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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组织的扩展取决于企业家的手腕以及这种手腕对其他生产因素的运用如何。企业家的职责可由私人或政府官员来承担。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家所能处理的企业职责大小都是运用他的能力、经验和他所掌握的技术的表现。先以技术来说，大规模组织的发展是由于通信手段（书写、电话、无线电）、计算手段（统计方法、会计）和行政手段（等级制度、委员会等等）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扩大了有效活动的规模。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富有大规模行政管理或技术的经验的人很少。在这些国家，小规模组织比大规模组织更为适用，其原因就是缺乏经验，组织小规模的活动比较合算，而较为先进的国家会发现组织大规模的活动更加经济。随着经济发展过程，国家将积累行政管理经验，并能更有效地把大规模的方法应用于更为广泛的活动领域。
由于大规模组织涉及人们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并随之招来许多不满情绪，以致许多人不喜欢它，而宁愿不扩大组织规模使经济可能增长多少就增长多少。这种态度在一个自然资源只限于可耕地的国家是足可以了，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相当的资源可供开采或加工，这种态度几乎可以肯定会限制许多机会，除非允许和鼓励发展大规模企业。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三节 经济自由
（一） 利己主义和集体行动
西欧和北美在近几个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完全同经济自由的发展有关——同个人改变其社会地位或其职业的自由、同租赁资源并以增加产出或降低成本的办法把资源结合起来的自由，以及同其他已经在贸易方面有所建树的人竞争的自由有关。在这一节里，我们要研究制度上对这些自由的障碍。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指出，利己主义并不一定是发展经济最快的道路。集体行动也是必要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产生较快的成果。
以政府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集体行动，即使只是对私人行动的补充，也是必要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会起推广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七章中将要详细地谈到。这些作用，甚至在私有企业经济中，包括诸如保养公路或促进研究这些明显的作用，直到诸如对新企业提出担保或向私人商业提供资金等比较复杂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私营企业家风度的质与量，个人开拓能力越小，落在有为的公用事业上的负担越重。
不过，除了政府行动之外，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不管这种开创事业是由个人还是由政府去做。如果民族的成员习惯于求助和接受领导，实现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变革就会比如果人人都是顽固的利己分子要容易得多。这一点可以多种方式显现出来。如果开创事业是在新技术方面，一旦革新者表明这种新技术能提高生产，普通人将比较快地转变。如果有必要在大规模企业中安排要完成的工作，那里原来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监工，新的纪律能迅速确立。如果不得不作出种种牺牲——譬如，如果政府决定要实施一项资本构成的重大计划——其实现将比在成员不大容易为一个共同目标团结起来的社会引起的内部冲突要少、通货膨胀要小。如果习惯和制度必须加以改变——如妇女的地位、土地的合法地位、对移民的态度——这种改变是比较容易的，等等之类。
有些历史学家把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同近百年的日本历史相比，他们着重强调日本社会生活中的“纪律”，而中国的利己主义较多。要给这些概念下精确的定义或作精确的估量是极为困难的，但是由于经济变革是为少数人倡导而多数人仿效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整个社会的变革速度应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愿意接受少数有事业心的人的领导，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集体行动和内聚力感不单单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可以取得优于利己主义所取得的结果。一个按照强制路线组织起来具有内聚力的集团，也许比一个具有比较多的利己主义倾向的集团更有能力达到既定目标。这对于任何事都必须按照计划进行，也许具有优越性，因为大家一起干乃是成功的要素——无论要达的目标是作战、控制某条大河的洪流（否则有造成破坏的危险）、扑灭森林火灾还是其他需要人人都接受首领命令才能成功的活动。具有内聚力的、强制性集团，如果其首领比个人更了解经济增长所要求采取的措施，也将有助于占优势的经济增长。首领可以推行教育、改进的技术、使用良种、提高资本形成的水平，或者改变诸如土地使用、奴隶制、垄断等社会关系。所以，要说经济增长取决于个人有无施展权术的自由是不真实的，因为采取的办法是个人要被迫去干促使经济增长的事情。个人自由在经济事务方面的优越性这种情况，是出于认为首领没有卓越的知识头脑，出于认为在多方面有所追求的个人比一个有垄断权术的首领，更可能发现敞开的门户的这种信念。我们即将看到，这种信念在先进社会里是完全真实的，而在落后社会里则显然不那么真实，落后社会的成长全靠模仿较为先进社会充满活力的特征。所以，倘若一个政府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己任，而且对涉及的问题有合情合理的充分了解，则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落后社会几乎肯定会比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落后社会要增长得快。难处在于条件，政府可能是有才智的，是有强制权的，并且基本上是真心实意关心普通人的；但是要这三者都具备看来属于例外而非必然。
