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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先）后之相随”，老子曾作下列补充说明：“圣人后其身而身先”（7章），“进道若退”（41章），“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下（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66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67章）。常言道：上等人不教自成，中等人一教就成，下等人教也不成。人类有智有愚，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也有不知不觉。所以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41章）因此，所谓“先”“后”不是对着一般人说的，“圣人后其身”，是圣人才有资格谈先、后。譬如，一个一直考一百分的学生，有一天，考了个九十分，人就会说他退步了。如果一个学生，总是考零分，根本就无所谓退步不退步。因此，“后”必须有“先”的存在在先，然后才能谈到“后”。“后其身”，即是把自己往后面拉一点，退一步。一个人本来就在人家之先，退一步，就可能在人家的后面，也可能还是在人家的前面，只是感觉上他退后了。如果他本来就在人家的后面，再退也还是在人家的后面，就无所谓退后不退后。所以，这里有一个“先”→“后”→“更先”的程式，是正、反、合。圣人原来就在先，他退一步，最后就得到更（真正）领先的效果。老子把它简化了，只说后其身而身先，这向来是老子说话的习惯。
老子劝人家要“功成身退”，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在历史中，可以常常看到，很多有智慧的人都这样做了，譬如华盛顿，孙中山，他们都得到了永远不朽的善名。可是，也有很多不够智慧的人们，完全做不到，想霸住不放，也没能做到，他们就得不到那种永远不朽的善名。就一般人来说，如果根本就没有成功过，也就谈不上退不退。对一般人来说，如果有人劝他们，要后其身，不敢为天下先，不可争先恐后……这就有点不实际。俗语说：学如逆水行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是逆水行舟？人一生下来，就像参加了大人类的马拉松，不想跑也得跑，似乎是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学校里，要竞争名列前茅。在家庭里要做好孩子，到了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就更紧张了，甚至于有人形容它是人吃人的社会。有一个顺口溜，说：年龄是个宝，学历少不了，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在众人之中，你不退到人家后面，人家还要把你无情地推到后面去。如果你自动地转到后面去，你就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爬到人前面去了。有人根据这点来骂老子，说他不该教人往后退。其实是他们断章取义，自己没有弄明白老子到底是怎么说的，就自以为是地骂出口了。也有现代解老子的人，好意为老子辩护，说老子教人往后退，是指着利益说的，是叫人不要争权夺利，把老子变成了一个说空话，不切实际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说：老子不是劝人家“不争”吗？这也是失之于断章取义。老子从来没有叫人不争，而是叫人要争得聪明一点，要做到叫人争不过你，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乃是不争之争。同理，“退”也不是退，而是“进道若退”“以退为进”的退，是辩证法，所以把许多人都闹糊涂了。老子如果尽让人吃亏，那他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呢？老子理论的存在就不合理了，不合理的东西就不能存在。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地方都谈论过“人主可骄人乎？士可骄人乎？”结论是：士可骄人，人主则断不可骄人。人主（领导）若是自高自大，就会失去一切；而士本来什么都没有，即使是自高自大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损失的。因此，劝告领导人要谦卑退让，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连耶稣都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做领导），就要谦卑服务众人。要注意“在你们中间”几个字，他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
例如：王莽本是皇亲国戚，又当上了宰相。因为他特别的“谦恭下士”，这就成为他的“标志和特长”。一个领导人物在上位，居于众人之前，如果暴躁武断，刚愎自用，顺己则昌，逆己则亡，自高自大，专恣横行。无论怎样的奴才在他下面和后面，日子久了，也会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这叫众叛亲离。如果他能谦恭下士，温和体贴，给人家的感觉是处上而人不重（部下感觉不到他的压力），处前而人不害（跟随他的人们不会受到伤害），于是天下乐推而不厌（大家甘心情愿地推举他当领导而跟从他）。“谦恭下士”就是让人家不感觉到“重”和“害”的秘诀，也是让人家衷心拥护的秘诀。王莽因为“谦恭下士”而得到了尊位，就在他登峰造极后，突然转变了一百八十度，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暴躁武断，刚愎自用，不管他嘴里说得多么好听，也还是弄到众叛亲离，最后受诛于渐台。王莽三十八岁当大司马，五十一岁做宰相摄政，五十四岁居皇帝位，登峰造极，六十八岁被诛死。从三十八到六十八，这三十年里，前一半直起，后一半直落；直起直落，亲手得，亲手失，是中国历史里仅有的好例子。顺从老子的规律，就直起；违反它就直落，丝毫不爽。
