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他称《浮士德》为“思想的诗，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表白的诗。”以后，他为了他的神（ A意即他思想上的理想）把歌德如莎士比亚一般牺牲了。但他对于荷马的钦仰仍未稍减。一八五七年八月，他以同样的热情读着《伊利亚特》与《圣经》。在他最后著作之一中，在攻击莎士比亚（一九○三）时，他把荷马来作为真诚、中庸与真艺术的榜样。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的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五年》……等都归入一类。《战争与和平》的最初两部发刊于一八六五——六六年间，那时题名《一八○五年》。他思想的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罗斯的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这部巨著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写了三个片断（见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础不够稳固；往前追溯过去，他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于是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原著于一八六五年起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发表；第六册完成于一八六九年秋。那时托尔斯泰又追溯历史的上流，他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以后又想写另一部十八世纪皇后当政时代及其幸臣的作品。他在一八七○至一八七三年间为这部作品工作，搜罗了不少材料，开始了好几幕写景；但他的写实主义的顾虑使他终于放弃了；他意识到他永远不能把这遥远的时间以相当真实的手法使其再现。——更后，一八七六年正月，他又想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小说；接着一八七七年他热烈地继续他的《十二月党人》，从当时身经事变的人那里采集了若干材料，自己又亲自去探访事变发生的所在地。一八七八年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这部作品于我是那么重要！重要的程度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于你同样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说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当他渐渐深入时，他反冷淡起来：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在致费特书中已经说：“十二月党人？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薄谒恼庖桓鍪逼谀冢诮炭衤乙丫迹核煲阉忧暗呐枷窬⌒邢倭恕？
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法译本是于一八七八年在圣彼得堡开始的。但第一部的法文版却于一八八五年在阿谢特书店发刊，一共是三册。最近又有全部六本的译文问世。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瞩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的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的静寂，命运的气息的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的情操，和统制作品的艺人的天才，如《创世纪》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俄罗斯社会在战争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页，以极准确的手法与卓越的讥讽口吻，映现出浮华的心魂的虚无幻灭之境。到了第一百页，这些活死人中最坏的一个，瓦西里亲王才发出一声生人的叫喊：“我们犯罪，我们欺骗，而是为了什么？我年纪已过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么可怕！”
在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闲的，会堕落与犯罪的灵魂中，也显露着若干具有比较纯洁的天性的人：——在真诚的人中，例如天真朴讷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具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与俄罗斯情操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饱含着青春之气的罗斯托夫；——在善良与退忍的灵魂中，例如玛丽亚公主；——还有若干并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难的人，如安德烈亲王。
可是波涛开始翻腾了，第一是“行动”。俄罗斯军队在奥国。无可幸免的宿命支配着战争，而宿命也更不能比在这发泄着一切兽性的场合中更能主宰一切了。真正的领袖并不设法要指挥调度，而是如库图佐夫或巴格拉季昂般，“凡是在实际上只是环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获得的成绩，或竟是偶然的现象，他们必得要令人相信他们自己的意志是完全和那些力量和谐一致的”。这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好处！纯粹行动的幸福，正则健全的情状。惶乱的精神重复觅得了它们的均衡。安德烈亲王得以呼吸了，开始有了真正的生活……至于在他的本土和这生命的气息与神圣的风波远离着的地方，正当两个最优越的心魂，皮埃尔与玛丽亚公主受着时流的熏染，沉溺于爱河中时，安德烈在奥斯特利茨受伤了，行动对于他突然失掉了陶醉性，一下子得到了无限清明的启示。仰身躺着，“他只看见在他的头上，极高远的地方，一片无垠的青天，几片灰色的薄云无力地飘浮着”。
