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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间，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相适应，“庸”所指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在战国时期的史料里，“庸”有时作“傭”（佣），多指雇佣劳动者。但战国初期，国家对私家使用雇佣劳动者大概有一定控制。《吕氏春秋·上农》说“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商君书·垦令》等篇也说，为了驱民归农应该禁止私家取庸。由于贫民不断增加，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剥削阶级越来越需要积极性较高的劳动力，到战国后期，雇佣劳动发展极快，国家实际上已无法控制。《管子·治国》说：“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可见为了不失农时，连一般农民都需要雇工。在发生饥荒的时候，统治者有时也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来救济贫民。《管子·乘马数》说，如果碰到凶年，就应该大兴土木，“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从现存战国史料来看，使用雇佣劳动的工种有耕耨、决窦（渎）、灌园、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煮盐等，范围已相当广泛。
《管子·山至数》、云梦秦简和《荀子·议兵》都提到“市庸”或“市佣”。可见当时的市场里集中了很多待人雇佣的劳动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主人要做美味的饭菜款待“卖庸而播耕者”，还要准备优质的钱、布做酬劳。这不是“爱庸客”，而是为了要他们深耕熟耨。庸客努力劳动，也不是“爱主人”，而是因为这样做，饭菜就美，给的钱、布就好。这段话对战国后期比较自由的雇佣关系作了生动的描述。《韩非子》有“卖庸”、“买庸”（即“买人功”）的说法。《荀子·议兵》也有“佣徒鬻卖之道”的话。《韩非子》还把雇佣劳动者称为“庸客”。战国后期，庸客的大量出现，与统治阶级所豢养的，不同于“家臣”、“徒役”的宾客、食客的大量出现，是平行的现象，很值得重视。不过，雇佣劳动者大多数是无家业的贫民，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不但要从事辛勤的劳动，受雇主剥削，而且还会受到有权势的雇主的压迫虐待。
战国时期，“赁”字意义同“庸”（佣）相近。《荀子·议兵》“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史记·范雎传》有“范雎曰：臣为人庸赁”。《韩非子·显学》说“儒者破家而葬，赁子而偿”，大概是让儿子给债主当佣工抵债的意思。战国时期，楚国铸有一种供旅行者过传舍用的铜节，铭文说：“王命，命传赁一擔（担），飤之。”“赁一擔”可能是租给持节者一个担负东西的役徒的意思。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崔氏之乱，申鲜虞来奔，仆赁于野，以丧庄公。”有人认为这是关于雇佣的最早记载，但是《左传》的内容并非都是当时的实录，似乎不能仅仅根据这条材料就断定春秋时期已有雇佣关系。古书中有“赁”当读为“任”的例子。“任”可以当担负重物讲，载运东西的车古代也称为“任车”。如果把《左传》的“仆赁”读为“仆任”，解释为给人赶车，给人搬运东西，似乎也讲得通。
参考书目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裘锡圭：《战国社会性质初探》，《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81。
（裘锡圭）
永佃权
永佃权
土地关系中佃方享有长期耕种所租土地的制度。佃农在接租佃契约交纳地租的条件下，可以无限期地耕作所租土地，并世代相承。即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佃农的耕作权一般仍不受影响。永佃权最早出现在宋代，明代有所发展，有永耕、长租、长耕等名。明代中叶以后，首先在福建等东南省份的某些地区流行，清代盛行于东南诸省及华北、西北、华南的部分地区，民国时范围又有所扩大。
永佃权的形成与定额地租形态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在定额地租形态下，地主只是收租，而不关心土地的经营情况，这使土地所有权与耕作权的分离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佃农或因垦荒付出工本，或因投资改良土地，或因支付“佃价”，或因长期租种同一块土地，或因集体“霸耕”而获得永佃权。另外，也有自耕农出卖土地、仅保留耕作权而结成永佃关系。在地广人稀地区，有的地主为保障土地收益，也强迫佃农结成永佃关系。永佃权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土地收益的提高，也有利于佃衣经济独立性倾向的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但当地主权势嚣张时，每每任意改变永佃条件，使佃农丧失永佃权，明清时代经常发生佃农争取耕作权的斗争。有永佃权的农民往往“私相授受”，将田面出顶、典押或买卖，还有的保留或转移征租权，造成土地所有权的再分割。许多官绅、豪民、债主也竞相从自耕农或永佃农手中掠取或购置田面，进行地租剥削。这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关系中出现“一田两主”、“一田多主”现象的渠道之一。在“一田多主”制下，出租田面的人都是二地主，俗称面主、皮主、赔主。在永佃制下，土地所有权和耕作权的名称因地而异。又有田骨田皮、田底田面、大苗小苗、大租小租、大田小田、大卖小卖、大买小买、大业小业、粮田税田、粮田质田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清宣统三年（1911）编纂的《大清民律》草案在承认永佃权的同时，又规定其存续时间为二十至五十年，实际上否认其永久性。1929年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基本沿袭上述规定。
