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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上午，在被告人自己的磁带录音证词里，我们一直听到他对灭绝犹太人的技术的介绍。这些证词是以色列在几个月的审前质询里从他口中榨出的，当你从他自己口中听到这些时，令你目瞪口呆的并非其中骇人听闻的恐怖，而是明显的、彻底的茫然未觉的不协调。在这份证言的最开头，有一种模糊而混乱的暗示，指向帝国的力量，以及你可能会期待在一个战胜的民族身上看到的滚雷与辽阔 但是，在此事件中，此种特质是希特勒的帝国如此彻底地缺乏的。“我要从法国开始么？”艾希曼向讯问者发问，“那是首先从法国开始的么？它是怎么在那儿开始的，或者它是否是在荷兰开始的？ 在塞萨洛尼基发生了什么？在爱琴海？当它首次在布拉迪斯拉瓦开始时，情况是怎样的？维斯李森西什么时候到的布拉迪斯拉瓦，它在罗马尼亚是怎样的？”当我听到这个堂皇宏伟的开篇时，圣保罗、道蒂，也许还有荷马的隐约回声从心头掠过：但是片刻之后，这玩意儿的风格就整个儿坍塌了，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如此恐怖、无耻、疯狂和难以置信的叙述，以至于它只可能是从纳粹德国里面迸出来的。
尽管这份证词的不协调之处中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但最起码有一个是极其重要的：这个人的供认状中充满拘谨、伪善、奴颜婢膝的特质。我想，对此问题肯定不能妄加判断，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毫无疑问：艾希曼是一个手握重权的著名的纳粹分子，一个党卫军的高级官员，一个与权力核心接近到足以被委任去执行最终解决方案 “特殊处理” 可以引述另一位纳粹头目对屠杀之委婉说法的人。然而，他说起话来，像或者试图像一个被误导、被误解的普通人，似乎他被自己不理解的那些卑鄙的事件搞糊涂了，并且被那种他儿时在母亲膝头上学到的尽职尽责的服从感压倒性地支配了。
他的每一句证词蠕动着，让这整个法庭也蠕动着。在一个神秘的自我贬斥的时刻，他评论道，也许他应该在公众面前吊死自己，“为那些可怕的事情赎罪”，法庭上可能只有极少的几个人会忍得住不赞同他的意见。
一年多后，艾希曼被吊死了，但不是在公众面前。他告诉死刑的见证者，“我相信上帝，我遵从了战争的法则，忠诚于我的旗帜。我们将会再次相见”。对于遍布世界的犹太人来说，他的审判是民族复兴的一个明证。对我来说，这是二战的最后一次象征性的谢幕。
牛津1965
这个十年过去一半时，我写了本关于牛津的书。我对待这座城市和城中那所大学的态度仿佛是：综合考虑时，它们提供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当代英国的一种范例；但是，首先令我感兴趣的，确实是这所大学古老的个人主义 它正受到不断变迁的风格、价值与忠诚的威胁。
在某些方面，牛津大学是一桩巨大的怪癖，总是与时代不合拍。这激怒了那些珍视逻辑甚于独立的人们，正如工业在牛津的出现冒犯了那些喜欢城市浑然一体的人们，他们要的是完全学术或者完全商业，全黑或者纯白。
牛津切分法最臭名昭著的象征是万灵学院，高街上那所全男性的研究生院，在某些人眼中邪恶得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张伯伦绥靖政策，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则卑劣得仿佛学术资源的一种令人惊骇的浪费。理论上来说，万灵学院是一个高级研究院，但实际上学院的60多位导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工作。真的，他们压根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儿 尽管对他们有一种温和的期待，希望他们有时在学院就餐，并在那些候着他们的床上去睡觉。万灵学院有大概40个导师是大学讲师，还有一些是教授。其他人是年轻的研究员，在一场残酷的艰难考试中赢得了他们的位置。剩下的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只在周末才露面，从伦敦归来，满载大都市的流言蜚语，储备了十几门职业的专门知识。
在欧洲，没有哪一个事件，哪怕是最愚昧的乡村恶作剧或最无意义的安纳托利亚秘密祭神仪式，能够比这所学院的“绿头鸭仪式”更无聊 固然，这玩意儿每100年才搞一次，但在中间的日子里却会被栩栩如生地记得。据传说，15世纪修建万灵学院时，一只绿头鸭从喷泉旁一条排水管里拍打着翅膀扑将出来，从此，这只鸟就无法解释地获得了荣誉。每100年一次，研究生们会在饕餮一番后，手持棍棒和刀剑，由一位坐在轿子里的“绿头鸭王”引领，用杆子挑着一只死鸭子，四下里寻找它的影子 到午夜时分，他们无疑全都已经酩酊大醉，爬上屋顶，咆哮声越过雷德克利夫广场，火炬在夜空中摇曳，直到最后快到凌晨时返回公共休息室，和着鸭血干掉最后的饮料，然后让这只鸟再躺上一个世纪。
就我自己而言，我宁愿看到万灵学院保留其拥有特权的挑剔个性，但要在每个房间里塞满求知若渴的全职学者 所有研究生院中效能最高，同时也是最金贵的那种人。传统理论认为，虽然思想与论争在古老的橡木桌上一周接一周地传来递去，但这本身就是一种英式润滑剂，丰富了国民的生活，弥合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罅隙，值得保留于其自身中，作为一个无忧无虑的、有贴身男仆伺候的古老英国的晚近的残存物。
