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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偷偷的擦了一把冷汗。他又重新掌握了大权。他明白，这一次他的地位将是稳固的和一劳永逸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在十月革命时反对过列宁，现在，出于个人地位的考虑，他们又联合起来反对领袖的遗愿。在决定命运的瞬间，这两个不乏才干、对革命立下汉马功劳的政治家，却被忌妒心、虚荣心、权力欲这样一些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东西所控制，为自己亲手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斯大林的实力已经深不可测。
现在，谁也不能阻止他把党和人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四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作为俄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地位较低，分到的〃胜利果实〃仅仅是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这一任命还是得益于他在民族自治问题上与列宁看法一致，并于1912年在列宁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此获得〃民族问题专家〃的称号。当时的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一职是对〃光杆司令〃的最佳说明：部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人民委员办公室和整个民族事务部是完全统一的一间只有两张破桌子的小房间。而且，他这个人民委员在上任之初完全没有权力管理分配给他的地区俄国的民族地区都地处偏远，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莫斯科附近地区和几个大城市。总之，他的政治前途并不乐观。
很快，由于全国到处爆发的白军叛乱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这些临时设置的部门完全失去意义，整个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有一个部内战指挥部。中央委员们常常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往各个战区督战。斯大林被派往南方的察里津，负责保证首都的粮食运输线的安全。这是斯大林头一次独立行使权力，他一上来就表现不凡：斯大林从未学过战役、战斗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在保卫察里津大会战的紧急关头，他却俨然一副独裁者的派头。他从不难为自己去战壕、军中小医院、集合地点和观察点去视察。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司令部里没完没了的发各种紧急电报，召见政委、指战员，要求汇报，把不服从命令者送上军事法庭，派人去进行监督。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的逻辑，可谓举世无双：
〃我在督促和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责骂的人，相信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尽管放心，我绝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还是别人，粮食总会运去的。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不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们，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大批不同意斯大林意见的军事专家以消极怠工或者阴谋叛变的罪名被逮捕，大部分人被枪决。这种自毁战斗力的疯狂举动，可以看作是二战前对苏联军队大清洗的小规模预演。斯大林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特殊才干，他总是能不动声色地作出一些残酷的决定。在察里津，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几名旧军官被捕，他们被怀疑与反革命组织有牵连。斯大林的批示只有两个字：〃枪决。〃 于是，这几个不幸的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立即处决了。
最后，察里津保卫战仍然获得了胜利。尽管主要原因是一支援军从外围对围城的白军进行打击，瓦解了敌军，但这已经足够斯大林得出结论：不论对敌人还是自己人，暴力都是万能的。
察里津战役后，尽管斯大林津津乐道于他的〃指挥艺术〃，列宁还是相当明智的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把他调回莫斯科。不过这并未影响斯大林同志的威信，因为察里津到底是保住了，而且粮食运输线也一直没有中断。他被调回的原因，是缺乏军事才能，而不是手段过于残暴。相反，他在中央委员、红军指战员中赢得了这样的名声：能够不惜采取〃非常措施〃来完成列宁同志委派的任务实际上，列宁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内战中，斯大林不再被授予军事指挥权，但当哪里出现叛乱、溃败、军心动摇等紧急情况，或者是列宁决定不顾大部分人的反对作出某项决定比如凿沉黑海舰队，他就会委派斯大林去负责执行斯大林同志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强、果断和冷酷无情。
内战结束以后，斯大林的这种品质为他在赢得了第二个重要职位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这个部门是列宁决定设立的，目的是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行为作斗争。它的权力相当广泛，可以对其它任何委员部的行动进行监视、提出检控，可以派员旁听所有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查阅各种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具有特务机关的性质。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屑于出任从事这种冷酷的清洗活动和肮脏的间谍行径，所以当季诺维也夫建议斯大林出任这一职务时，没有一个人反对。
