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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工资和薪金的阶级比农民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在一般情况下，甚至连城市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也比普通农民多。然而这些阶级储蓄很少，因为他们想的是花钱而不是储蓄。工人的储蓄金很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不多，但是在几乎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用他们的薪金存的钱对生产性投资没有什么意义。这在统治阶级在种族上不同于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国家里尤譬如此，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似乎要以摆阔气的挥霍浪费以及表明他们同外国统治者一样优越的热情来显示自己（第二章第一节（二））。在任何情况下，用薪金进行储蓄的数额是不多的，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永远在为赶上同伴而斗争；如果他们设法存了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所住的房子，那他们的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他们可能存一点钱做子女的教育费或者在年纪老了的时候补贴生活，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为了同样目的而用掉的储蓄金抵销了。如果收入或人口在增加，那么这种抵销是不完全的，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额都比前一代人储蓄的、现在正在使用的数额大。这些储蓄金对于进行储蓄的个人来说自然是很重要的，存一点钱以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使用，这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是如此，社会改革家历来敦促人们储蓄，他们是正确的。可是，这些储蓄金仅仅是推迟未来的消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它推迟的消费抵销了，这个事实意味着，它们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额少这个事实也证明，储蓄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直接有联系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平均收入或者小农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欠发达国家比工业国大得多。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欠发达国家更缺乏中产阶级的技能。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就使得他们能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要求过他们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所过的同样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吸引中产阶级的技能，中产阶级在穷国的生活水平往往比他们在富国的生活水平高。因此，收入的更加不平等与被中产阶级消耗掉的国民收入部分增加有关。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储蓄来源于工资、薪金和农民的收入。有证据证明，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４％。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据说日本的这些数字高达８％或１０％。根据迄今所作的最好的计算，欠发达国家小额储蓄似乎接近于国民收入的１％。无需说，即使占国民收入的１％、２％或３％，也不应小看：采取措施使小额储蓄从１％上升到２％或３％是很值的。这些措施在于确定机构、宣传和财政刺激的方向。可以设立一系列储蓄机构——邮局储蓄、友好协会、信用合作社、零售合作社、保险单、建筑协会等，经验表明，储蓄额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分布有多广；如果它们就设在人们的眼前，达到街道有储蓄所，工厂有储蓄所，或者甚至发工资时扣除储蓄金的程度，那么人们会比最近的储蓄机构也在一段距离以外的情况下存更多的钱。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宣传来养成。如果向人们说明进行储蓄的某种可以接受的理由，他们会存更多的钱。他们在战时储蓄较多的钱，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也可能在实行发展计划的国家储蓄较多的钱，如果这些计划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他们相信这是作贡献的一种方式的话。此外，还可以说服人们相信储蓄是符合他们个人或家庭利益的，说服他们为接受教育，安度晚年，购置房屋，举行婚丧仪式，或者作为预防疾病或灾害的一种保障措施而储蓄。即使这些储蓄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抵销了，但是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和避免受穷这两条理由迫使我们尽自己所能来促使人们储蓄。保险的原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实行便宜的、广为宣传的个人人身保险制度对储蓄会起刺激作用。此外，对储蓄实行财政刺激应当适当，就是说利率应当有吸引力。小额储蓄的利率一般只有２—３％，其部分原因是收集和使用小额储蓄的费用往往很高；但是很可能有理由对小额储蓄的利率实行补贴，这样就能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也在利用通货膨胀来促进资本形成，结果使币值下降，那么对小额储蓄的实际价值应予保证。否则小储蓄户会受到歧视（因为其它资产的价值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小额储蓄受到抑制。
由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鼓励农民储蓄是特别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与农业相比，所有其它活动都扩大了——因为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１。因此，相对地说，其它职业时刻在增长，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必须靠仍然从事农业的农民所生产的东西来养活。因此，经济的增长要求每个农民生产的东西必须增加，每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农产起来养活不是农民的人口。在农业生产率最低的时候，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半个非农户家庭；而在当代生产率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其它７个家庭。
储蓄从两个方面进入这个过程。首先，所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意味着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可以拨出款项通过农村银行或信用社借给农民。可是这涉及到将其它经济部门的资本吸收到农业中去（除非这些钱来自地主所缴的税款）的问题，由于所有其它部门同时也在要求得到资本，所以农民自筹的资金越多越好。这就使得在农村地区开展储蓄运动和设立储蓄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储蓄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并提供更多的剩余农产品供应城市，那么政府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剩余农产品从农民手中拿走，用作其它部门扩充的资金，包括公用事业或制造业的资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的诱惑，因为向农民征税为寻找急需的资金提供了一个机会，还因为如果不向农民征税，那么他们实际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有必要在城市和其它职业中增加实际工资和薪金，以便继续从农业方面吸引劳动力。实际工资和薪金的这种增加，减少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也就是减少了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对农民征收重税，用以为其它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人们说远不是农业从其它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不得不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日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那个国家，从１８８５年至１９１５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了１倍，但是正如B。F。约翰斯顿先生令人钦佩地描述的那样（见本章的书目注释），增加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以提高租金或税收的形式从农民手里拿走去资助其余的经济部门了。苏联是另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实行农业机械化并向城市输送了许多劳动力，苏联的人均农业收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这样做采取两种办法，即提高制成品对农产品的比价和对集体农庄征收重税。如今，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也提供了例子，从１９４５年起，这三个国家政府将农产品价格上涨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扣住不给农民，而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其它经济部门的经济发展。
如果某个其它集团提供必要的储蓄，那么即使不对农民征税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经济也能发展。实际上，储蓄的唯一其它主要来源过去一直是商业企业的利润，正如我们一会儿将要看到的，如果情况有利，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欠发达国家商业企业的利润往往是增长的。如果想在利润仍占国民收入一小部分的时候加速资本形成，那么实际上除了向农业多征税以外，用其它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因为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５０—６０％，还因为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扩充其它部门是可取的，由于这个事实，向其它部门征税有困难。正如苏联所发现的，向农业征税在政治上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除非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征税不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样板不是苏联提供的，而是日本提供的。原则是，工业化和巨额资本形成的任何计划，都应当同时采取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主要不是使用拖拉机或实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使用新种籽、肥料、农药和水，在这种做法的后面，又存在一个政治问题，即农民拥有政权的国家是否能实行这种计划。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里再讨论。
除了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对农民进行榨取的情况之外，任何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利润。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营利阶级比所有其它阶级都更倾向于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也许可以从它在社会等级制度里所占的地位中找到。与拿薪金的中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不必为了使其他人对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有深刻印象而大肆挥霍，因为他们作为营利者和其他人的雇佣者的独立地位，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财富，保证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中下层阶级决无可能存很多的钱，不论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提得多么高，因为他们始终模仿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富裕的人的消费标准，而富人能够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他们公认的消费标准外还有富余。营利者的社会地位比拥有土地的贵族低，但是他们知道，仅仅靠大肆挥霍，他们是无法获得贵族的威望的，所以只有少数营利者试图这样做。和贵族一样，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但是他们通往权力的道路的方向不同。贵族是靠增加地产来获得权力的，（在封建和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是靠垄断最高政治、军事和宗教职务来获得权力的。另一方面，营利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将钱储蓄起来，并将钱用于投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农民投资一样，营利者也将其一部分钱仅仅借给其他人用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