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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即使在由于缺乏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者生产制成品的机器而使消费品的产量无法提高的经济中，仍然有可能利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某些形式的资本，而不需将土地或设备从其它用途中抽回来。我们已经看到，大约５０—６０％的固定资本形成出现在建筑业中。现在有许多种建筑可以用手工进行，实际上不使用稀有的设备——从建造金字塔到１９世纪中叶修建铁路大隧道的人类各项成就就是见证。剩余劳动力可以用来修筑道路，修建灌溉沟渠、蓄水池、房屋和其它许多种类的工程，无需减少任何其它东西的产量。其中有些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农田用水或开垦土地有关的工程很快就能产生丰硕的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比没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优越，因为后一类国家不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抽回劳动力就不能增加它们的资本形成，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则可以增加资本形成而不必在其它货物方面付出代价。
妨碍使用这种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因素并不是缺乏固定资本，而是缺乏流动资本。如果向雇来挖灌溉渠道的工人支付工资，工人们将把他们的工资拿到市场上去花掉。货币需求量将源源不断地增加，而消费品的产量不会相应地增加。因此，价格往往会上涨。这种情况，加上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刺激消费品的进口，这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用严格控制进出口的办法来防止这些影响，其结果只会使国内流通的货币数量增加，从而增加对国内价格的压力。
这种价格上涨的前因后果是消费品从经济的其余部分转向新就业工人的再分配。这些新就业的工人原先以某种方式勉强餬口，也许是靠亲戚的接济过日子。现在他们境况好转了（否则他们大概不愿就业了），因此，别人的境况必定更差了，因为消费品的产量没有增加。所以价格的上涨仅仅代替了纳税，因为如果政府向整个社会征税，并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开挖灌溉渠道的工人的工资，那么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价格没有上涨。是让通货膨胀还是征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抉择。如果政府认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集资造成的政治困难少于征收同样数额的税所造成的政治困难，它们就用通货膨胀的办法。
在通货不膨胀或者不征税的情况下完成基建工程的另一种办法是，说服人们为这些工程工作而不取报酬。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章第１节（一）），如果上述工程完全是对当地有利的，如果它们可能对村子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好处，那么这种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对这种活动，政府也是要花钱的。
首先，它必须设立一个行政机构，以便在村子里为这种活动作宣传，组织村民们讨论和规划他们要做的事情，对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督，一般说还要同受这些活动影响的所有其它政府部门进行联络（企图组织“社区发展”而没有专人来做这项工作是决不会有多大作为的）。其次，政府一般必须提供在当地不易得到的原料，还要支付帮助工作的熟练工人或其它技术人员的工资。人们已经发现，政府必须为以这种方法完成的工程提供３０—５０％的费用，其余５０—７０％无偿劳动的价值。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不但是因为这种投资将提高产量，或者采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征税。它们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它们在乡村培养集体精神，因为它们使得村民们感到他们可以自助——这种感情一经唤起，可能在其它许多方向开花结果。这也是最好的计划工作，因为村民们不是被迫进行集体劳动，他们只为他们需要的项目工作；而在行政管理中心规划和支付报酬的工程，往往不能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即使它们确实没有完全忘却遥远的农村地区的话。
完全有理由将“社区发展”工作能够得到的一切资金全部用于这种发展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对资本形成可能做出的贡献，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人们将只为严格符合当地利益的项目工作。因此，决不能将它看成是可以代替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其它方法的东西。在实行强制劳动的国家里，无偿劳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其它国家，它的规模是受限制的。
让我们继续设想资本形成是靠创造货币来集资的，并且继续讨论通货膨胀，看一看发生什么情况。首先，我们必须消除国际收支方面的危险。如果让通货膨胀而不控制进口，那么外汇储备很快就会枯竭。还可能有必要控制出口，否则国内需求量的增加将促使公众消费本来可以出口的国内商品。
如果出口商品由那些并不在国内消费的商品（橡胶、可可）组成，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但是如果出口商品也是国内可以消费的（大米、棉花、油菜籽），它可能是很重要的。控制出口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发放某种许可证或征购问题，对大工厂或种植园实行这些措施容易，对手工业工人或农民实行这些措施比较困难。然后还有由于国内提价而在出口市场上造成的困难。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是为了竞争，这是从该国的产出仅仅占世界产出的一小部分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那么世界价格不会受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当与世界价格相比国内成本上升时，它的出口额可能减少。可采取给予出口补贴等各种办法，但是任何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这对小国来说并没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受到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又因为它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通常是根据外汇来确定的；但是这对大国可能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除了出口方面的这些困难以外，还必须再次强调控制资本外逃的必要性。通货膨胀促使人们保存外汇而不是本国货币，尤其是如果他们预料本国货币会贬值的话。如果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那么要全面控制外汇情况，使通货膨胀对国际收支不产生某种不利影响，这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有些国家发现这些事情比其它事情容易处理。
