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研究所的杜安·吉席（Duane Gish）博士最善于归纳。他在信仰自由洗礼学院（Liberty Baptist College）于1981年8月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理出了全部指责的要点。在形成文字后不长的两段话里，他指责进化论者固执己见，排斥异己，欺上瞒下，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害怕创世说真理，害怕多数人的情感，而且总是向他们的学生灌输他们的观点。加利福尼亚有一位名叫杰克·奇克（Jack Chick）的出版商，出版过一些宣传正统派基督教教义的连环画册，把上述这些指责包装得十分生动滑稽。在奇克的那册《原始人》（Primal Man）中，讲的是一位基督教人类学家与一批正在摄制一部〃进化影片〃的人相遇。那个导演叫德克斯特，画成一个大胡子，神气十足，却一副女人相：穿着一套深红色连身工作服，打着一条橘黄色领带。他的制片人承认进化论是错误的，但仍要继续拍他的片子，〃尽管那是在给这些孩子洗脑……许多人会因为这些影片而失去他们的灵魂〃。在奇克的另一本画册《大爹》（Big Daddy）中，描绘了一位进化论教授，肥胖臃肿，满脸络腮胡须，秃顶。当有一名学生向他提起《圣经》时，他变得非常歇斯底里。其余学生都相信进化论，他们却是这样一些脚色：一个黑人，满头小卷发，戴着墨镜和珠子项链；一个嬉皮士样子的女人，穿着镶边马甲，披一头长发；一个佩戴着一枚硕大的和平纪念章的男子；一个满脸怒气的长发男人，正挥舞着紧握的拳头；此外还有一个人打着象征和平的V字形手势。就这样，仅用头两组图画，绘制画册的画家就用漫画一下子讽刺了六个左派家伙的右派嘴脸，而且把他们与进化论联系起来。偶尔，一些真实的人也会受到指名道姓的攻击［通常是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卡尔·萨根、保罗·库尔兹和刚去世不久的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不过，比较常见的攻击是用笼统和总括的方式嘲弄进化论者和人道主义者，于是就包括了攻击者的所有敌人。进化论者生性自高自大，或者所有的人道主义者全都腐化堕落。创世说对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谴责实际上是一种摩尼教的善恶对立说，即认为有两套抽象的道德观念相互进行斗争，控制着美国文化：自主对虔诚，伤风败俗对笃信《圣经》，自高自大对谦虚谨慎，以及虚伪对坦诚。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精神品格和理念德行，将决定人道主义、进化论、创世说和正统派基督教各自的最终命运。由此可见，创世论者对进化论的反感，远不止是缘起于从《圣经》上的几句话引申出来的一种教条。事实上，那种反感代表了一种在文化上的广泛不满，例如害怕个人自主，痛恨堕胎，鄙夷性乱，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种种操心，于是把那些恐惧归咎于进化论。不论我们是否赞同创世论者关于世俗人道主义的道德理论，我们必须承认那是对美国文化的一种内容丰富的复杂认识，它使保守的基督教徒对现实的认识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直观深度。进化论不过成了那种道德理论使用的符号之一。我对创世论者因进化论而产生的情感所进行的诊断也许很不中听，其实我并不反对有人探讨进化论思想和人类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达尔文学说、卡尔·马克思对达尔文学说的利用以及其他的哲学利用，的确足以提醒我们，这种思想绝不会受限于仅仅说明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啾啾鸣叫的雀鸟和英国的斑蛾而已。肯定会有一些人会把进化论用作那些道德的、现实存在的和形而上学的意义的一个符号，而不管那种联系是否符合逻辑，也不管我们是否喜欢。
那真是糟透了，形势不可能变得更坏，但是仍然有人在挖空心思。在1959年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100年之际，朱利安·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声言他有一种基于进化论的探究人类前景的新科学，而他宣告的却是一种建立在进化价值基础上的新神学。从一个角度看，你可以把这些聒噪看成是一位老兄的无害的夸夸其谈，他早已被百年纪念的精神冲洗得无影无踪；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应该认识到，的确还有一些人在认真做这种无聊的事情。那个事件鼓励了蒂姆·拉赫耶及其追随者在多少年以后又重新再做这种事情，虽然方式不大一样。把进化描述成地球上生命的自然史，十分正常。可是，当朱利安·赫克斯利及其他一些人滥用进化的权威把它说成是自然和人类的一部道德史时，他们就是在硬往进化思想里塞进深奥的文化意义。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承担声誉风险，陷入同创世论者、电视上正统派基督教布道者，以及提出关于美国文化的其他道德理论争取我们支持的所有人一样的尴尬。
第九章 罪恶
如果说在前面四章中我不得不对反对科学知识的那些文化意义作出评价的话，那么，在本章中我不会冒这样的风险。本章不涉及科学知识本身，而谈的是科学家。同以前一样，我们也是讨论相关的文化意义，而且，这些意义同样也是由于滥用符号制造一个科学图像传达给公众的。不过，在这里，有关的符号是科幻故事和电影里的那些疯狂的科学家。对科学的恐惧
