障碍。于是我们将把主题局限于：许多心理症的工作障碍都与我们待人的态度有关，譬如对人表现优越、卑躬或平等互惠等。虽然事实上我们无法明确地将这些与工作本身的困难绝对分开，但此地我们将尽可能地将其省略，而将重点集中在“心灵内因”对于工作过程，或个人对工作态度的影响为如何之上。最后，心理症的障碍在各种日常工作中较不重要，当工作需要个人自动自发、想像、负责、自信及较富智巧时，其障碍就会骤然增加。因此，我的评论将针对那些需要开发我们机智的工作──广义言之，即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