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服务业6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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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性职业扩大的一个后果是,为挣工资而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了——无论如何在城市地区是如此,独立经营者和业主的比例增大了。这是因为在服务业中挣工资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这一结果同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好相反。
因为经济增长使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经济增长就必然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居住在人口不到2000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80%或80%以上下降到30%或不到30%。这是因为在做那种在城镇做的事情——制造、批发、公用事业、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戏剧娱乐等——时实行规模经济。H.W.辛格博士已经表明,在任何国家,大小城镇的数目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帕累托定律),就是说城镇的大小和数目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倒对数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已城市化到同样程度,或者需要城市化到同样程度。
不把农村人口降到80%以下的水平,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是没有用的,道理很简单,只有2000或者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不允许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如果农业需要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即便大力奉行把那种不要求非常集中的制造业保持在农村地区的政策,也阻止不了2000或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人口下降到30%以下的水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市化就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极为珍视的一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来自城镇。在产量或文化价值不受重大损失,而且在其他方面或许还有相当大的益处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压缩人口超过100000人的城镇数目。建立一些“鲁尔”区将永远有其必要,那里出产的燃料和矿石,供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工业地区使用。危险在于这种地区往往会把那些在别的地方发展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其他工业吸引过来。
所以,如果人们希望防止过于城市化的话,就有必要对工业的布局有所控制,就是对在那些被认为规模已达到适量水平的地区进行建设要严加控制。
在经济刚刚开始增长的所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里,人口通常增长得十分迅速。农村地区也许还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现象,人们的倾向是逐渐涌入城市去当临时工。大城镇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城镇首先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电影院、电礎E、自来水、运输系统,等等;而且大城镇的社会服务应有尽有,有保健服务、学校、住房补贴、穷人救济之类。因此,即便经济没有什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20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奉行工业化政策的政府必须决定,它们是鼓励在几个大城镇建立工厂呢,还是把新工厂尽可能广泛地分散,甚至就建立在农村。这个问题引起非常广泛的问题。有政治性问题;在有些地区,为了平息失业者的愤怒,工业必须放在大城市,而在另一些国家,边远省份可能的不满使人们更有理由感到关切。还有喜欢大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和另外一些认为大城市是地球表面污移之地的人之间的争论。
所有那种经济分析能对这种争论作出的贡献是,把工厂集中起来——布在一个点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由此可得出结论,从经济观点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最好是集中力量建设少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工业中心。在这些工业中心牢牢确立和工业化已经度过早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之后,其他的中心可用差不多同样的办法开始兴建。
我们已经指出的职业结构的变化——从农业到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受报酬的差别的影响。因为农业正在衰落和城市的职业正在增加,在农业的人均收入和工业的人均收入之间通常有很大的差别。货币收入的某些差别是人们的错觉;农村工人的有些收入是以实物形式,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花钱较少(特别是食品和住房),有些生活和享受的其他费用(如交通)不必像城市人花得那样多。尽管如此,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农业与其他职业相比正在衰落的国家,农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还是低于制造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仍然是实情。条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出现经济增长而农业生产率不提高,那么与工业收入相比,农业收入将会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只不过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并不像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那样快。
人们如果把除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一切服务行业归在一起,就会发现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超过制造业的人均收入,正如后者超过农业的人均收入一样。然而,人均收入是一个使人误解的整体概念。实际情况并不是赚工资的人在这些其他服务行业所得比他们在制造业所得的要多。看来认为这些服务行业的独立工人、拿工资的工人和熟练工人合在一起所占的比例比在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为高倒是真实情况。
这个集团包括店主、理发师、卡车车主、专业人员阶层和其他靠自己本事谋生的人。这个集团的所得比较高,这也许主要是由于它的阶层结构所致。
