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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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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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戴。 

太平军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的形式可能比作(图表
11)叛乱者所控制的以大交通中心为基地的十分薄弱的滩头堡,面
对穷乡僻壤的组织良好的抵抗。太平军的治理乡村的企图受挫
后,就在各村落制造恐怖。太平军将领韦正在1854年初秋领导的
一场讨伐性远征中烧毁了600多户住家,但除此就没有什么成就。
来自张店联盟的大批团勇坚持下来并与之交战。入侵者被迫撤
退。尽管内部有对立,正统的农村利益集团保持了一个太平军终
于未能渗透进去进行社会、军事控制的坚强得令人惊奇的核心。① 

① 。黄冈县志。(1882年)卷24,第26-27页。 

对袁州的围攻。江西的袁州(今宜春)府城控制着从南昌往西
经战略要隘武功山和云霞山(Yun-hsia)直至长沙的道路以及湖
南东部的沿江市镇。袁州已经经受了太平军的第一次猛攻。1853
年,绅士在城内成立了一个局,筹银数万两,雇佣勇500人守城。


城防显然足以抵挡在1854年4月末湘潭之战中逃窜的太平军散
兵游勇。1855年初期,袁州的绅士经受了一次更严重的威胁:一
场有府城居民协助的叛乱。雇佣的勇军实施反击,在城内进行了
一场残酷的屠杀;而在城外,一个姓刘的团勇杀死和俘获了许多
人。① 

① 文中所述主要根据。宜春县志。(1870年)卷5,第22-31页;。袁州府志。(1874
年)卷5,第21-27页。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342页。关于红巾之乱,见魏斐德:。大门口的陌
生人: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39-156页。 

1856年初期当太平军武力进攻时,惩罚降临了。前一年后
期,石达开和韦俊已对湖南两面夹攻,以期攻占曾国藩在老家的根
据地。韦的军队在临湘受阻,而石达开不是孤军向湖南推进,而是
挥师江西。到1856年2月,8个关键性的府城陷于他之手,江西
的三分之二被他所控制。这时他的军队扩大了数万人,因为在红
巾之乱失败后逃窜的广东天地会成员参加了太平军的队伍。②对
袁州的进攻在1月8日开始,石军来临前城内已乱成一团,到太平
军到达时,勇军与府城的文武官员已经逃走。 
一旦取得了袁州城,太平军立刻着手重建文官政府的工作。
第一年是在府和县一级以自己的官员代替离开的清朝官员。尽管
太平军为改组地方社会作了激进的规定,但他们远没有改变现存
的县和府的官僚机构的企图,这两级政府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中是
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它们甚至在太平军的那种反传统的社会和行
政纲领下也能幸存下来。但是太平军的知府(总制)和同处一地的
宜春县的知县(监军)都受李能通的监管,此人是天朝特别任命的
具有。侍卫。高级官阶的官员。 

更成问题的是太平军在乡村建立地方政府的运动,这项工作


在1856年初春就认真地进行了。一开始,他们就张贴文告,侮辱
农村绅士和胁迫百姓(按照忠君的撰史者的说法);这是一种宣扬
新秩序的广泛的宣传努力。所有农村的乡被命令编制户籍册和征
税。同时,太平军也认识到他们控制不稳定的特点,于是着手加强
城防。他们使用强迫劳动,建造了瞭望塔、碉堡和石头壁垒,还沿
城墙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一营强悍的广东天地会成员驻守在
城门外面。在太平军四出控制偏僻地区时,他们还转而在城内建
立基本上是防御的阵地。 
到了1856年5月,太平军在宜春县的领导权已受到挑战,虽
然这种挑战还不引人注目:一支约100人的来历不明的行劫的。兵
勇。进了县,自称是。官军。。他们控制了一批村落,向它们征集人
力和勒索。贡献。。太平军迅速从城内派出一支讨伐军。。官军。逃
走,留下了当地被征的人,其中许多人被杀。但是,一个更严重得
多的挑战很快便跟着出现,它是以刘长佑的湘勇大部队为形式的;
刘长佑为江忠源的老同事,现为曾国藩的将领之一。这支部队扎
营于宜春县,从而迫使太平军退入城内。 
农村的名流以刘长佑的部队为掩护,立刻开始动员他们的力
量。在8、9两月,绅士们开始成立30个团练局,每个局能从地方
氏族中动员1000名或更多的非全日制团勇。为了筹集资金以供
养自己的部队,刘长佑拜访了这些局,并在秋季筹集了银两约10
万两。这种绅士活动的速度和规模清楚地说明,农村社会的结构,
特别是重要氏族的势力和资源,尚未被以城市为基地的太平军所
渗透。刘长佑的湘军营的来临,足以促使本地的名流着手进行有
力的地方控制活动。 

城墙内的太平军这时处于真正危险的境地。一支救援的纵队
未能到达此城,于是袁州最高级的太平军官员李能通传话说,他准
备倒戈。1856年12月中旬,他溜出了城,刘长佑则对西门发起全


面攻击。通过预先安排,李能通的1000名士兵放下武器;广东的
天地会成员逃走,城很快被攻占,大批居民惨遭杀戮。刘长佑这时
牢牢地控制了县的团练机构,在以后几年向当地的局榨取资金和
征募人力。① 

