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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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 第1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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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不有孝,自求伊祜”矣。。。且力于威仪者,可祈天命之福,故
“威仪抑抑”于“四方之纲”者,“受福无疆”也。。。反是,则
“威仪不类”者,“人之云亡”矣,“威仪卒迷”者,“丧乱蔑资” 
矣。且定命即所以保性,“卷阿”之诗言性者三,而继之曰:“如
圭如璋,令闻令望,。。四方为纲。”此亦即“凫鹥”威仪为四方
纲之义也。凡此威仪为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下引孔子之
言)。。(同上) 
他以威仪为性命内容的古训,不但指出性命的古代意识,而且指出性命
是勤礼君子所以做贵族的理由。这种以威仪为统治者支配手段之说,暗示出
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威风,值得我们参考。
然而阮元在历史研究的正途上,又跑了野马,他说“古性命之训虽多, 
而大旨相同”(同上),把西周作品与战国作品(主要为“孟子”)平列地

置于一处,比较归纳起来,这点被胡适所赞扬为有价值的归纳法,其实是最
不通的方法。实在讲来,性命作为抽象的人类性去看待,在理论上得出一般
化的倾向,溯始于诸子,尤以孟子之后为最流行。阮氏关于孟子性善论的训
诂与发挥是继承戴震的传统,主要说明:性、欲无善恶之分,告子说“食色
性也”四字本不误,孟子惟辟其义外之说,而未辟“食色性也”之说。孟子
所言之性,食色在内,不过以礼节之罢了。他甚赞汉儒赵岐的章注,以为他
不像晋唐以后的学者别欲于性之外。这点,他在“性命古训”篇的最后一节
有详细说明,因为出于戴震焦循的思想路线,我们在此从略。就历史次序而
言,“礼”、“乐”、“易传”应属于晚周思想,但阮元仍拘于传统而与“诗” 
“书”并论,这也是训诂考据之学单靠归纳法的毛病。他解释“易传”与“乐
记”有主观的理想,以为“寂然不动”是对卜筮而言,“人生而静,感于物
而动”,是对音乐而言,依此把晋唐宋明儒者的理论根据否定了。他说: 
按“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时言之。
乐即外感之至易者也。。。欲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
欲。。。经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离性而自成为欲也。。。 
又按,“周易”“系辞传”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节所言,乃卜筮之鬼神,处于无思无为寂
然不动之处,因人来卜筮,感而遂通,非言人无思无为寂然不动, 
物来感之而通也,与“礼记”“乐记”“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 
性之欲也”为音乐言之者,不相牵涉。而佛书内有言佛以寂静明觉
为主者,晋唐人乐从其言,返而索之于儒书之中,得“乐记”斯言
及“周易”寂然不动之言,以为相似,遂传会之以为孔孟之道本如
此,恐未然也。又按“易”此节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内, 
寂然不动,凡有人来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 
道为天下之至神,非说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动,有感遂通也。否则, 
天下至神,虽周孔不能,况一介儒士乎?(“揅经室一集”卷十“性
命古训”) 
阮元从西周“性”字的始义讲起,继述及周秦诸子的人性论,最后揭发
晋唐宋明的人性论,在大体上看来,他想研究思想史的实际,比仅在原则上
考究学术源流的章学诚更进了一步。我们把阮氏对于中古思想史的述评在这
里介绍一下。他说: 
晋唐人嫌味色声臭安佚为欲,必欲别之于性之外。此释氏所谓
佛性,非圣经所言天性。梁以后言禅宗者,以为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乃见性成佛,明顿了无生。。。此与李习之寂照复性之说又
远。。。按唐季翱“复性书”曰:“情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 
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故。。觉则明。。。诚者,圣人性之也,寂
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弗虑弗思,情
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按商周
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实而易于率循。晋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
心故虚而易于传会。习之此书是也。。。“释典”内有云:“佛者
何也?盖穷理尽性大觉之称也。
其道虚玄,固已妙绝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测。同
万物之为而居不为之域,处言教之内而止无言之乡。寂寞虚旷,强