我们假定不许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并继续进行分析。我们接着注意到，即使产出不变，某些欠发达国家在价格不受压力的情况下创造一些资本也是可能的。凡是经济越来越货币化的地方，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的，即与为了维持生计或物物交换而进行的生产相比，使用货币的数额越来越大了。由于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就可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价格不会受到压力。同样，在产出日益增加的任何经济中，可以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不会使物价上涨，不管这种增加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还是因为有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或者因为生产率提高了。在任何日益增长的经济中，人们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所以政府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而不会使价格上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财源实际上并不很大。流通货币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大大低于１。因此，即使换算成货币的产出每年增加２％，筹措用于投资的资金很难超过国民收入的大约１％，否则就会造成压力。
超过这个水平，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用于投资，那么投资就会越过储蓄。于是货币收入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储蓄赶上投资时为止。达到这种新的平衡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储蓄水平是与货币收入密切相关，还是仅仅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如果储蓄仅仅是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那么储蓄不能靠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因此，直到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使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之后，是无法达到这种平衡的。如果通货膨胀将收入从非储蓄阶级转向储蓄阶级，那么是可以在不增加实际收入和新的消费品到达市场之前达到平衡的。
让我们比较充分地探讨一下通货膨胀逐步消失的可能性如何，即使不考虑它最后会给市场带来的消费品产量的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可以设想如下最有利的情况。假设政府雇用失业工人筑一条拦河大坝，并修建灌溉沟渠。这些失业工人将工资在市场上花掉，结果是价格上涨。如果我们假设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利润增加，并把这些利润全部储存起来，或者用于购买公债，那么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的数额相当于投资的数额，但是储蓄额也增加那么多，所以，虽然投资过程继续下去，价格也不会再涨了。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价格一上涨，全体社会成员为了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保持不变，要求并得到较高的工资、薪金和支付的利息，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
根据这一假设，在可以得到消费品新产量之前，是无法达到均衡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过程不会使收入转入可能储藏钱财的阶级。
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通货膨胀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可能性取决于（１）通货膨胀是否会使收入转入储蓄阶级；（２）他们将储蓄金派什么用场；（３）多快能得到新生产的消费品。
关于（１），一般说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的阶级是企业家、农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政府，企业家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往往比工资、薪金、房租、债券利息、养老金和他们其它一些开支增加的速度来得快。农民能得到好处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上涨的幅度比其它价格的上涨幅度大，这是由于粮食的需求量是无弹性的。
现在农民和企业家都比社会上其它阶级节约，所以几乎可以肯定，通货膨胀会使储蓄额增加。相反的意见是一种局部的意见。通货膨胀使拿薪金的中产阶级的储蓄额减少，因为它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由于这个原因，又因为中产阶级比其它阶级说得多和写得多，于是往往有人断言，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减少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减少了，而企业家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这些阶级都比中产阶级更愿意储蓄。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对政府储蓄额的影响也是重要的。通货膨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根据收入中边际纳税额是比平均纳税额多还是少而各不相同的。如果边际纳税额超过平均纳税额，那么货币收入的增加就会使国民收入中纳税的份额提高。这样，到最后，开始靠发行货币来为其开支集资的政府，就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它的收入已经增加了如此之多，以致于现在能保持新的开支水平而无需进一步发行任何货币。许多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处于这种地位（例如英国、美国和苏联）；而相反，在许多其它国家，政府收入在通货膨胀中落后于货币收入，其结果是通货膨胀使政府的赤字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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