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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让威尔金斯忘掉DNA。他刚从车站来到，克里克就开始向他询问有关“B型”结构的详细情况。可是，直到吃完午饭，克里克打听到的还不如我上星期听到的更详细。甚至当彼得赶到，肯定地说他父亲会立即去搞DNA的，这件事仍然没能改变威尔金斯的计算。他再次强调，在罗西离开之前，就是说六个星期以内，他要把建造模型的大部分工作停下来。克里克趁机询问威尔金斯，如果我们再研究DNA模型，他会不会介意。他缓慢地吐出了一个“不”字，就是说他不介意，这时，我的心才平静下来。其实，就算他介意，我们制 作模型的工作也是肯定要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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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克里克对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制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来愈烦恼。虽然在他十点左右进来之前，我已在实验室里，那也无济于事。几乎每天下午，我总在网球场上打球。他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常常扭过头来，不满地看看无人过问的多核苷酸模型。茶点以后，我也只在实验室泡上几分钟，随便摆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老妈”旅馆和女孩子们一起喝雪利酒去了。我才不把克里克的抱怨当回事呢。要是不能正确解决碱基在模型中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问题上打圈子，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进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电影上，幻想着答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而，对电影的过分着迷也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电影时，我也忘不了DNA的碱基。然而，我也常常想到，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我们毕竟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构型。同时，也不用再担心这会和实验数据不一致了。我们用罗西的精确测量法对它进行过检验。当然，罗西并没有直接把她的数据交给我们。正因为这样，金氏学院才没人想到我们会掌握这些资料。原来医学研究委员会为了调查兰德尔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与生物物理研究工作的协调情况，而指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于佩鲁兹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才获得了这些资料。兰德尔想让外界知道他有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班子。他指示他的助手们对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在适当的时候，这些材料油印了出来，并按惯例发给委员会的每个成员。这份报告不是机密的，因此佩鲁兹觉得没有理由不能把它送给克里克和我看看。克里克匆匆地浏览了这篇报告。他感到放心的是这份报告证实了我从金氏学院返回后，准确地向他报告了“B型”的基本特点。根据这份资料，对我们的骨架结构只要稍微作些细小的改动就可以了。一般说来，我总是在深夜回到房间后，才尽力开动脑筋，去揭开碱基问题的奥秘。在戴维逊（J．N。 Davidson）写的那本小册子《核酸的生物化学》里，就有碱基的分子式。我在克莱尔就有这本书。所以，我敢断定我在卡文迪什的便笺纸上画的那些碱基图是正确的。我想把那些位于中心的碱基安排在这样一种位置上，使得外边的骨架完全是规则的。当然，这得首先假定每个核苷酸的糖和磷酸基团都有完全相同的三维结构。但是，每当想找出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总是碰到这个障碍；我发现四个碱基都有完全不同的形状。而且，我还完全有理由相信，特定的多核苷酸链的碱基顺序是很不规则的。这样，除非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否则，随便地把两条核苷酸链绕在一起，只能导致混乱。在某些部位，那些大的碱基应该互相靠在一起，而在另一些部位，彼此对称的一些小的碱基之间必定会留有空隙，否则，它们的骨架就要凹陷变形。
怎样才能用碱基之间的氢键把交织的多核苷酸链联结在一起，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一年多以来，克里克和我否定了碱基可能构成规则的氢键。可是现在问题很清楚，我们完全错了。碱基上的一个或几个氢原子可以从某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最初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互变异构）表明，一个碱基所有可能的互变异构体的频率是均等的。最近，我又阅读了戈兰德（J．M。 Gulland）和乔丹（D。O。Jordan）关于DNA酸碱滴定的文章，使我非常信服他们那有力的结论：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碱基能够形成与其他碱基相连的氢键。更重要的是，在很低浓度的DNA中，这些氢键依然存在。这充分说明，就是这些氢键把同一个分子中的碱基联接在一起。此外，x 射线的实验结果也指出，至今研究过的碱基都能构成在立体化学范围内尽可能多的不规则氢键。这样，问题的关键显然就在于支配碱基之间氢键的规律上了。
我看电影也好，不 看也罢，我漫不经心地画出来的碱基图，起初对于解决氢键问题毫无帮助。即使把“狂欢”这个字眼从脑子里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没能使我对氢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我入睡的时候，正是盼望着第二天下午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场，看到一队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一群初出茅庐的拘谨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福卡德也立即发觉这儿不是他久留之地。为了礼貌，我们还是在那几呆了一会儿。这时，我告诉他，我怎样正在和彼得的父亲竞赛，争夺诺贝尔奖金。
