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它正是玛雅这个祭司领导的世界里最高级别的象征物。它在大祭司的手中，恰好反映了玛雅文化的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和性质——宗教、政治、科学、历史、文化和传统，都未经分化地交融在一起。
玛雅的智慧 第七章 文化隐喻
美丽的扁头·高贵的斜眼
现代文明体现在让人的肉体和精神都获得尽可能大的解放，这种文化精神深入人心。高贵之词如自由民主，美丽之词如爱情幸福，大到宗教信仰，小到光头协会、disco，总之是让人的肉与灵怎么舒坦怎么来。
但是，我们在一些古老文明中看到却常常是相反的倾向，例如玛雅人把孩子的头颅夹扁，眼睛弄斜即是。要把这离奇古怪的行为说成是某种智慧的体现，实在不太直观。然而，把它放在特定的背景中，并把它作为有利于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策略，怪诞又显得合理了。
事实曾经如此。
为了实现那些使身体畸变的陋俗，玛雅人煞费苦心地发展出了适当的技术措施，尽管这套技术听上去太不人道了。
婴儿一降生就要施洗，于干净净地四五天后准备开始一系列的磨难。小家伙的头上被绑上头板（一种专用的夹头形木板），一前一后两块板把新生儿的额头夹扁，一块在额头，一块在后脑。这副头板要在婴儿头上固定若干天，等到取下后，孩子接下去一辈子都会保持扁平的头形。这一习俗很像旧中国妇女缠足、男人剃发留辫的陋习，而在玛雅人眼中，夹扁头型、压低的额头乃是大美大丽的标志。所有玛雅人的侧面人头肖像，诚如我们在玛雅艺术品中看到的那样，都显示这一做法肯定曾经极为普遍，当然这是指在上层阶级中间。
另一个更为离奇的显示“高贵”的标志，是成为斜视眼（对眼儿）。母亲们有意试着来产生这种情形，她们在孩子两眼之间下垂的头发（柳海儿）上悬挂小玩艺儿，通常是树脂小球。这些树脂小球在眼前晃来晃去地吊着，使得小孩子不由自主地盯着它们看，而这样就有助于使他们的眼睛变得内斜视。
玛雅人也没放过他们头上的其他部位，五官五官，各有所绾。耳朵、嘴唇、鼻孔间的隔膜，都被穿上孔眼，用来缀挂各种装饰品，质料包括金质、铜质、玉质、木质、贝壳、骨头和石头等等。
我们现代人乍闻嘴唇、鼻孔间的隔膜上打洞，不免怦然心惊，颇难受用。然而，殊不知我们习以为常的戴耳环穿耳洞与之岂不异曲同工，人类何以如此“虐待”自己的肉身呢？
大自然中的其他物种绝对不会去做诸如此类损害自身的事，而产生了文化的人类却相反。那么，这类身体畸变行为就并不那么简单。人类的每个分子，都长着一个容量不小的脑袋，这就是人尴尬的原因。一方面，为了生存必须彼此结为群体，互相认同；另一方面，自我意识的苏醒又使人总想让自己区别于他人。
这个既认同又区别的哲理，大约就是文化智慧的真谛！
玛雅人的上层阶层用改变肉体形态的方式，显出与众不同，是在本社会内部作某种区别，是在一个文化内部凸显出某种“亚文化”。而古希伯来人生下来便施行割礼，这种肉身上的自戕却是要把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种族与其他社会、文化、种族加以区别，显出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即所谓“上帝的选民”之类说法。
由区别而定义出高贵或美丽，由此看来，高贵和美丽从起源上就极富主观性。
最初的手段还是在打天然本钱的主意，把肉体当作客体加以处置，直截了当。于是就有了扁头和斜眼，就有了鼻洞和凿齿，就有了纹身或割礼……不同的文化遵循近似的心理过程而“创造”出五花八门、怪怪奇奇的文化样态。所谓文化的进步，大约就是人类用以区别的手段越到后来越间接，越是离天然本钱来得遥远，转而在天赐的肉体之外去寻找互相区别的方法，文学呀，艺术呀，宗教信仰呀，生活方式呀，风俗礼法呀，如此这般，而已而已。
玛雅人在自己的头脸上直接地大做文章，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头脸处于肉身最为显赫的位置，最便于实现“区别与认同”的文化意义。中国有“首饰”一词，极为传神达意。《白虎通义》云：“制冠以饰首，别成人也。”意思是说，制造出帽子来装饰头脸，为的是区别成年人。成丁礼又称冠礼，成年意味着特殊的权利与职责，并且依照初民社会的习俗，成年男子同属于一个社会“亚文化”，他们有着群体秘而不宣的一套仪式、能力、价值。冠这一首饰使他们区别于妇女和未成年人，使他们彼此认同为共享权利义务的统治力量。
玛雅人“首”上的“饰”，也起着类同的文化功能。无论是美丽的扁头、高贵的斜眼，还是戴金缀玉，都明确地显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既区别于别的社会身分，又认同了自己的社会身分。这种区别与认同，对于古代社会文明的长成无疑具有推动作用。现代人对此应能了然于心，为了认同与区别；真是各各竭尽所能，花样百出。从服饰到饮食，从思想方式到艺术趣昧，都时时不忘趋从时尚，又时时企念标新立异。在一一次次的“发烧”中，社会文化变得越加多姿多彩。
洗澡洗出法律
玛雅男人每天都必定要洗热水澡，这种近乎奢侈的日复一日的生活程序，是否意味着玛雅人是世界上最爱清洁的民族呢？然而，玛雅家庭居室内部的脏乱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玛雅妇女除了为丈夫洗澡提供周到的服务以外，似乎并不热衷于清洁卫生。这一现象颇为可观。
男人干完地里的农活回到家，会有一顿美餐等着他，鲜肉、煎饼、蚕豆、鸡蛋、蔬菜，或许还有鹿肉、牛肉、仔鸡什么的，这得看家庭经济状况。饭后，妻子给丈夫准备好热水，澡盆边还放着干净的替换衣服。如果妻子没能准备好热水，丈夫可以因此揍她一顿，这一点居然堂而皇之地写进西班牙统治时期的法律条文，毫无疑问，这条法律是对长期而普遍流行的玛雅习俗的反映。