按照启蒙运动的文化价值，人类思想以及由那种思想支配的行为应该是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用事、神秘莫测或者盲目迷信。同时，它还应该是世俗的，也就是说，不应受到任何超自然动机的浸染。如果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真的合乎理性，立足世俗，就有希望取得进步：人类的状况会得到改善。把这两类价值统一起来的最后成果，就会是科学，亦即一种由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所驱动，代表着进步的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17和18世纪欧洲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十分赞赏启蒙运动文化，可是在他们之外，却有许多人不喜欢这样一批价值。那些人认为，情感是人的一种宝贵特性，不应该受到冷酷无情的理性主义的压抑。宗教信仰，尤其是犹太基督教义，必须受到尊崇。即使它带有迷信或者神秘色彩，也不该用世俗精神来取代。传统让人习惯放心，进步使人感到害怕。如果说科学是启蒙运动文化的顶点，那么害怕科学就是反启蒙运动文化的核心。这后一类文化，在不同地域有稍许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德国浪漫主义，颂扬神秘和情感。它的法国形式，叫做感觉主义（sensibilité），强调情感和田园般的单纯。英国的贡献，是哥特式文学，其中包括两种样式：一类是哥特式浪漫，用过分的激情来描述真实的爱；另一类是哥特式恐怖，崇尚激情、传统、神秘和迷信的完美结合。正是由哥特式恐怖小说派生出描写疯狂科学家故事的一类小说。最早的一本，是玛丽·谢莉（Mary Shelley）在1818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沿用哥特式恐怖小说的套路，这类小说从反启蒙运动的那种急迫情绪中挖掘素材，把它们编成道德故事，旨在揭露科学伪装下的罪恶的由来，并说明如何才能抗拒那种罪恶。这类小说想说明理性主义的科学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它太冷漠，太抽象；同时，那些掌握着现代世俗知识秘诀的科学家，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都是不可理喻的怪人。这类哥特式恐怖小说告诉读者，哪些坏人在为了罪恶的目的利用科学，他们又有怎样的下场。此外，这些小说还提醒读者，世俗科学必须符合传统犹太基督价值的伦理准则。科学罪恶的符号
那么，科学中有什么东西被人联系到科学的罪恶？我们可以假定，有三类东西可以用来代表科学：（1）实实在在的科学设备；（2）科学知识；以及（3）称为科学家的那些人。科学设备是那些讲述科学狂人的故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因为故事的主人公需要在实验里去干他们的那些伤天害理的坏事。不过，他们的设备却起着一种非常奇特的作用。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明白哥特式恐怖作品与科学幻想作品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科幻中，对于实验室和宇宙飞船中的仪器设备会有十分细致的描绘，讲清它们的样子和它们怎样工作。例如，在《星际旅行》（Star Trek）和《星际大战》（Star Wars）这样一些电视片或电影中，以及在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小说中，对每一颗螺钉和每一个电极都交待得那样逼真，让你有如身临其境。科学幻想作品如此看重技术，是因为它把技术看作进步和智慧的象征，并不在乎使用技术的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的道德倾向如何。所以苏珊·桑塔（Susan Sontag）才会说，一部科幻作品主要通过它对科学设备及那些设备在故事中所起作用的翔实逼真的展现，来赢得观众或读者对它的信任。与科幻作品相反，关于科学狂人的作品遵循的是反理性主义，它们正是要否定相信科学的东西必定是好东西的那种思想。可是这些作品又不好说仪器设备本身就是罪恶，因为反理性主义，尤其是哥特式恐怖传统，是把罪恶归咎于人心太坏。既然科学设备本身无所谓好坏，那么它对于宣扬道德和展开故事都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该如何表现科学设备呢？毫无例外，对这些设备的描绘总是十分暖昧，不合逻辑，神秘兮兮。着眼点放在科学狂人的实验、实验室、化学药品和他们摆弄的各种射线。呈现出来的他们的科学用具，是一堆炼金术士们用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玩意，不同用具之间毫无逻辑联系，也说不清为什么要把它们摆在那里。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玛丽·谢莉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对所编造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的发明的背景，几乎不作交待；而在《机器人》（The Golem）、《大都市》（Metropolis）、《弗兰肯斯坦博士》（Frankenstein）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娘》（The Bride of Frankenstein）等影片中，关于发明过程也同样讳莫如深。还有，在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说《吉柯博士》（Jekyll）和《海德博士》（Hyde）中，那位吉柯博士的药理学简直毫无真实细节，只是一再含糊地提到一种神秘的盐类。不过，这种表现科学设备的非理性手法却能够达到一个重要效果。它使理性主义完全失去了科学的有形证据的支持，从而把真实的科学设备也纳入这样一种观点的视野：一切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含糊的、不合逻辑的和神秘莫测的。用这样一种方式，反理性主义驯服了理性主义的科学。接下来是科学知识。如果科学可以用知识来代表，只要证明了知识就是罪恶，那么事情也就妥了。正如《看不见的射线》（The Invisible Ray）中詹诺斯·鲁克（Janos Rukh）博士终于才明白的那样，〃有些事情人是不想知道的〃。不过，抽象的知识，很难用有形的东西来表达。罗特旺（Rotwang）（《大都市》中的人物）、卡利加里（Caligari）和其他那些人物都掌握有书本知识，他们的房间里堆满了旧书，上面净是尘土，书页已经发黄，然而，用那些书来表现威胁，毕竟不如说他们的知识对其他人造成危害来得有效。不谈知识的智力内容，而用知识产生的效果来诋毁它，有两个方便的表现手法。通过第一个手法，读者或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