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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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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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亲属关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武装力量——的最终结果


将产生一个模式,揭示出所有这些活动形式的共同运转水平。这
样一种全面的描述将显示出体现了所有社会活动的几种自然的协
作规模。我们暂时是在商业和市场的领域内最容易作出这种描
述;施坚雅的有关市场结构规律性的描述表明,这类规律也可以在
其他生活领域内找到。① 
如我们在广州地区的社的情况中看到,很清楚,探求地方武装
的指导原则必须涉及地方防御特殊需要以外的方面,必须将军事
化与其他社会活动和组织的模式联系起来。这里,我们将特别关
注亲属关系、经济、官僚政治部门以及意识形态等对地方武装的形
式和作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产生影响的模式。 
作为一种限定和相互联系原则的氏族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4期,第3-
43、195-228、363-399页(1965年)。 
②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的氏族和社会。(伦敦,1966年),第8页。我从弗里
德曼先生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包括以上引用的专题论著以及他更早的论著:。中国东南
的氏族结构。(伦敦,1965年)。 

当我们考虑地方防御的最低一级即单一体的性质时,氏族组
织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氏族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农村中
是密不可分的。莫里斯〃弗里德曼曾指出,在中国长江下游,特别
是在偏远的东南地区,单一氏族定居地的常见程度不单单与这些
地区特别容易免受侵害因而居住方式相对稳定的事实有关;居住
单位和亲属关系单位之间的一致实际上是每个定居地内部趋向同
质的结果,是。一种在一个村庄地区内形成一个单一氏族的愿
望。②。很明显,在单一氏族定居地的情况下,村庄领导及其利益
与族长及其利益是完全等同的。甚至当特定定居地居住的氏族多


于一个时,村庄的领导干脆就变成几个族长的组合体。① 
在氏族最为强大,并且与居住方式的联系也最为紧密的南部
和东南部,氏族对于武装力量的论述更是特别重要。这是因为令
人感伤的氏族间仇杀(械斗)的传统在清代甚至在清代以后成了南
方社会的一个特征。这些灾难性的战斗,有时是由于生命攸关的
经济权利,但往往是由于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面子问题,导致氏族边
界以内人力和财力的动员,以及氏族领导组织的氏族间的战争。 

① 弗里德曼:。中国的氏族和社会。,第89-90页。佐野学:。清朝社会史。II,第
19页。 
②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氏族结构。,第107-110页。 

武装力量所需的经济基础,除了最穷的村庄之外,以一定数量
的共同财产形式建立在氏族组织之中,从中得到的收入用于资助
共同的活动。地方氏族的共同生存依赖祖先献祭的延续——确认
并增强共同父系血统的纽带,氏族就以这种纽带确定——这需要
一定数量的费用。氏族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由办学来促进或维持,
这是另一种需要公积金的共同工作。因而献祭礼仪和教育是由氏
族拥有土地的收入支撑的两种首要活动;但氏族作为财产所有者
也可将它的财力用于支持地方防御。诸如氏族对阵亡民兵家属的
赡养,对受伤战士的奖赏,以及可能对村庄的设防等等,部分地是
以共同拥有土地的收入来偿付的。当这种财力不足时,氏族领导
有时也向他们的亲属征收特殊的捐款,特别是为了军事用途。② 

氏族之间的械斗在中国军事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一个需要进一
步探究的课题。很显然,南方农村由于它的持续的军事化状态,成
了培育军事领导和军事技术的场所,广东东部的河谷,特别是潮州
(现在的潮安)和嘉应(现在的梅县)这个以具有残忍的氏族械斗传
统而著名的地区,在19世纪中叶的内战中为正统和异端两方面的


部队都提供了新成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早期战斗中加强了清军
的容易冲动的。潮勇。部队,其蛮横任性和拒不服从命令就像他们
在战斗中敢打敢冲一样;事实证明,他们令官方的主子头痛,而对
老百姓则是祸患。①在另一边,值得提起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早
期追随者中有为数众多的西迁至广西的广东亡命徒团伙,其中就
有在氏族械斗中培育出来的人。对清军指挥官来说,很明显,在永
安之围(1851年)中太平军防御工事的坚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来
自潮州、嘉应地区的首领们的杰作,他们抵御围攻的知识是从他们
家乡地区设围村庄之间的械斗经验中产生的。② 

① 王辏г耍骸O婢尽#�1909年)卷2,第1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Ⅰ,第370
页。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页。姚莹给乌兰泰的信包含各种与潮
州雇佣兵有关的参考材料。。太平天国。第8册,第692-694、700-701页。 
②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7页。从这一地区涌现出了像赖汉英和
罗大纲这样杰出的太平天国领袖。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北京,1955年),第
287、290页。 

氏族组织和地方防御有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如果说氏
族起到了军事化的组织基础的作用,那么同样确实的是,军事化也
可以用来加强促进亲属休戚与共关系的那种传统纽带。大的氏族
超阶级的性质通常意味着,亲戚们跨越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鸿
沟而互相交往。这种不平等常常以地主-佃农关系的形式出现,
亲属关系的纽带在其中被用来稳定租佃制度,有时(有人推测)缓
和了经济剥削的严酷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氏族武装在提供一个
组织核心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这个核心可以取代那些寻求发动农
民反对他们的地主剥削者的团体——诸如秘密会社之类。氏族内
部的侵犯行为一旦转向外部以反对邻近氏族,这里就出现了一种
富有氏族压迫贫穷氏族的特殊种类的阶级斗争。氏族间的冲突可
能导致的结局是,较大的和较富有的邻近氏族将持久的经济剥削