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很快感觉到自己不得不重视工农检察院的存在。它有一种死死盯住不放的做法，使人们产生恐惧，并且鼓励告密。斯大林通过工农检察院，轻而易举的为自己找到了一群善于阴谋暗算的幕僚和冷酷无情的执行者。这些人将很快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智囊和党卫军。同时，他还利用工农检察院的特权秘密收集政治局委员的各种资料。他发现，他潜在的对手们几乎都是曾经侨居外国的理论家，喜欢进行各种演讲和辩论。他们对于优美词藻的追求胜过对表达严谨的追求。斯大林小心的收集着他们的所犯过的一切大小错误，这些资料，后来证明在权力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托诺茨基曾经对列宁引用过一句民谚：〃布谷鸟咕咕叫，叫的是苏维埃的死期到。〃托诺茨基自己都忘了。直到两年以后，在列宁逝世后的斗争中，斯大林把它搬出来攻击托诺茨基时的革命悲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好像确实这么说过。他想解释，却总是越抹越黑。直到这时，托诺茨基才发现自己的这个对手是个口才出众的人至少在进行人身攻击方面如此。这些习惯于欧洲议会民主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想到自己在各种场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发言，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出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在斯大林迈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用来很好的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能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就手握大权：
首先，除斯大林外，政治局的其它成员都曾经为了躲避沙俄的政治迫害而旅居欧洲，这些人智力超群，理论修养很高，学识渊博，口才也很出众。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于脱离实际工作而在马克思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上进行争论。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这种喜欢纸上谈兵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脱离出来，以免耽误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斯大林和他们完全相反，他一直在国内从事实际工作，理论修养不高，不善言语。他对抽象理论的争论没有兴趣，甚至抱有一种反感。他觉得，和自己比起来，这些理论家的地位来的太容易了。他曾私下对他的朋友说：〃当我们在准备为革命流血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看书写字。〃一个叫阿萨德·别伊的人在一本小册子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种对比：〃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是共产党中对立的两极。托诺茨基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老练的、虚荣心很重的新闻工作者。斯大林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不无事忙的，没有个人需求的人，具有东方阴谋家冷酷阴郁头脑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俄国这片封建传统浓厚的舞台上，欧洲的宣传家是敌不过亚洲的阴谋家的。
这两种风格对比的结果，就是政治局委员们一般并不担任过多的行政职务，而是在各种会议上争论不休，然后把决议交给执行机构就行了。斯大林则担任了数不清的行政职务有不少就是他的政敌当作负担推给他的。在担任总书记之前，他同时兼任的职务就有组织局委员、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的党中央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所以，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并非没有根据，但这只有在权力机关真正享有权威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一旦列宁去世，一个分裂的政治局就再也不能制约住一个强大的执行者了。
第二个原因也许比政治人物的性格能给我们更深刻思考：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往往比较随意，也没有认真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权力。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可以想法把权力扩大到他们满意为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设立，就是列宁认为党内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的情况日益严重，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督，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然后由列宁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再由斯大林全权负责去挑选或招募机构工作人员，就开始运作了。至于这个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实行监督，是否允许在党的机构内收买告密者，甚至设暗探，这种监督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不干扰各部门的正常工作、不侵犯个人隐私，以及如何防止它成为个别野心家打击异己的工具，怎样防止这个机构本身成为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之所……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者说至少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这些小小的疏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如果碰巧几乎是迟早会遇上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它就会像洪水冲击下的蚁穴，溃倒千里大堤。而新生的苏维埃遇上的，乃是阴谋家中的集大成者，上面提到的所有考虑不周之处，都在工农检察院的实践中迅速成为现实。当政治局的对手们忙于争论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正在勤勤恳恳的为独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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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尽管各种行政职务可以为斯大林捞取政治资本，但在苏维埃权力体系中，要想获得最高权力，必须在党内取得优势。从这点来看，斯大林仍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是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列宁、托诺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诺茨基是十月革命具体行动的总指挥，又在随后到来的国内战争中，作为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而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他具有和列宁一样的雄辩的口才、敏锐的头脑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