洗澡竟然洗出了法律！其中大有奥妙，从中可以看出一种文化机制中所蕴含的微妙智慧。
西方有一种时髦的说法——两性战争，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别和自然分工、表明人类的中间是一条性别的裂缝。男人和女人的权力之争在千万年的历史进程中时隐时现，未尝稍息。所谓母权制父权制的理论正隐含了两性之争。从300万年前非洲古猿化石的形体差异到现代女权运动的兴起，同一个主题在反复演奏！
一个性别对另一性别拥有权力，这是事实。然而，“哪儿有权力，哪儿就有反抗”（福科《性史》），一个社会不会允许它的内部结构总是处在激烈对抗之中，它总有办法找到某种平衡。我们在玛雅文化以及其他许多种文化中都看到了某种巧妙的平衡机制。
玛雅人和库尔德人、印度吠陀人、圭亚那印第安人等等，都实行男女分餐制。玛雅男性（丈夫、儿子）在妻女的侍候下用餐，等他们离开饭桌后，才轮到母亲和女儿就餐，这一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也能类似地看到，所谓“男女不同席”的古训即可作如是观。作为习俗的男女分餐和次序，把两性的地位固化在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理中，成为性别权力的绝妙隐喻。
一种文化的最奥妙部分，大概就是它的隐喻了。通过曲折的象征功能，玛雅人摆平了两性的权力关系。男人耕作，女人做饭，男女分餐，这些并不特别；玛雅人的智慧在于人为地夸张了妻子为丈夫烧洗澡水的意义。这种小题大作、上纲上线，甚至夸张到诉诸法律的做法，实际意义远远不如其象征意味。
这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压迫。无论从性卫生还是感性上说，男子洗得干净对女于自身有百利而无一害。一般说，妇女总是被看成具有爱整洁的天性，她们通常是喋喋不休地要求懒散的丈夫、孩子变得整洁起来。难道在玛雅人中情况就果真大颠倒吗？非也！男人给了女人一个绝妙的台阶，在一个对女性有利的事项上故意唬起脸来显示男权压迫。耍这个威风不会受到女人的认真反抗，一种愿打愿挨的结果导致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优势得以象征性地确立起来。
玛雅人恰当地处理了耐受压迫的限度问题。明确宣布男人对女人的权威，却是借助于洗澡这样一件生活小事。对女人来说，在洗澡这事上承认男性霸权并不见得如何难以忍受。为丈夫准备一澡盆温水，并不特别烦难。既然可以轻易做到，那么丈夫揍妻子的法律就并不会真正经常地执行。相传中国商代用酷刑峻法严禁把炉灰倾倒在街上的行为，其思路是这样：炉灰扬尘会引起路人口角，口角会导致殴斗，殴斗会严重到彼此凶杀的程度。与其用重罪禁止冲动的殴斗凶杀，不如防微杜渐，治其根本。倒炉灰小事与酷刑重罚之间，反差过于悬殊，那么，人们做到不乱倒炉灰，必定比做到忍怒不相殴杀要容易得多。最后施行这条法律的结果肯定是很少有人犯禁。中国古人的倒灰法律与玛雅人的洗澡法律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有某种可“通约”的真智慧在！
洗澡法律虽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然而结果却是真实的，男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支配着她们。
“一刀切”不出好坏
玛雅宗教有一种极强的二元论倾向。在他们的万神殿里有明确的善恶之分。好神带给玛雅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恶神则带来饥荒、洪灾、死亡和瘟疫等自然的不利，还会带来战争、内乱等社会性的灾难。好神和恶神共同对玛雅人的生活起作用，以他们特有的相互牵制、相互渗透的组合方式作用于人类，他们的喜怒哀乐投射到玛雅人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生活和命运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捉摸性。
这种善恶两分的倾向在许多生命力较强的宗教中都有表现。比如流行于欧美各国的基督教，不仅信仰上帝，也承认有魔鬼撒旦，并且认为两股势力在人以外的世界互相争斗，有时撒旦还会跑到上帝面前告状，使耶和华动怒，惩罚人类。以这种方式，宗教机制极微妙地制造了一个变因众多的宗教世界，从而使神与人的关系也由单一的保佑关系或公正原则变得扑朔迷离，成功地使之接近充满偶然性、不断流转变化的生活的本质。只要宗教中存在两种尚不能分出胜负的势力，那么神性世界的总体面貌就不会是静止不变的。而只有当神性世界的面貌、神对人的态度是可变的时候，宗教才能解释人所受到的诱惑、平安、打击等常变的遭遇，人心才能于常变中维持心态的平衡和不变的信仰。
小时候听人讲故事，人物一出场就急着问，是好人还是坏人。长大了就觉得很好笑。用好人、坏人的眼光去看人，真是很傻。
后来学习辩证法。可有一阵子始终分不清“一刀切”和“一分为二”，不都是分成好的和不好的、对的和不对的吗？再后来才明白，不能一刀下去分成好坏就完了，无论对好的还是坏的，都要看到它内在的好坏两面。也就是说，用好坏这种简单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并没有错。但这个标准要动态地把握，要在任何时候都把准这对立的两极，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