强加于较穷的氏族。①这里存在的简直是一种氏族间的帝国主
义,由此,强大和等级分明的氏族内的阶级差别由于对邻近贫穷氏
族的集体剥削所获的利益而被冲淡和减弱了;这与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内的阶级冲突被民族主义、扩张主义以及对弱小社会的经济
奴役所掩盖的情况一模一样。② 

①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氏族结构。,第111-112页。。中国的氏族和社会。,第
162页。 
② 魏斐德的论证不能使我完全满意,他认为19世纪40年代广州附近的反英运
动在中国南方产生了一个基本变化,。到1845年,社会开始向贫富两极分化。。他主
张,到那时为止仍为传统的亲属关系纽带所维护的、等级分明的氏族的团结,由于富人
和有名望者参与了对氏族财产的不容争辩的控制而受到削弱。事情的这一新的转折
可以归因于19世纪40年代的民兵运动:(1)来自不同地区的贫穷民兵被聚集在一起,
于是立即认识到了他们共同的阶级特性;以及(2)绅士由于他们对地方武装的领导以
及随之而来的富有和受尊敬的头面人物被举荐给地方官僚的需要,取得了对氏族组织
的新的支配权。(。大门口的陌生人。,第115-116页。)为了说明19世纪40年代发生
的基本变化,魏斐德不仅要说明在那之后名流对氏族组织和财产的控制,还要说明在
这之前不存在这种控制。 

地方氏族作为农村武装基础的重要性决不限于广东、福建那
些氏族械斗最为流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使军事活动持续高涨成
为可能的、与氏族相联系的同样的因素,在其他地区也可以找到;
尽管在长江中游省份无论氏族械斗还是单一氏族的定居地,都不
像上述地区那样普遍,但氏族的资源和组织原则在非常时刻也能
转用于组建武装的目的。这就是实际上发生了的事情,证据十分
清楚:19世纪50年代中国中部叛乱的兴起使氏族在较低水平的
组建武装过程中发挥作用,正像长期的氏族间的冲突在中国南部
的情况那样。例如在湖南湘乡,官员们下决心作出努力要把民兵
建立在保甲制度的基础上,但这却不足以取代作为武装组织基层
单位的氏族。不仅强有力的氏族在动员地方力量中担任领导,而


且民兵筹措经费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为团练开支创造收益
而特别拨出的公有土地为基础,很显然这是模仿氏族祭祀田和学
田的一般模式。①在江西南昌县,1852年开始组建地方武装时完
全依靠两个重要氏族,即梓溪的刘姓和合熂的万姓的财力和领导,
这两族以拥有广阔的田地、众多的功名拥有者以及与官府的错综
关系而自豪。② 

① 。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15-16页。 
② 有关南昌的氏族和武装力量的广泛资料载于。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
35、36页。南昌事例将在下面的第四章第四节详细讨论。 
③ 弗里德曼:。中国的氏族和社会。,第20-21页。 

既然已经把氏族看作组建单一规模的地方武装的一种组织原
则(对于任何熟悉中国社会组织的人来说,这个原则看起来必定只
是一种人们所能料到的说明),我们现在必须继续讨论氏族在复合
规模上作为组织原则的问题。正像单一定居地似乎已经有一种向
同一家族发展的自然趋势那样,也有一种富有而成功的家族再分
化并在新的定居地中形成氏族支系的趋势。莫里斯〃弗里德曼描
述道:。一个地方氏族可以和其他的地方氏族在这些氏族的祖宗都
是同一祖先的男系后裔的基础上组合起来,这个总体家族转而在
一个祠堂或其他产业中集聚在一起。。这种。总体氏族。,弗里德曼
称为。高等级氏族。(higher-order lineage)。③这样组合的每个新
支系拥有能够生存下去的地方氏族所必需的物质标志——祠堂及
维持它的财产——同时仍然注意到与旁系和原有定居地成员的共
同祖先关系。原有定居地的祠堂将继续使用,尽管在规模上往往
不像它的那些分支的祠堂那样气派。这样,其范围扩大到一批农
村定居地的高等级氏族形成一个村庄间合作的自然单位,这种单
位可以很容易地转用于复合的地方组织。 


由江西建昌(现在的永修)的司姓氏族组建的复合的团练组
织,可以说明一个高等级氏族如何起到防御联盟基础的作用。县
城以南大约14英里有一个山区叫枫林岭,其中有个名为受安的
乡。在这个乡里,司姓是一个特别昌盛的大族,自宋以来是当地社
会的一股势力。他们在17世纪后期三藩叛乱期间就曾全力投入
地方防御工作之中,在抵御太平军时又再次成为领导。如地方志
中所说:。自寇乱以来,不敢团练,而无故被害者不少。吾族以为,
与其无故被害,曷若举义而或得保全之。。① 
司姓至少分为六个支系,生活在分开而相邻的定居地中,形
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居住区。这是一个具有牢固内部联系的、纯
血统的高等级氏族,由一种共同祖先的意识维持着,很可能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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