几天后，大约是下星期三的光景，有一次我在纸上画腺嘌呤的结构式时，居然茅塞顿开，受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启示。我忽然想到在DNA结构中，腺嘌呤残基之间形成的氢键和在纯腺凛呤结晶中的氢键是相似的。这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DNA确是这样的话，一个腺嘌呤残基和与它成一百八十度旋转的有关腺嘌呤残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氢键。而更为重要的是，同样两个对称氢键也可以把一对鸟嘌呤，一对胞嘧啶或一对胸腺嘧啶联结起来。于是，我开始想，每个DNA分子是否都是由相同碱基顺序的双链构成的；而这两条链又是通过相同碱基对之间的氢键联在一起的。麻烦的是，这样的结构不可能有一个规则的骨架，因为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和嘧啶（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形状不同，这个结构的骨架会由于这些嘌呤对或嘧啶对在中心交替出现，而显示凸出或凹进的形状。
尽管骨架不规则的问题仍未解决，我的心却砰砰地乱跳起来。如果这就是DNA的结构，我会因这个发现而一鸣惊人。两条碱基顺序相同并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多核苷酸链存在于生物体内，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相反，这倒有力他说明在某个早期阶段， DNA分子的一条链在另一条链合成时起到模板作用。按照这种说法，基因复制起始于它的两条相同链的分离。然后，在两条亲代模板上便产生出两条新的子代链，于是就合成了两个和原来分子一样的DNA分子。由此看来，基因复制的关键可能在于新合成的链中每个碱基总是通过氢键和一个相同的碱基相联。可是，那天晚上，我还弄不明白，为什么鸟嘌呤通常的互变异构体不能同腺嘌呤形成氢键。同样，其它一些错误配对也会发生。但既然没有理由排除某些专一性酶的作用，我也用不着过分地为此焦虑不安。譬如，可能存在着一种对腺嘌呤有专一作用的酶，它把腺嘌呤总是嵌在与模板链上腺嘌呤残基相对应的位置上。
时钟敲过十二点以后，我感到心情越来越愉快。我想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克里克和我曾经担心表面上看来DNA结构可能是枯燥无味的。既不能说明它的复制机理，也不能说明它控制细胞的生物化学功能。但现在使我惊喜交加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竟是如此饶有趣味。有两个多小时，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兴奋得彻夜难眠，成对的腺嘌呤幻影在我眼前翩翩飞舞。仅偶有几次，我担忧这绝妙的幻想是否会出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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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到第二天中午，我的黄粱美梦就烟消云散了。我选择的鸟嘌呤和胸腺嘧啶的互变异构形式是错误的，这个事实又使我陷于窘境。在我发现这个不幸事实之前，我在惠姆匆匆地吃完了早餐，然后立即回到克莱尔学院，给德尔布吕克写了封回信。他在来信中曾告诉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家看来，我的那篇细菌遗传学的文稿似乎有不妥之处。但尽管如此，他仍同意我的要求，把文稿寄给了《美国科学院院报》。这样，即使我干了一件蠢事，发表了一篇荒谬的文章，我依然还算年轻，在完全走上歧途之前清醒过来还为时不晚。
起初，这个消息的确引起了我的不安。而现在，我却由于可能发现DNA自我复制的结构而情绪高昂。在回信中，我重申了我的信念：我了解细菌交配时发生的情况。而且我不禁又添上一句说，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绝妙的DNA结构，它和鲍林的那个完全不同。我还一度想写点有关我的工作进展情况。可是，我还在跟别人竞赛，就决定不写了。我急促地把信投入邮筒，就赶快回实验室去了。
信寄出还不到一小时，我就知道了我的所谓发现只是一派胡言。因为当我走进办公室，刚开始解释我的想法，美国晶体学者多纳休（Jerry Donohue）就反驳说，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按他的说法，我从戴维逊的书中引用的互变异构体是不正确的。我立即针锋相对，告诉他在其它一些教科书中也有以烯醇形式来表示鸟嘌呤和胸腺嘧啶的。但是，这丝毫说服不了多纳休。使人高兴的是，他也承认多年来有机化学家们倾向某种互变异构形式，而轻视另外一些形式，其实也是非常主观，并无可靠根据。实际上，许多有机化学教科书中，也都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异想天开的互变异构图，我扔到他面前的那张鸟嘌呤图，显然属于此类蹩脚货。化学常识告诉他：鸟嘌呤会以酮式出现。他同样认为，胸腺嘧啶被描绘成烯醇式结构，也是错误的。他再次明显地倾向酮式结构。
然而，多纳休并没有提出他倾向酮式结构的任何可靠理由。他承认，只有一种化合物的晶体结构与此有关。那就是二酮吡嗪。它的三维结构几年前就在鲍林的实验室里研究出来了。毫无疑问，这个化合物是酮式，而不是烯醇式。同时，在他看来，量子力学关于二酮吡嗪为何具有酮式结构的理论，也同样适用于鸟嘌岭和胸腺嘧啶。他 竭力劝我还是别异想天开地在这类问题上浪费时间了。
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有意挑剔，可是我并没有忽视他的批评。除了鲍林以外，多纳休称得上世界上最熟悉氢键的人了。他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对于小的有机分子晶体结构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我不能自欺欺人，认为他对我们的问题缺乏了解。自从他在我们办公室工作六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信口开河地议论过。
我十分沮丧地回到写字台旁，希望能找到什么绝招来拯救我的“同类配对”观点。但是，多纳休说的那种新结构，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