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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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 第9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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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全文,信此屈彼,故集义所生,非由义袭,道听途说,所宜戒也。
(以上皆见“雕菰集”卷八“辨学”) 
在这五者中,“通核”是治学的主脑。而焦循对于这五者的说明,则无
异是对于当时经学的总评价。这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焦循列此书于“读
书三十二赞”之中),都有清算乾嘉汉学的宏图。其不同的地方在于,章学
诚所说的“义指”,还原于六经皆史,而焦循所说的“贯通”则还原于比例
引申的形式理论。
焦循的时代,已到了嘉庆年间,这时的学术已爻临子个性之再自觉的关
头。清初学者的自党,从世界天文算学(随着基督教的侵入而带来的)丰富
了近代的思维方法;嘉庆以后清代学者的再自觉,即从西洋民权、法治(随
着鸦片的侵入而带来的)丰富了近代的思维方法。前者是缓慢的,后者是烈
性的。亚洲古老帝国的秘密因资本主义的侵入而揭穿了,其震世惊俗,比黄
宗羲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更甚。这是后来公羊学派大做荒唐迷梦的原因。
焦循晚年著作距鸦片战争仅有二十年,他和魏源、翼自珍有一段相同的时代, 
故他提出了“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的命题,要清算汉学,并要求“天下之

知觉自我始”。这和宋儒毫无相同之点,而是包含着和今文学家相同的时代
自觉的。他批评了“考据”学风,暗示出古文经学的结束。他所持的道理如
下:
第一、他重视个性的性灵,反对考据之学。他说:“自周秦以至于汉, 
均谓之学,。。无所谓考据也。。。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
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彙而通之,拆而辨之,求其训诂, 
核其制度,明其道义,。。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
著书立言者之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同上卷十三“与孙渊如
观察论考据著作书”)因此,他以为“证之以实”,还要“运之于虚”。虚
之义,即他的形式主义的“易”理。他说: 
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欺通。前之弊,患
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能运之于虚,庶几学经
之道也。乃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循。。反复辨此名
目之非。(同上“与刘端临教论书”) 
第二、他重视贯通,反对执一。他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
述无等差,各当其时而已。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觉而已先觉,因从所先知
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
之者,自我而损益之,。。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孔子。。非不
作也,时不必作也。。。宋元以来,。。皆自以为魏孔子,而甲诋乙为异端, 
乙斥甲为杨墨,。。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同上卷七“述难”二)他把
真理看为相对的。依据这一理论,他以为各人有各人的时代思维“圣人之道
日新而不已,譬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聪明才智,以造于微,以所知
者著焉。”(同上“述难”一) 
焦循的这种精神在于摈斥主观的中古独断,客观上想在商业世界得出“悉
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他说: 
“不善医者,先具一病,以拟其人。。,或县一不切之药,以
泛应千百人之病。。。善医者,能各審其人之病,而无我之心,则
必于阴阳表里虚实之故,骨空经脉营卫度数之理,全石水火飞潜草
木之性,无一物不深索而穷究,不名一物,而无物不明。。。学者
述人,必先究悉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条理缕
析分别,不窒不泥,然后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长。”(同上“述
难”五) 
据此,他反对当时的所谓汉学。“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 
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傅注,往往扦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
也。。。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或知其言之
足微,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
乎其为汉学者也”!(“雕菰集”“述难”四)严格讲来,焦循是主张作而
不述的。他所指的“述”,实在是他的外貌。他的哲学是错误的均衡论,但
他由数理的比例引申却表现出他的交易世界观。同样的,他对“易经”的考
据表现出许多错误的解释,但他却穿上羲文周孔的外裳而讲说自己的主观的
性灵知觉。他主张以经文为主,以子、史、算理等学为辅,彙而通之,析而
辨之:实在讲来,他是从经文为外观,以子、史、算理等学为内容,彙通辩
析他的均衡论,进而讲说他的社会思想。他说: 
近之学者,以考据名家,断以汉学。。。其同一汉儒也,则以

