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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 Q 就被视为“落后的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关注重心也发生了转移。首先强调的是阿 Q是未庄第一个“造反者”，一位批评家这样分析阿 Q“土谷祠的梦”“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思想””。小说后半部对阿 Q 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的描写也引起普遍重视。批评家认为鲁迅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注：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收《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94 页、88 页。）。毛泽东也多次提醒人们要吸取假洋鬼子“不许（阿 Q）革命”的教训。80 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又从《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念出发，重读《阿 Q 正传》。尽管关注的重点并无变化，却给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解释：强调的是阿Q 造反的负面：“即使阿 Q 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辛亥革命的教训也被阐释为，“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 ，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王注：富仁：《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31 页、21 页》）。这样，阿 Q 就再一次地被确认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转向对“阿Q 精神（性格）”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并做出了另一种分析：阿 Q 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没落》），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人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他人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注：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334页），并借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选择又确实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不能摆脱的（注：参看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收《无地彷徨》，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384…419 页。张梦阳：《阿 Q 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三 《野草》与《朝花夕拾》
鲁迅曾谈到自己对新文学的贡献，主要是以创作成就“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 6 卷，238 页），这是确实的：在有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理论的倡导之后，又有了鲁迅这样的作家创造了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学及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并肩而立的现代文学经典，新文学才有可能在中国真正立足、扎根。而鲁迅不仅创造了现代小说的经典《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更在传统文学最具实力的散文领域（另一个领域是诗歌），也创造了堪称经典的《朝花夕拾》与《野草》：这真正显示了鲁迅的创造活力。
《朝花夕拾》与《野草》一方面在鲁迅的著作中，是最“个人化”的——散文这种文体如周作人所说，本就是“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注：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周作人《看云集》，湖南：岳麓书社，1988 年版，110 页）；另一方面，又为现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两种体式，或者说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在这个方面也是显示了鲁迅“文体家”的特色的。
《朝花夕拾》最初在《莽原》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他大概是回想起童年时“水乡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的情景（注：鲁迅：《自言自语？序》《鲁迅全集》第 8 卷，91 页）。“说故事”就免不了“旧事重提”，《朝花夕拾》其实就是对这样的童年“谈闲天”的追忆与模拟。这就规定了这类散文的特殊氛围：自然，亲切，和谐，宽松，每个人（作者与读者）既是说话者，又是听话者，彼此处于绝对平等的地位。——这正是对“五四”时期盛行的“我（作者）说你（读者）听，我启你蒙”，强制灌输的“布道”式、“演讲风”的散文的一个历史的否定与超越。《朝花夕拾》这类“闲话风”是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对话：作者掏出心来，真诚地袒露自己生活与内心的秘密、真实的欢乐与痛苦，希望引起读者（听众）的共鸣、联想、议论与诘难，达到精神的互补，而非趋一。这样，“闲话风”散文就别具平等、开放的品格，又充溢着一股真率之气。而《朝花夕拾》这样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就更是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童年时代与人类文化发展的童年（原始）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这里展现的是一个“人间爱者”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爱”与“死”的童年体验的追记与成年的思考。于是，我们读到了“我的保姆”的“伟大的神力”和她那发自天性的质朴的爱（《阿长和〈山海经〉》）。那位博学而方正的私塾老师朗读“极好的文章”时的沉醉，以及隐藏在“瞪眼”与“怒色”之后的温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还有异国教授小至“为中国”、大至“为学术”的“不倦的教诲”与博大的爱心（《藤野先生》），以及“把酒论天下”的“旧朋”间寂寞中相濡以沫的友情（《范爱农》），就连阴间也还有那“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 使你感到，“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无常》）；同时看到的是“人间至爱者”——长妈妈、父亲（《父亲的病》）、徐锡麟、范爱农——“为死亡所捕获”的人间大悲剧，于是又听到了那鲁迅式的生命的祝祷与呼唤：“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在“爱”与“死”的反顾里（《阿长与〈山海经〉》），既弥漫着慈爱的精神与情调，显露了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蕴着深沉而深刻的悲怆，两者互为里表，构成了《朝花夕拾》的特殊韵味。《朝花夕拾》里也有对于摧残人类天生的爱心的封建旧伦理、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性审视（《二十四孝图》《五猩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玩弄人的生命的猫似的正人君子的热辣的嘲讽（《狗？猫？鼠》）。这里的批判与嘲讽，可以视为鲁迅的杂文笔法向散文的渗透，不仅使其韵味更为丰厚，而且显示了鲁迅现实关怀的这一面：这也是真实的鲁迅。
“闲话风”的另一面是“闲”，即所谓“任心闲谈”。鲁说，“五四”时期的散文小品，“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 4 卷，576 页）；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充满紧张、沉重、严峻、激烈的同时，也还有洒脱、放纵、雍容、闲适的这一面，与魏晋时代知识者集“清峻”与“通脱”于一身，确有相近之处。《朝花夕拾》正是“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处处显出余裕、从容的风姿。
“闲话”也称“漫笔”，表明了一种笔墨趣味：不仅是指题材上“漫”无边际，而且是行文结构上的兴之所至的随意性。请看《狗？猫？鼠》这篇，忽而动物王国，忽而人世间；忽而人禽之辨不严的运古，忽而仇猫杀狗的现实；忽而日本传说中 的猫婆，忽而中国古代的猫鬼，忽而太平洋彼岸美国小说里的黑狗；忽而猫与虎的斗智，忽而老鼠成亲的仪式；鲁迅思想与艺术天马行空般的自由驰骋，正表现着心灵的开阔与自由。“闲话”还表现了一种追求“原生味”的语言趣味。鲁迅曾经说过，如果把只隔一层薄板壁的邻居的高声的谈话如实记录下来，删除了不必要之点，是可以成为很传神的文学语言的（注：鲁迅：《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 5 卷，530 页），在某种程度上，《朝花夕拾》正是这类“听闲谈而去其
散漫”的语言主张的成功实践。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生活语言的丰富性、生动性与复杂性，这自然又是从更好地发挥“沟通心灵”的文学功能的目的出发的。
1919 年鲁迅在发表一组类似《野草》的散文诗时，将其命名为“自言自语”，在仿效者日益增多以后，又有人以“独语”称之（注：参看何其芳：《独语》《何其芳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13…15 页）。“自言自语”（“独语”）是不需要听者（读者）的，甚至是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紧张与排拒为其存在的前提：唯有排除了他人的干扰，才能径直逼视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捕捉自我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包括直觉）、情绪、心理、意识（包括潜意识），进行更高、更深层次的哲理的思考。可以说《野草》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鲁迅诗，是从“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中升华出来的鲁迅哲学（注：参看章衣萍：《古庙杂谈（五）》《古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3 页）。这里构成鲁迅哲学的基本单位（元素），并不是抽象的逻辑范畴，而是一些客观形象与主观意趣统一的意象。在《野草》里，有的意象象征（暗示）着人的某种生存困境与选择：这是只能在“冻灭”与“烧完”间选择，最终与对手同归于尽的“死火”（《死火》），是“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彷徨于无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