名曰觉。”(“翻译大论”)。。释氏之说,皆李习之复性之说所
由来,相比而观,其迹自见。。。“易”“文言”明以利贞为情性
矣,又言六爻发挥,旁通情矣,然则情可绝乎,性待复乎? 
又案,释氏所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性字,。。此在梵书之
中本不知是何称名,是何字样。自晋魏翻译之人求之儒书文字之
内,无一字相合,足以当之者,遂拈出“性”字,迁就假借以当之。。。 
盖世之视“性”字者,已近于释老而离于儒矣。六朝人不讳言释, 
不阴释而阳儒,阴释而阳儒,唐李翱为始。。。象山阳明更多染梁
以后禅学矣。(同上) 
他又在“复性辨”篇中说: 
“庄子”“缮性”篇曰:“。。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
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元读“庄子”,未尝不叹其说为尧
舜孔颜之变局也。。。唐李翱“复性”之书即本之于此,而反饰为
孔颜之学,外孔颜而内老庄也,内庄已不可矣,况又由庄入禅
乎!。。后人才力浅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复初之一说焉,可以
不读书,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乐趋之?(“揅经室续集”卷三) 
他又详辨“性”字在晋唐以后的流变,说: 
性字。。晋宋姚秦人翻译者,执此物(指本来面目)求之于中
国经典内(“经典释文”,所谓典者老庄也),有一“性”字,似
乎相近,彼时经中性字纵不近,彼时典中性字已相近。于是取以当
彼无得而称之物。此譬如执台字以当窣堵波,而不别造塔字也。。。 
唐李习之以为不然曰:“吾儒家自有性道,不可入于二氏。”于是
作“复性书”,其下笔之学明是。。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于心而
著于书者,仍是浮屠家无得而称之物。此譬如今人以塔为西域夷人
所居,甚卑屏之,而其所造所居所祟者必以台。且曰:“此‘毛诗’ 
内文王之灵台。。。”问以尔台何形,则曰:“高妙之至,七级九
级,六窗八窗,栏杆齐云,相轮耀日。”呜呼!是直以塔为台,口
崇古台,而心炫西塔,外用台名,内用塔实也。是故翻译者,但以
典中性字当佛经无得而称之物;而唐人更以经中性字当之也。(“揅
经室续集”卷三“塔性说”) 
阮元关于人“性”论的历史的述评,大要如上。他有没有主观的主张呢? 
我们的答复是有的。他的主张在局部的或枝节的方面,还保留着清初学者在
事功上讲性命的遗绪,反对面壁见性的玄谈。这种主张有没有进步的意义呢? 
这是人文主义的传统,接近于近代的课题。宋明儒者假借孔孟的道统以宣扬
自己的主张,清初学者企图复兴孔孟的面目以宣扬自己的主张。汉学家如阮
元,从其以近古即为真理的观点看来是错误的,但从其训诂字义中枝节上有
些接近于历史实际的论断看来,却有可取之处,不能以其为考据而考据的方
法,一概抹杀。
中国中古思想的最大毛病便是缺之分析精神,笼统地直求于心传之学。
如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 
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
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 
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
这种斩绝历史,观念地划一思维史的企图,被清初学者驳斥得体无完肤。

乾嘉学者如章学诚、汪中更由思想源流方面另辟研究的途径,阮元便受了他
们的影响。
阮元根据训诂做起点,以为宋明以来“一贯”的哲学,不是孔子的圣教, 
更不是所谓宗传。他想在认识论上求得解答。首先我们看他如何把“心”字
从虚灵冥照的本体,改变而为对于事物的经验。他说: 
汉刘熙“释名”曰:“心、纤也、言纤微无物不贯也”。此训
最合本义,盖纤细而锐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纤锐纤细之意见
矣。“说文”心部次于思部,思部次于囟部系部,繌字即从囟得声
得意。今人俗书尖字,古作鑯,鑯与纤同意。“易”“说卦”云: 
“坎其于木也,为坚多心。”虞翻云:“坚多心者,枣棘之属。” 
按枣棘之属初生未有不先见尖刺者,尖刺即心也。“说文”束字即
今刺字。解曰:“木芒也。”故重束为枣,并束为棘,皆归束部, 
皆有尖心之木也。。。“诗”“凯凤”“吹彼棘心,棘心夭夭”, 
皆言枣棘初生有尖刺,故名曰心,非谓其木皮外裹,赤心在内也, 
心果在内,风安得吹之?且“易”曰:“坚多心”,“礼记”:“松
柏有心,皆谓心为尖刺,故可曰多心,有心。。。”(“揅经室一
集”卷一“释心”) 
他以纤锐尖刺的性质训心字,且以“心”既纤析外界,便不能说赤心在
内,于是把“心”作为认识分析的手段去看待,以为它时时和经验的世界交
接呼吸。这样一来,心是明镜台之说便不能成立了。物“心”在风中吹着, 
好比人心须从经验来证明一样,因此,他解释“论语”的中心思想便趋向于
经验论。其所以是经验论,在于第一,“心”在外之说就是把“心”还元做
经验。第二,认识能力的“心”仅是一种手段。第三,他所讲的“实事求是” 
一语就是“心”的全部活动。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是不同的,因为汉
学家的“实事”是局部的细节上的近于古人所想的东西,他们所说的“是” 
指一种逻辑上的归纳法,他们所说的“求”的观点,是求古人的志愿,求得
了一点便加以升化来概括全部。因此,经验论就流于主观主义了。依此,我
们也可以明白他训诂“一贯”的行为论。
阮元说:学而时习之者,学兼诵之行之。凡礼乐文艺之繁,伦常之纪, 
道德之要,载在先王之书者,皆当讲习之、贯习之。“尔雅”曰:“贯,习
也。”转注之,习,亦贯也。时习之习,即一贯之贯。
贯主行事,习亦行事,故时习者,时诵之,时行之也。“尔雅”又曰: 
“贯,事也。”圣人之道,未有不于行事见而但于言语见者也。故孔子告曾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一贯者,壹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贡曰:“汝以予
为多学而识之者欤?予一以贯之。” 
此义与告曾子同,言圣道壹是贯行,非徒学而识之。。。此章乃孔子教
人之语,实即孔子生平学行之始末也。(“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解”) 
依据“论语”的文义以及孔子的学说讲来,“一贯者,壹是皆行之也”的训
诂,比宋儒的讲法,是圆通些。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训诂的作用来弄清楚。
如果说一切义理皆可由文字来弄通,或者说古人之意就能由文字参证出来, 
那就是汉学家的夸张之说。但满意的训诂,也无疑地可作为通解历史的初步
知识。据此,我们才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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