又例如：韩信在占据到了三齐之地后，派人上书汉王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刘邦听到了这样的请求，在韩信的使者面前，马上就气得骂娘。张良在他身边，听他骂得不像话，就暗地里踢了他一脚，刘邦正骂得爽快，经此一脚，突然醒悟了过来。于是他还接着骂，骂韩信不是大丈夫，要做王就应该做真王，屁，没出息，做什么假王，老子就封你做个真的，马上就刻印，做好封册，封韩信做正式的三齐王。韩信那里有个策士，名叫蒯通。他替韩信策划说：将军你现在不同了，有了齐地做根本，你帮汉则汉胜，你帮楚则楚胜，你若两不相帮而独立，则天下鼎足而三，将来鹿死谁手，未可限量。韩信考虑了之后说：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以这样的理由回绝了蒯通。韩信是个精通兵法，会打仗杀人的能手，怎么突然这么温情起来？其实他计算得很明白：如果跟楚，以项羽的个性和做人方式，一定不时会要求他不断证明自己对他的效忠，给他的压力会非常大，最后一定闹翻，得不偿失。继续跟随汉王，则汉王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压力，汉王对他很好，自己不吃给他吃，自己不穿给他穿。他清楚，汉王在军事上斗不过他，只有依靠着他。对他来说，汉王处上而不重，处前而不害。如果自己独立，他有楚、汉两边的压力，别的还没什么，可张良略施小计，他恐怕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要是独立的话，总要在楚、汉两者之间选一个来联合统战，去打另外一个，看来必须联合汉来对付楚。既然还是要联汉，何必先背叛他呢？所以他决定继续跟着汉王，兴兵伐楚，继续做汉王的攻狗。这就是粗中有细，柔里带刚的汉王“后”于人的好处，汉朝的江山是韩信打下来的，也是张良一脚踢出来的。刘邦不止后于韩信，也后于张良，也后于萧何，而他三个，要是没有刘邦，一个也发挥不了自己的所长。所以刘邦后其身而身先。
顺便一提：张良失意时，在圯上，得了黄石公的道家真传。此后他跟谁说话，谁都听不懂，唯有见到了刘邦，一谈就通。可见刘邦的悟性和聪明是天生的、高人一等的。于是刘、张彼此如鱼得水，愉快合作，张良终于完成了灭秦的使命。并且为汉创造了四百年的基业，善名遗留千古。张良原是很“有为”的，所以有“博浪锥”，却行刺秦皇未遂。在圯上潦倒不堪，得遇黄石公，是他的“无为”阶段。遇到了刘邦之后是他的“无不为”阶段。
列宁是一位深通辩证法的人，他的“后于人”“以退为进”“等，等，等”几乎都是挂在嘴上的，不断以此自我勉励和勉励同志。没有列宁，就没有苏联革命的成功。
最受人攻击之一的是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这句话。有人好意替老子解围，把它解释成：不敢为私利而争先。其实，天下人谁无私？“私”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无私也就没有生命与生活了。所以老子既不能违反自然，就从来没有叫人要“完全无私”“去私”，只劝人要“少私”（19章）。由于人人都自私，大家打破了头，要想抢到，达到“私”的要求。可是天下很少有人能真正得到所要的“私”。即使暂时得到了，也绝对保持不了，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9章）。而结果是更多人得到的恰好是反效果，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便是。老子教人，要以“无私——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为”为手段过程，才真能“成其私”（7章）。“私”→“无私”→“成其私”，是一套辩证法。所以“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应该还有更意义深长的大道理在！从前有个讽刺性的笑话，在曹州曹县有个姓曹的秀才。整天摇头晃脑，诗云子曰的，人家问他，你将来飞黄腾达要做什么？他说：要做“母狗”。大家都很奇怪，不知所云。问他为什么要做母狗？他说：子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孔子的意思是：面对钱财，不可不正当地去取得；面对灾难，不可不正当地去避免。）”原来他是个白字先生，他认不得“毋”字，把它当作“母”字。他认不得“苟”字，把它当作“狗”字。他说：孔圣人说的，面对钱财，唯有母狗可得；面对灾难，唯有母狗可免。人生在世，最要的是钱财；最不要的是灾难。只有母狗有钱可得，又可避免灾难，所以他要做母狗。于是人家给他个外号，叫曹母狗。就连曹母狗也懂得人生在世最要得的是什么，最怕得的是什么。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列为三宝之一，第一宝是“慈”，就是慈爱。人因为有了慈爱为动机，凭着慈爱，就勇往直前，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他说：慈，故能勇。第二宝是“俭”，就是节俭，也是收敛。《易经·节卦》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所以他说：俭，故能广（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第三宝是：“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谦卑。《易经·谦卦》说：“谦，尊（高贵）而光（荣耀），卑而不可逾（身处卑下而人格高尚，没有人能超越过他）。所以他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当领导）。反过来说：如果人舍掉慈爱，专门去搞勇敢，就成了莽撞，如同暴虎冯河。舍掉节俭，而去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害民。舍掉谦卑，只顾去升官发财，那么就死矣（要失败灭亡了）。因为那种作风就是“强梁”，强梁者，不得其死，是注定要失败灭亡的。老子这三宝，更突出了先与后的辩证运用，因此，也有人骂老子是阴谋家。其实，老子是实事求是的，他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家。说他是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