n因为农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各不相同,所以这些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多少同有职业的人口的分布不完全成比例。农业的人均收入为平均人均收入的50%到75%,其结果是,即使农业人口占80%,农业收入超过国民收入60%的情况也非常罕见。(据统计学家们计算,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很大的差别,要看他们计算农场消费的粮食是按批发价格计算还是按零售价格计算。)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从大致的平均人均收入,到或许超过平均数50%不等,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可高到平均数的两倍。
从这些平均人均收入的差别中偶尔会得出非常令人误解的结论。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低于“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增加实际国民收入的办法就是迅速从制造业转到零售业、政府部门或其他人均收入比较高的服务行业。仅仅把人员从农业转到制造业,实际收入也是不会提高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从农业转到其他职业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原因。要使这种转移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率必须不断提高,要不非农业商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如果不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就实现这种转移,结果将是农产品短缺,这会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要不就造成生活费用增加,由于工资不断提高,使得经营制造业的新企业难于维持。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而生产率不提高,他们必定转到那些不是用减少进口就是用增加出口的办法赚取购买粮食的外汇的工业部门,而这样做是否有利可图则完全取决于国内和国外的比较成本。
(见本章第二节(一))。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六章 人口和资源
第二节 国际关系
(一) 国际贸易
一个国家参加国际贸易到什么程度,部分取决于它拥有的资源,部分取决于它在贸易上设置的障碍,部分取决于它发展的阶段。
一个拥有各种自然资源——土地肥沃、气候相宜、矿产丰富——的国家实际上能自给自足。最佳的例子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它的进口额只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4%,而联合王国的进口额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25%,在严格控制进口之前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幅员的问题,或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疆界划在哪里的问题。
其次,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取决于政策,任何国家都能按它们的愿望做到相对来说比较自给自足或不是那么自给自足。自从400年前政治经济成为一个公认的课题以来,人们对赞成或反对政府控制对外贸易的理由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在这里无需对这个课题说得太多。赞成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是国际专业化具有种种优越性,这对大家是不言自明的。反对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是自由企业制度有种种缺点,这使得价格不能成为反映社会成本的真实指数。这些缺点在某些领域特别明显。存在着过分专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视整个经济可能承担的风险:战时供应品短缺,贸易条件大幅度波动,或者由于单一栽培造成流行病蔓延。制造业存在着规模经济,这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结果,因此在工业化初期,要采取特殊措施来保护制造业。还有失业问题,这对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因而有理由设置壁垒来保护新工业发展的国家特别困难。除了这些经济理由之外,进行保护还要加上政治上和感情上的理由,这些理由直接涉及整个民族的经济利益。在贸易壁垒的范围内没有看到长期趋势。如果只有经济问题才起作用,那么各国就会在它们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设置相当高的关税,在它们的工业牢牢确立之后实行非常低的关税。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遵循这个模式,美国在20世纪似乎在遵循这个模式;苏联是否也照着做还要看一看。但是要作出把关税行为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判断是轻率的,因为关税行为同样是由政治利益和政治潮流决定的。
因为得不到外汇来支付公众喜欢购买的进口货,进口额也可能受到限制。这通常是国内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商品生产之间比例失调的一个迹象。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二))已经看到的,如果欠发达国家发展国内生产而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平衡,它们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困境。
由于通货膨胀(第五章第三节(一)),或由于投资速率加快而使进口的倾向发生变化,也可能发生货币困难。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又必须克服比工业国面临的广泛得多的外汇收入周期性波动(第五章第三节(三))。因此,如果它们要应付自如而不限制外汇,它们需要有比较富裕的外汇储备。
在原始经济中,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在经济开始发展之前通常是很低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急速上升。我们已看到对外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五章第三节(二))。一个后果是,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对外资易比收入增长得快。无论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的贸易,情况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初期阶段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它的一大部分产品是由自给自足的农民生产的,他们手中没有什么钱,只出售很小一部分产品。为什么进口额只占尼日利亚国民收入的10%,只占印度国民收入的7%,这就是主要原因;我们十分肯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只要把与世隔绝的地区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国内交通有所发展,这些百分比就会提高。整个世界贸易大体上也是同样情况。从1870年到1913年,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不到一点,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4%不到一点。全世界的实际收入大概年增长2.5%到3%。在这个阶段,世界贸易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