（杨国桢）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
明代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始纂于永乐元年（1403），永乐五年完成。初名《文献大成》，后经增订重修，命名为《永乐大典》。计两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三亿七千万字。主编为解缙、姚广孝等。
编纂始末 建文四年（1402）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之后，深感臣民对其夺位有不平之气，难以力服，故欲修典笼络朝野儒士，使之乐为其用，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
永乐元年七月，朱椽以天下古今事物，浩如湮海，散载诸书籍，查找不易，命翰林学士解缙等将“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解缙等奉诏编纂，依韵编次，于次年十一月，奏上成书送呈朱棣。朱棣赐书名为《文献大成》，此即《永乐大典》的前身。但朱棣不满于该书的急就速成，认为采摘不广，记载太略，又于三年正月，敕谕解缙等在原书的基础上重修。并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礼部尚书郑赐为监修，刑部左侍郎刘季篪为副监修，又增设正、副总裁；命礼部简派官员以及四方宿儒文学之士充纂修，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以朝暮膳。参加编纂的官员前后多达三千余人。永乐五年十一月，全书编成，朱棣更赐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以纪其事。
规模与体例《永乐大典》正文为两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装订为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书面硬裱，以黄绢连脑包过。封面左上首签题《永乐大典》四字。其篇幅之大，搜罗之广，缮写之工整，装潢之精湛，为当时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永乐大典》编纂之初，定有凡例二十一项，对材料的取舍、分类、排比等都有明确规定。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凡入辑之书，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编、整段分类编入。这种编辑方法虽有“依韵缀字、踳杂不伦”、“差错无序”等缺点，但宋元以前之佚文释典，赖其多得而传世。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明写本）
收藏与版本 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很少利用。据《明实录》载，直到弘治时，孝宗朱熜樘才查阅，并曾命人将中所搜辑的药物、禁方抄出给御医药房，而且亲自书写书中的一些金匮秘方赐给太医院应用。明世宗朱厚熜入继皇位后，为在大礼议中取胜，曾多次翻阅古礼义之书，以作为自己“继统”的依据；其后世宗崇信斋醮，每有疑隙，均按韵索览。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皇宫大火，三殿和文、武两楼等主要建筑物全部焚毁，《永乐大典》由于朱厚熜的宝爱，特别督促抢救才幸免于灾。四十一年八月，朱厚熜命文渊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召集儒臣照原本誊写副本一部，隆庆元年（1567）完成。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崇祯二年（1629）五月，因为初一日的日蚀时刻不验，侍郎徐光启奏准选刻《永乐大典》中日蚀一类。这是该书在明代唯一的刊刻记载。明末文渊阁被焚，《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在这时毁于大火。清雍正时，副本由皇史宬移藏于翰林院，翰林学士得以借阅。乾隆元年（1736），该年进士全祖望被分至庶常馆进习，他从中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撰《钞永乐大典记》以纪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已散佚两千余卷，但仍然从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此后该书又陆续散佚，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余者寥寥无几。（参见彩图插页第10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该书加以多方搜集整理。到1959年为止已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共装订成两百二十册，书前有郭沫若序。1977年台北世界书局又加印行。后又在国内外征集到六十三卷。1986年中华书局将已征集到的现存的《永乐大典》近八百卷，缩印精装出版。
（王其榘）
永乐迁都
永乐迁都
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原名北平）。以发生于永乐年间（1403～1424），故名。永乐四年诏以明年建北京宫殿，十九年正式迁入。
朱棣以篡弑得天下（见靖难之役），为封建礼法所不容。所以，当他进入南京时，建文朝大臣出迎者寥寥无几，余者或四处逃匿，或面斥其非，或图谋行刺，朱棣虽严刑诛杀，大肆株连，而建文诸臣却蹈死如归，奋臂不顾。这一状况，不能不给朱棣造成巨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