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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对我来说，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
突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了，一夜之间，学校生活完全脱轨。课不上了，老师、同学都投入了“运动”，每天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揭发压制“革命群众”的学校领导和工作组。还不到13岁的我，在和同学一起贴了几天大字报、翻墙到区委状告学校领导不革命之后，就离开学校回了家。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全然地失去了方向感。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我正在八一湖游泳。听到大喇叭里的广播，听到红卫兵们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喊到声音沙哑，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于“革命洪流”之外，于是决定回学校“投身”文化大革命。
回到学校，我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个“边缘人”。尽管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只有13岁，但不少同学都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哥哥姐姐在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重点中学，是率先“造反”的一群。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我们小学也早早就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和中学红卫兵有着密切联系，经常参与抄家、批斗大会等“革命行动”。而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孩子，缺乏其他同学的政治敏感，也没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处在心理上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的阶段。这种“边缘人”的状态，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我迫切地希望加入红卫兵，因为不是红卫兵，就意味着你要不就是“革命”的对象，要不就是不够革命。那个时候，身上的绿军装和胳膊上的红袖章，才是你的护身符，是你可以挺胸抬头做人的保障。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了，即不仅你的父母要没有“问题”，而且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能是“黑五类”或“走资派”或有“海外关系”。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却都是“地主”，特别是我的外婆，还是被“重新戴帽”的地主。因此，我不属于可以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人。我必须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能够“划清界限”的。
所以那些天，我总是跟在红卫兵们的后面，每天忙着印传单、到街上发传单、抄“四类分子”的家，参加批斗大会和游行，忙得颠三倒四，甚至常常彻夜不眠，但精神上也相当亢奋，好像自己就是保尔·克察金，就是巴黎公社社员，正在参与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的事业，正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我还记得抄某个老师家时，我从屋里搬出一个花瓶，扔到院子的地上，那“啪达”的脆响和四面溅落的碎片，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不再文质彬彬了（毛主席曾对在天安门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
虽然胳膊上没有红袖章，但我毕竟已经是在“革命队伍”之中，从事着“革命”事业了。后来读了勒旁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才明白这种群体行为是最弱智的，不过是被集体催眠了而已。但那时的我，证明自己革命、让自己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事业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觉得，幸亏那时我还不是一个红卫兵。如果我那时已经加入了红卫兵，我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呢？
可怕的事情是指打人和羞辱老师。红卫兵在学校里成立了劳改队，学校所有的领导和出身不好、或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都被编进劳改队，在红卫兵的监督之下劳动。小学生们从哥哥姐姐那里学到很多残忍的办法，比如给教数学的女老师剃“阴阳头”，逼着教导主任一边在厕所擦地一边还要不停地说“×××（他自己的名字）混蛋”，甚至逼老师吃虫子，等等。
想想看，那时我们才十二三岁，还是孩子，但是“革命”教会了我们把一部分人当作“革命对象”。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些“革命对象”都是有罪的，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想让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一直心怀不满，等待着变天或者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至于这些“革命对象”的“罪行”，是不需要调查和审判的，只要有人揭发检举，他们就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敌人。既然是“革命对象”，他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没资格享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资格被平等地对待，甚至没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饿他们、打他们、羞辱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乃至消灭他们，都是应该的。我们对他们“文质彬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就是那个疯狂岁月中的道德逻辑。
从小我们只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人权和法律的概念基本为零。我们以为人类文明的走向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才能到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非人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同时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已经连动物都不如。我们正大踏步地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四十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
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吧，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
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
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
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
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
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
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结束，快点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父亲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只记得父亲听后一脸震惊。片刻的沉默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都还是孩子，已经学会打人了？”
我强词夺理了一句：“他们都是坏人！”
那个时候，谁敢否定“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毛主席都说“造反有理”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但他当时的表情和自语，还是给我很深的触动，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和担心，对我的行为的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底线。
在那个心理工作坊中，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当时在场的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当过老师的人、所有家中有老师的人，站成一排，代替那个曾经被我打过的老师接受我的道歉。我想低下我的头颅，向他们表示忏悔。可惜香港老师对“文革”缺乏深切体验，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写作此文，算是一个机会吧！
陆晓娅（陆小娅），1953年出生。“文革”开始时是北京育英学校六年级学生，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做过6年中学老师和27年报社编辑，在中国青年报社担任过副刊中心主任等职务，并于1991年创办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公益项目“青春热线”。后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博士完成心理咨询硕士班和博士班学业，现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2008年退休后创办非营利性组织“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任总干事。曾出版过《活出新感觉》、《横渡死亡之海》、《改变从心开始》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恩）
【怀人篇】
项南支持舆论监督·张玉钟
项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主政福建的政绩，福建人至今有口皆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念之情可说越来越浓厚。一个省委书记如此深得人心真是难能可贵。当年我只是一个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省报记者，不可能与他有多少接触，但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却使我对他敬佩终生。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分配到《福建日报》驻福州记者站工作不久，就参预了一个重大案件的调查，连续采写了3篇内参，以“增刊”直接向项南书记反映他自己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项南书记了解实际情况后，不仅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决定，而且亲自打电话给报社总编林振夏，向报社党组和记者表示感谢，并指示记者进行追踪调查。当年我知道了项南的态度后，真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党的一个高级干部如此虚怀若谷十分激动，但因此事涉及的内情重大、尤其是涉及到高层领导，作为当事记者我对外一直守口如瓶保密至今。我想，此事已经过去26年了，今天我把其来龙去脉简要“解密”于此，不仅为了怀念和学习项南的高贵品质，也许还有许多方面可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