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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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 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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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儒老董仲舒,齐人,是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创造人。他约生于高祖中年,
卒于武帝元狩之间,太平御览载(九七六引):“董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
十余。”汉书五行志说:
“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
阳,效洪範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
武之世,董仲舒洽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接春秋一书,自孟子从来即为儒家所推崇。但过去儒家,只从政治观点
以推崇春秋的微言大义。自董仲舒起,始援阴阳家之言解说春秋,始为天道
人事相互影响之说开拓了新土,始使春秋成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经典,始使其
政治范畴的微言大义兼有了哲学神学的内容。这是董仲舒在中世纪思想史是
别开生面的东西,也是他在中世纪发端期所以取得正宗的合法地位的秘密。
武帝为什么要使人“具以春秋对”呢?这里实在有复古路径的主观选择
的深意。著者认为春秋时代摚裣壬男问剿到蹋缫驯豢啄校龃�
出显学:且又被战国诸子所分裂,而发展出各派一家之言。然而,到了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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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尊王攘夷的“霸”道作为理论根据。汉代儒林之复古于“端委摚稹保�
不能不首先求之于“断■朝报”,这当与武帝的中央集权主义是相适应的。
董仲舒以“三年不窥园”的苦学(汉书卷五六,本传),“乘马
不党牝牡,志在经传”(太平御鉴)的尊心,“论思春秋,造著传记”
(论衡实知篇)。甚至有这样的神秘传闻:“董仲舒萝蛟龙入怀,乃
作春秋繁露词。”(西京杂记卷二)
这样因龙入怀而论著春秋,是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象征着武帝的圣旨
呢?我们不必为古人圆梦。但“繁露”之义,颇耐人寻味。按此,古有三说:
一、以繁多露润之周札大司乐疏为说;二、以假古冕之■露垂象取名为说:
三、依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孔注:“繁露,冕之所垂也”,
言通贯春秋属辞比事的精神为说。后说近似,取义之神秘,不言而喻。
董仲舒窥见武帝的圣意,便把春秋二百四十余年间的故事经验,比例推
行出适合于最高皇权的原理,神秘到“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例如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本傅)
“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
政正诸侯之位,以诸侯之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
秋繁露二端)
“明君臣之义,守国之正也。”(王道)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玉英)
“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
位。”(竹林)
“春秋尊礼而尊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精华)
绝对王权在地下的现实世界,好像神国的五帝之上有“太一”,他说:
“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
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
原料、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深察名号)按
他以“志为质,物为文,”并主张不得已而“宁有质无文”,“礼之所重者
在英志”。因此,王君以礼尊身,好像“太一”之神降服五行,一切可以唯
心出之。
中世纪宗教之所以成为精神的解救或把贫困表现做涂了油的圣光,是因
为中世纪出现了赋有半自由身份而遭受超级济剥削的农民阶级,是为了对付
农民的不可忍受的贫困的反抗。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大起义,已经证明了农民
阶级的政治力量之足以决定王朝的兴亡,代秦而有天下的汉玉室本是盗窃农
民起义的果实,当然更能党解此事。所以,从汉室定鼎起就不断的向农民解
说:汉之代秦是出于天意所属,企围从天的意志里找到自己统治世界的不变
的根据。汉害高帝纪所载诸多神话,皆自此出。
神话生长成神学,非一蹴可就,而需要着一个酝酿时期。事实上通过了
从汉初至于文景的约计六七十年间的“与民休息”政策,才提供出神话生长
成神学的适切的土壤。汉书食货志说: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都鄙廪庾尽满,而
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
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阡陌)之
间成群。??役时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
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
这里的富裕与安定,所谓“与民休息”,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矛盾的
扩大,因此,我们必须知道:
第一,富裕只限于领主豪强官吏及王室与宗室的贵族阶级,而农民大众
的痛苦生活不但并未从“与民休息”里减轻分毫,而且表现出封建制的基本
的阶级矛盾。同时,在豪强兼并之中,豪族地主和皇族地主的矛盾也扩大了。
汉书食货志就把这样的矛盾叙述出来: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
五千,入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