① 见。宜春县志。(1870年)卷5,第28-31页关于团练的补充。 
② 可以引证许多例子。譬如在江西的分宜县(袁州附近),农村的绅士,连同他们
的财富和团练组织,经受了太平军占领县城之苦;收复该县后不久,为了给湘军提供资
金,团练局立刻被设立起来;见。分宜县志。(1871年)卷5,第12-16页。在江西泰和,
当叛乱者占领县城时,乡村的有生气的抵抗不断;见。泰和县志。(1878年)卷9,第19
页。在浙江诸暨,当地一名占卜者包立身领导的氏族民兵,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抵抗中
心,以致太平军不敢派兵出城;见。诸暨县志。(1909年)卷15,第17-19页。 
③ 。湖南通志。1885年,卷79,第55页。 

虽然以上事例所表明的战略形式并不带有普遍性,但却是屡
见不鲜的。当叛乱力量在几十个农村地区受到挑战时,实际上太
平军常常发现自己被困在城墙之内,周围是使用暴力和不稳定的
穷乡僻壤,那里的旧秩序力量仍是强大的。②这些地方抵抗形式
给太平天国叛乱提供了一个总的模式,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转
弯抹角地把它说成:。教匪(指白莲教徒)掠野而不攻城……粤匪
(指太平军)攻城而不掠野。。③这一概括虽然过于笼统,却道出了
一种主要的战略实情,即太平天国叛乱是一场围绕着掌握有城墙
防护的城市和控制它们之间交通线的斗争。当然,有城墙防护的
城市的重要性部分地是由当时的军事技术状况决定的。但是我们
可以进一步推测,太平军之看重城墙,还源于这场运动的政治要求
及其心理基础。作为一个宣称有权统治天下的王朝,太平天国需
要各种具体的正统标志。帝国是不可能在一个农村的茅草屋中进
行统治的。因此,太平军的直接目标是清朝体制的衙门、驻军和庙
宇,这一切他们都设法用他们自己的对应物来进行代替。这样,有


城墙防护的大城市就成了天然目标。但是城墙不仅仅是合法政府
的一个象征,它还是太平军疏远他们的社会环境的象征。叛乱者
从一开始就是外来者。他们运用暴力的过程从他们被逐出家园时
开始,而到他们在异地他乡建立新的家园时结束。习惯于语言不
通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这一游荡群体的客家领导人发现,有城墙
防护的城市是一块飞地,如今,被宗教加强的这种语言不通和格格
不入状态在飞地内能够得到发扬和保护。太平军的这种与他们的
侵略性和救世主义如此紧密相连的防御意识,一般是不会被当时
的旁观者们理解的。 

太平军在弥合城乡的裂缝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是他们面临的客
观条件——旧秩序谋求生存的能力,特别是它的地方军事化的机
制——所造成的。这里,团练制及团练制为其中一部分的军事等
级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说太平军始终不能成功地至少取
得地方绅士的有限度的合作,那也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有的人
充当乡官,为太平军效劳;另外一些人在长期占领区参加了太平军
的文官考试;还有一些人的投靠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当他们的县
被收复时,他们不得不贿赂清朝的官员。①可是一般地说,团练制
似乎成为代替投靠的另一个有效的选择。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
主要原因有二: 

① 文官考试在安庆举行,参加的人相当多。见储枝芙:。皖樵纪实。,载简又文: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398页。关于绅士投靠的情况,又见。胡文忠公遗集。,卷13,
第4-5页中有关兴国之事例。 

第一,通过授予官阶和官衔,通过在以忠诚著称的县增加地方
学额(这是取得低级绅士地位的途径),团练制是将地方领导吸收
进清朝体制的手段。这类赏赐证明了它是地方一级社会流动的重
要途径。赏赐可能包括职官表中低级的名誉官阶,也包括实职的


任命(次数较少)。现以一件很清楚的事为例:在钟人杰之乱中,平
江县共有54人因地方防御而得到赏赐,其中许多人已经取得顶戴
或官职,或者已有正式的功名,他们都得到晋升(见图表13)。那
些未被授予官阶的人,得到了。义卫桑里。的旌额。①毫无疑问,因
军功而分发的赏赐(随着叛乱的消逝,赏赐更滥)意味着在受叛乱 
图表13 1842年奖赏平江县防御者的官阶 

① 。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6页。关于官阶制的概要,见谢宝乔:。中国
的政府:1644-1911年。(巴尔的摩,1925年),第125页。 

原来地位 

人 数 

奖 赏 

举 人* 

3 

加一级 

训 导 

1 

加一级 

州同职 

1 

加一级 

武举人* 

2 

加一级 

廪 生 

1 

叙六品顶戴 

廪 生 

1 

叙九品顶戴 

平 民 

1 

叙六品顶戴 

生 员 

2 

叙九品顶戴 

武生员 

4 

叙九品顶戴 

监 生 

4 

叙九品顶戴 

童 生 

3 

叙九品顶戴 

不 详 

1 

加一级 

州同职 

2 

记录两次 

从九职 

1 

叙八品顶戴 

童 生 

2 

叙八品顶戴 



材料来源:。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6页。 
* 虽然所列者为功名,据推测这些人已取得实职的或名誉的官阶。 


影响的县有好几千人的地位大为提高。对处在名流下沿的人来
说,这种地位可能意味着能早日进入官场,例如,南昌的一名生员
因管理团练局卓有成效而被引荐,因而被授予训导的头衔,立刻优
先得到实职;对平民来说,得到名誉官阶和军功勋章在地方上意味
着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7,第7页;。胡文忠公遗集。卷13,第4-5页。 
② 关于筹饷制,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北京,1950年)。虽然图表14
所列分宜的数字不是可以精确地比较的,但它们有助于说明,对县的名流来说,筹
饷和团练两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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