“何等的宁静！何等的平和！”他对着自己说，“和我狂乱的奔驰相差多远！这美丽的天我怎么早就没有看见？终于窥见了，我何等的幸福！是的，一切是空虚，一切是欺罔，除了它……它之外，什么也没有，……如此，颂赞上帝罢！”
然而，生活恢复了，波浪重新低落。灰心的、烦闷的人们，深自沮丧，在都市的颓废的诱惑的空气中他们在黑夜中彷徨。有时，在浊世的毒氛中，融泄着大自然的醉人的气息，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魅人的娜塔莎去接近安德烈亲王，而她不久以后，却投入第一个追逐她的男子怀中。尘世已经糟蹋了多少的诗意，温情，心地纯洁！而“威临着恶浊的尘土的无垠的天”依然不变！但是人们却看不见它。即是安德烈也忘记了奥斯特利茨的光明。为他，天只是“阴郁沉重的穹窿”，笼罩着虚无。
对于这些枯萎贫弱的心魂，极需要战争的骚乱重新来刺激他们。国家受着威胁了。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鲍罗金诺村失陷。这庄严伟大的日子埃仇恨都消灭了。道洛霍夫亲抱他的敌人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为了他生平最憎恨的人，病车中的邻人，阿纳托里·库拉金遭受患难而痛哭，充满着温情与怜悯。由于热烈的为国牺牲和对于神明的律令的屈服，一切心灵都联合了。
“严肃地，郑重地，接受这不可避免的战争……最艰难的磨炼莫过于把人的自由在神明的律令前低首屈服了。在服从神的意志上才显出心的质朴。”
大将军库图佐夫便是俄国民族心魂和它服从运命的代表：“这个老人，在热情方面，只有经验，——这是热情的结果——他没有用以组合事物搜寻结论的智慧，对于事故，他只用哲学的目光观照，他什么也不发明，什么也不干；但他谛听着，能够回忆一切，知道在适当的时间运用他的记忆，不埋没其中有用的成分，可亦不容忍其中一切有害的成分。在他的士兵的脸上，他会窥到这无可捉摸的，可称为战胜的意志，与未来的胜利的力。他承认比他的意志更强有力的东西，便是在他眼前展现的事物的必然的动向；他看到这些事物，紧随着它们，他亦知道蠲除他的个人意见。”
最后他还有俄罗斯的心。俄国民族的又是镇静又是悲壮的宿命观念，在那可怜的乡人，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亦人格化了，他是质朴的，虔诚的，克制的，即在痛苦与死的时候也含着他那种慈和的微笑。经过了种种磨炼，国家多难，忧患遍尝，书中的两个英雄，皮埃尔与安德烈，由于使他们看到活现的神的爱情与信仰，终于达到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
托尔斯泰并不就此终止。叙述一八二○年时代的本书结尾，只是从拿破仑时代递嬗到十二月党人这个时代的过渡。他令人感到生命的赓续与更始。全非在骚乱中开端与结束，托尔斯泰如他开始时一样，停留在一波未平一波继起的阶段中。我们已可看到将临的英雄，与又在生人中复活过来的死者，和他们的冲突。娶娜塔莎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将来是十二月党人。他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监护公众福利。娜塔莎热烈地参与这个计划。杰尼索夫毫不懂得和平的革命；他只准备着武装暴动。尼古拉·罗斯托夫仍保持着他士兵的盲目的坦白态度。他在奥斯特利茨一役之后说过：“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尽我们的责任，上场杀敌永远不要思想”，此刻他反对皮埃尔了，说：“第一是我的宣誓！如果人家令我攻击你，我会那样做。”他的妻子，玛丽亚公主赞同他的意见。安德烈亲王的儿子，小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只有十五岁，娇弱的，病态的，可爱的，金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热情地谛听他们的论辩；他全部的爱是为皮埃尔与娜塔莎；他不欢喜尼古拉与玛丽亚；他崇拜他的父亲，为他所不十分回想清楚的，他企望要肖似他，要长大，完成什么大事业……什么？他还不知……“虽然他们那么说，我一定会做到……是的，我将做到。他自己便会赞同我。”——作品即以这个孩子的幻梦终结。——如果《十二月党人》在那时写下去，这年轻的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定将是其中的一个英雄。
以上我试把这部小说分析出一个重要纲目：因为难得有人肯费这番功夫。但是书中包罗着成百的英雄，每个都有个性，都是描绘得如是真切，令人不能遗忘，兵士，农夫，贵族，俄国人，奥国人，法国人……但这些人物的可惊的生命力，我们如何能描写！在此丝毫没有临时构造之迹。对于这一批在欧罗巴文学中独一无偶的肖像，托尔斯泰曾作过无数的雏形，如他所说的，“以千万的计划组织成功的”，在图书馆中搜寻，应用他自己的家谱与史料，他以前的随笔，他个人的回忆。我说过《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与保尔康斯基两个大族，在许多情节上和托尔斯泰的父系母系两族极为相似。在《高加索纪事》与《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我们亦已见到《战争与和平》中不少的士兵与军官的雏形。这种缜密的准备确定了作品的坚实性，可也并不因之而丧失它的自然性。托尔斯泰写作时的热情与欢乐亦令人为之真切地感到。而《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魅力，尤其在于它年轻的心。托尔斯泰更无别的作品较本书更富于童心的了，每颗童心都如泉水一般明净，如莫扎特的旋律般婉转动人，例如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娅，和可怜的小彼佳。
最秀美的当推娜塔莎。可爱的小女子神怪不测，娇态可掬，有易于爱恋的心，我们看她长大，明了她的一生，对她抱着对于姊妹般的贞洁的温情——谁不曾认识她呢？美妙的春夜，娜塔莎在月光中，凭栏幻梦，热情地说话，隔着一层楼，安德烈倾听着她……初舞的情绪，恋爱，爱的期待，无穷的欲念与美梦，黑夜，在映着神怪火光的积雪林中滑冰。大自然的迷人的温柔吸引着你。剧院之夜，奇特的艺术世界，理智陶醉了；心的狂乱，沉浸在爱情中的肉体的狂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