许叔重、郑康成为断,据其一说,以废众说。荀子所谓“持之有故”, 
持即据之谓也。。。“。。宁道孔颜误,讳言服郑非”,然则服郑
之外皆屏之矣。服郑之外皆屏之,则仍两汉譊譊之习(即上言两汉
各执其一)。盖必据郑以屏其余,与必别有所据以屏郑,皆据也, 
皆非圣人一贯忠恕之指也。班固论帮子曰:“九家之说,螽出并作,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未
引下文相反相成之语)。。。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 
舍短取长,可以通万方之略。”然则九流诸子,各有所辰,屏而外
之,何如择而取之,况其同为说经淫之言乎?(“论语通释”“释
据”)以上的话,表面上是反对据守,实际上是破除一尊的成见, 
这颇受汪中“荀子通论”与“墨子序”的影响(他的“读书三十二
赞”,列“逃学”一书),在当时是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的。他所
“择而取之”的 形式数理,依他所引的班固的话,不过是“阴阳
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此其所长也”。但他竟取其所辰,还原而“通万方之略”,引申而
说六经之旨。他的相对而折中的哲学,在理论上虽然必求其合于经
典,但是在理想上则不必求其合于经典。因此,“攻乎异端”一条, 
便成为他解释“论语”的要旨。班固所谓“相灭相生,相反相成” 
的道理,被他所一再引据,这是他通“易”的先决问题,也是他通
理的先决问题,故这里我们把他的“攻乎异端”之说,首先介绍出
东。
焦循的思想,一方面是“通”于理的抽象体系,另一方面又是“通”于
认识论的形式逻辑。他在清代既然欲清算当时的治学方法,则他的思想中心
便不得不提出他自己认定的圆“通”的方法论。他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一章,在各书中互见者多处。他训“攻”为攻错之攻,攻乎异端即云与异端
诸学相互切磋摩错。训已为止,即谓不执一端。如果能相互切磋,则悖害便
止绝了。他说: 
皇侃以异端为诸子百家之书,邢疏仍之。“汉贤良策问”云: 
“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围诗外传” 
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盖异端者,各为一端, 
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谓序
异端也,斯害也已,所谓使不相悖也。攻之训治,见“考工记”“攻
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传”云:“攻、错也。” 
“繫辞传”“爱恶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
摩错,使紊乱而害于道者悉归于义,故为序。“围诗”序字,足以
发明攻字之意。已、止也。。。杨氏。。墨氏。。端之异者也,杨
氏若不执于为我,墨子若不执于兼爱,互相切磋,。。是为攻而害
止也。。。解攻字为距为闢,尚未精善,。。不作弹击之义。(“论
语补疏”卷上) 
焦循把相对主义的理论,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他所采取的方法是由
“易”理从通诸经。他常说懂得“易”旨相错、旁通、时行的道理,便可以
了解孔子的仁学、孟子的性学。他以为“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 
(“论语通释”“释异端”)故他说: 
循按何晏以小道为异端,注“予一以贯之”云:“天下殊途而

同归,百思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与此注(按何云: 
“攻、治也。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也。”)互相
发明。何晏以老庄之学说经,谓善道有统,即庄子所谓通于一而万
事毕也。。。有两端则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则有以摩之而
不异。刚柔,两端之异者也,刚柔相摩则相观而善。
孟子言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又特举一子莫执中。然则凡执一
皆贼道,不必杨墨也。执一则不能攻,贼道则害不可止。。。有统
则仍执一无权,非易地皆然之情,而所谓治亦不指相观而善。。。 
汉世。。惟贾达通五经之说,奏曰:“三代异物,损盆随时,故先
帝博观异家,备有所采,易有施盂,復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
小复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损益随时,即易地皆然之义,达
之说近矣。袁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郑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许
之,競设异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辩对,谓于众异之中而衷
之以道也,是即康成之攻乎异端矣。道中于时而已。故孔子曰:“我
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各执一见,此以异己者为非,被亦以异
己者为非,而害成矣。(“论语补疏”卷上) 
焦循在当时敢于提出“执一以贼道”和“相观而善”的论旨,实在是有
胆识的命题。他的捐益随时之说,虽然是折中的调和论,但在知识论上却强
调了进化,反对仇视异端的传统看法。因此,他自夸研究天度,愈久而愈精。
他说: 
闻见之外有不知,闻见之内亦有知之、有不知。。。盖异端者
生于执一,执一者生于止如此而不知彼,止知彼而不知此。知之为
知之,不知为不知,则不执矣。。。执一者,知其一端,不复求知
于所不知;不求知于所不知,。。以为此不知者,不必知者也,不
必求知而已知共非也。(“论语通释”“释知”) 
但是焦循是重视“依方辩对”的两端之歌,认为事物没有绝对的是与非, 
是非的标准仅在于“时”机。这“时”字即他的“易通释”中“时行”之义, 
他的相对观点包含着绝对调和论,因此,跌入了折中论。他说: 
杨子惟知为我,而不知兼爱,墨子惟知兼爱,而不知为我,子
莫但知执中,而不知有当为我、当兼爱之事。杨则冬夏皆葛也,墨
则冬夏皆裘也,子莫则冬夏皆袷也,趋时者裘葛裕皆藏之于箧,各
依时而用之,即圣人一贯之道也。。。圣人之道,贯乎为我、兼爱、
执中者也,善与人同,同则不异矣。。。“记”曰:“夫言岂一端
而已,夫各有所当也。”太史公曰:“人道之经纬万端,规矩无所
不贯。”(“雕菰集”卷九“攻乎异端解”下) 
焦循的相对主义思想,既然不以历史实践为标准,则抽象的“时中”论
仍是一种数学上的量度概念。故他论知识如葛、裘、裕三者,都应“藏之于
箧,依时而用”,先验地自成一套可凉暖的循环工具,而不知道知识过程的
高级的质的移行法则,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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