定,民亡盖臧(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文
帝即位,??贾谊说上曰:‘??失时不雨,民且狼雇,岁恶不入,
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
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共骨。??,??晁错复说上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
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
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
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当具有者半贾(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
以偿责者矣。??’??至武帝之初??董仲舒歌上曰:‘??至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
伯,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铙,荒淫越制,逾
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
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或耕
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重大彘之食。重以
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赫衣半道,
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仲舒死后,功费愈
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第二,名义上是“与民休息”,实陈上则使“农夫”“四时之间,亡日
休息”。此因中世起王朝的本质,根本不能予人民大众以幸福的生活。所谓
“与民休息”,实质上只是暂时对农民采取安定的政策,以争取统治阶级所
支配的编户齐民归户籍以从事生产;暂时对诸 侯权力采取妥协的政策,从确
保地方与中央的和平共处。史称“文帝恭俭”而“好刑名黄老之术”,“景
帝遵业”而“不任儒”,其文化政策的实践意义即在于此。但是,从自足自
给的生产体制,自然会引出土地的兼并;而在“贵者即富者”的中古身分性
的体制里,诸侯王国与中央王室,特别是豪族地主和皇族地主又必然发生统
治阶级的内讧,因而地方政权的强化,遂成了中央集权的威胁或王室统治的
危机:豪族的土地占有制,遂成了国家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威胁。文景时代的
政论家,如贾谊晁错等,皆以兼并为危机的证件,而归本于尊王,具理由即
在于此。汉书食货志载晁错对文帝说:
“商贾大者积貯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某奇赢,日游都市,
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
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某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埶,
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
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
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晁错所讲的这段话,是我们常引的文句,但其中所含的意义必须深一点
来究明。第一,汉代贱商人的法律主要指其没有土地所有权,然而事实上商
人因了交通王侯,而取得富贵,以至于和郡国诸侯相利用,威胁了皇权。第
二,皇权所尊的和现实所贵的形成了矛盾,上下好恶的乖迕,表现出皇权和
勾结商人的豪权之间的矛盾的一个侧面。第三,这里指的农民的流亡,是通
过了豪族地主阶极才成为现实,不是单纯的商人所能趋使的,而所谓“兼并”
也不是纯经济关系而成的。因此,这段话指出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
以及豪族地主与皇族地主的矛盾。如实言之,这都不是中世纪统治者本身所
能解决的。但是,站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立场来看,则又是非解决不可的
紧急问题。到了武帝时代,一改“恭俭”“遵业”的作风,而毅然采行了“雄
材大略”的“有为”路线,共目的就在于要解决这一矛盾。
史称武帝的“雄材大略”,不是别的,正是为实现大一统而动员。它表
现在政治经济上,就是为了削弱诸侯王国的叛逆的基础而厉行工商汪(煮监、
冶铁、铸线)的国有政策,特别是为了打击豪强地主而强化土地国有政策;表
现在文化思想上,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学术的统一政策。但是,
在这里,对于离心的诸侯藩王,对于兼并的豪强地主,特别是对于饥饿的农
民大众,为了使人们口服心服,更需要一套神学的正名主义。此所谓神学的
正名主义,即把儒家的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庸俗化,把阴阳家的五
行说唯理化,把汉之代秦的王朝更替,归结于奉天承运的天道的必然性,把
现实中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说成官制象天的、永恒不变的神圣机构,董
仲舒的公羊春秋学,正是这样一套神学。汉书本传所载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最足表现这一精神,例如其第三策说: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种神学,不啻是武帝雄材大略政策的代数学,因此,“武帝即位,举
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冲舒以贤反对策焉。”(汉书本传语)“董仲舒表
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论衡程材篇)
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武帝建元元年。(汉书武帝纪载于元光元年,
而司马光通鉴汉纪则上移此事于建元元年,二者相较,通鉴为正。此点,今
人史念海已有考辨,文见史与地第三三期)此时正值“恭俭遵业”与“雄材大
略”的交岔点。从思想上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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