这些探讨对于当前关于“计划”的争论比之对于是由公营企业而不是由私营企业经营工业的争论更有关系。这个问题在人们讨论中往往被混为一谈，但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中央计划的私营或公营经济都能存在；而公营企业经济同样可以有计划，也可以无计划。我们先说一说公营工业，然后再谈作计划的问题。
私营工业和公营工业之间的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都同我们当前的目标无关。许多争论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后果，这不是本书的直接兴趣所在，争论之点是，国家职工从国民收入所得的部分是否要比营利的私人企业家所得的部分为多。争论的另一方面是，在财富和主动性都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社会里，对个人自由——工人的自由、消费者的自由或政治自由，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现在关注的仅仅是争论中涉及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那一部分。
这问题本身将分解成刺激和资源使用的问题。企业家，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官员，必须受到激励去寻求种种办法，来降低成本、用引进新的或更好的商品或用改进销售或服务的办法来改善为公众的服务。他还必须善于使用劳力、资本和原料；这就是说，在寻求提供资本的支持者时，在说服这样或那样的权力当局让他得到他需要的劳力和原料时，他必须没有太多的困难。
至于私营企业系统最初是靠私人利润的引诱，那是个刺激的问题。不过，这种刺激在小厂家要比在大公司管用，因为大公司的企业经营是由董事和拿薪俸的经理们来掌管的，他们的报酬在这期间同利润并无紧密关联。私营大公司的企业经营和公营公司的企业经营都同样依靠刺激；无论何者，都可有按利润多少不同的少额奖金，但主要的刺激是雄心，是要把本人工作做好的意愿，是希望得到晋升以提高薪俸的意愿，是希望得到赏识的意愿。因此，就刺激来说，在大规模工业范围内，私营和公营企业之间也许没有太多的选择。在小规模活动中选择就多得多。多数小规模企业——商店、农场、饭馆、小工厂、专业性服务——都是在能力并非超群的人管理下，在干按步就班的工作，这些人是没有强烈的雄心足以驱使他们去采纳已经改善的作法，因为没有物质刺激，也不担心破产。如果完全禁止私营企业，大企业就有可能继续保持高效率的魄力，但是较小的企业——在任何国家，这种企业占工业、商业和农业就业人员的一半以上——的效率极有可能会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大企业和小企业间的区别差不多也适用于取得（资源）问题。在任何系统中，私营的或公营的，大企业筹集需要的资本要比小企业容易。如果只能从国家机构得到资金，这种差别或许还要大，因为大企业的政治和其他实力使得它们更易于坚持得到需要的资金。同样的实力还可能给它们以更大的垄断的权力，为取得新的较小的工业、公司或商品的竞争者得不到的资金和其他资源而施展计谋。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急于要实验未曾尝试过的设计方案——新商品、新发明等等——的小企业，也许会发现要得到必要的支持，比他们在私营企业系统去寻求支持还要困难。
许多事情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其及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来自某中央权威的许可就不能得到资金、劳力或原料，企业家们就没有施展才能的余地，无论是私营企业系统还是在公有制系统。这种由中央计划的经济，无论私营还是公营，届时将受制于计划制定者决定的方向。为了达到某具体的目标，这类经济优越于无计划的经济，因为无计划的经济没有具体的目标。计划经济在形成战争力量方面是比较优越的，这就是战时各类经济所以全都纳入高度计划的原因。在施行高水平的资本形成时、在创建某一大产业部门、或在计划制定者给自己规定任何其他的单一目标时——如灌溉沙漠、建筑房屋或其他，计划经济也是比较优越的。如果没有必须集中努力去实现的单一目标，计划经济便不如无计划经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个人作出的判断同在中央的计划制定者的判断会是一样的或优于后者；因为不存在经济应向哪里发展的单一方向；因此，最好让每个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去自由地充分利用他所能得到的资源。无论企业家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国家不需要为了仅仅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由而拥有一切产业资本的经济，因为国家可以决定把自己的权限如同一个股东的权限，让自己的官员用他们所能使用的资源放手去生产他们愿意生产的东西，只受市场赢利与否的考验。即使国家是资金的唯一来源，也可以通过彼此竞争的多重代理机构分配资金，而不要通过单一的中央控制；这样，寻求资本的厂家可有若干得到资本的机会。计划和公有制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既有无计划的公营企业，也有严格计划的私营企业。
这种单一目标和没有目标或多种目标之间区分的必然结果是，计划在那些单纯仿效别国领导体制的国家要比在那些开拓型的国家为害要少。在像英、美这种先进的工业国家，谁都不知道经济模式在５０年间将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哪些现在尚未发明的新商品将统治市场；哪些运输的新方式是重要的；商店会是什么样子等等。如果这种经济现在就放进中央计划的框框里，授权给坐在中央办公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