作为一个整体的牛津大学怀抱着同样的意愿，但并不像上述想法那般陈腐守旧。这是一个仍然自行其是的大学，仍然半独立于世事变换。它试图在平等主义的时代选择一种贵族式的传统，尽管在同情的观察者看来，这通常是值得钦敬的 虽然有一丁点绝望 但对批评者而言，往往不过是傲慢自负。为夏季协商会而拜访这座城市的工团主义者，有时会向愤怒的大学搬运工建议，这整个地方都应该被爆破，让教育部长从零开始；反牛津的批评从未平息过，主旨总是针对这所大学那种过时的优越感 这种感觉就是：尽管它摆出一些开明的姿态，但所迎合的仅仅是这个国家中地位较高的那一半人，并在生活中赋予其毕业生不公平的优势。然而，大多数批评是完全搞错了方向，它们误解了这个地方的粗哑的含糊其词 实际上那仅仅是一副面具，掩饰了它的宽容及对同一性的完全不信任（尽管对于会在2001年万圣节之夜住在雷德克利夫广场附近的任何人来说，它将是令人恼怒的，到时候，那些研究生会再度跟着绿头鸭王爬上高处，在烟囱管帽之间跺脚，围着那只该死的鸭子大吵大闹）。在这个城市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分离的小世界，带有自身私有的时间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下述说法是真确的：一直被我们挑剔地检查的牛津，代表了一种几乎已经消逝的文化。尽管你可以努力将这座城市视作一个整体，但那些工厂和住宅小区仍然像是某个古老保留地上的入侵者。令牛津区别于其他城市，或区别于其他大学的一切最非凡之处，源自已然失落的英国秩序 本质上是一个贵族社会，坚定，宽容，充满业余爱好，足够自信到可以在一个僵硬的框架下拥抱一种无穷无尽的多样化。英国绅士主宰着牛津，不是以肉体形式（因为他几乎已经从舞台上消失），而是作为徘徊不去的此地的精神。
另一个英国已经出现，牛津正在适应它，学习如何与摩托工厂及车流共存，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可怜之处，新牛津将毫无疑问地与老牛津一样自满自足。但是，当你思考它如今的状况时，似乎正在看着这位特使进入一场庄严的戏剧。在英国造园师的黄金时代种下的大树如今已过盛年，不久便会倒下，英国人的岛民特性也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宽广的西方文化。很快，它将仅仅幸存于历史中，但我们来得还不太晚，牛津还矗立在那儿，让我们想起它的缺点和优点 勇敢，傲慢，慷慨，浮华，尖刻，自鸣得意，滑稽有趣。
让我骄傲的是，2001年万灵学院再一次搞“绿头鸭仪式”时，我描述这个可笑仪式的文字被引用在这所学院纪念册的封面上。然而，到这个时候，牛津的一切已经完全不是它1965年时的样子了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这个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争议地区，亚洲的一个长期的潜在爆发点，若说是一个隐遁之地的典型，恐怕会显得吊诡：但是，当时它的确是这样的，我带着一种梦一般的喜悦独个儿隐遁于此。
在克什米尔，在旅游的后期与生命的中途，我第一次遭遇超验的感受。在这个不受时间影响的高高山谷，现实似乎格外相对，真理弯折，距离不精确，甚至日历也不确定地摆来晃去，一周与另一周的界线模糊，星期日的晚上过去后，星期五蹑踪而至、不宣而来。
最初几天，我执著于事实，但却越来越懈怠。似乎没有别的人觉得这有什么重要性。在这儿，仿佛没有什么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生活明显悬浮于事件之间的某种遗忘之境。我住在一个没有特定形状或准确地址的湖边，芦苇丛生的蜿蜒水道将其与山谷下游一座15世纪的城市连起来。我去城里得花一个小时，一路上全都躺在船上加软垫的凹处，划桨者在我身后自得其乐地唱起高亢的歌调，偶尔在水烟筒里咕噜噜吸几口，喝下加盐的绿茶。有时，我停下来做一单难以置信的买卖：一支翡翠手链，一只鸭子，蜂窝里刮出的厚厚一坨蜜。有时，全然陌生的人问我手表用多久了，或者向我讲起他们即将到来的初级经济学考试。有时，在这座城市游荡一整天后，在傍晚时分回到我的湖边，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特定的事儿完全没有哪怕是最细微的回忆。最后，我就这样解放了自己，不受阻遏地飞升于现实之上，几乎不太确定自己身处何地，或者何时，有时甚至忘了自己是谁 用恣意妄为的奇想回答一切问题，从不寻找原因，也不提供理由。我感到自己脱离了躯壳，在这蓝绿色的湖水与周围的雪峰之间，在一种自我的温和涅槃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存在于这个克什米尔的天堂山谷之上，而这个山谷是否存在，这本身是一桩个人感知的事儿。我不是第一个进入这个轻盈的感知平台的人。
克什米尔对其访客产生这样一种影响，已经有400多年了。16世纪征服了此地的莫卧尔皇帝对此山谷报以感官的激情，用诱人的花园修饰它，以皇家的放荡荣耀它。19世纪40年代成为其宗主的英国人，认为它是摆脱帝国重负的终极静休之所，并将其魔力带回英国，产生了“在爱的神殿之侧，我爱的那苍白的手”的曲调。今天，流浪于此的嬉皮士为自己找到了无所依托的安逸，而在树顶旅馆与香港之间享受几日克什米尔生活的美国中产阶级，往往觉得这段间奏是一个非实在的梦。克什米尔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它的品质中包含一番体验，或者一种心境，或者也许是一个理想。被叫做“阿赫迈底亚”的穆斯林宗派相信，基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