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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领导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对于这些对主要负责同志的超越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我以为我们是应该警惕的，应该引以为教训的。
以上是就一般性质的骄傲而言。如果我们沾染了骄气，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们就不会兢兢业业地工作，我们在工作当中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如果这种骄傲不及时改正，让其发展下去，我们就经不起敌对阶级和敌对思想的任何袭击。并且还须指出，骄傲还可以发展到另外一种结果，如同少奇同志的报告中所说的，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更加警惕吗？
我认为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我还认为全会的决议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最有力的保证，是对我们全党同志，主要是对我们高级干部的最大的帮助。它是一副消毒剂，它启发了我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使我们党更加巩固，战斗力更加强大。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在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时候，全党高级干部都来照照镜子、洗洗脸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七大以后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呢？主要是在七大以前，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强的团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因为这样，就使我们全党的所有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以百倍的信心和饱满的士气，奔赴前线。这是取得全国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无疑地，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定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它将使党更加团结和一致，使我们能够克服许多错误的东西，使我们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办好学校，培养干部
（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
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干部的状况是，一方面不够用，另一方面又有浪费。要充分发挥现有干部的作用，同时要培养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政务院许多部门的领导人，他们注意抓生产，抓基本建设，这是对的，但是对培养干部重视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所管的学校注意得很差。殊不知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才是最基本的建设。现在，有的部门已有几十万员工，几十所学校，他们不去办好这些学校，却总希望从外面调人。应该主要靠自己培养干部。我们的中等专业学校普遍办得不好，真正办得好的很少，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些业务部门的领导人，认为让他管生产是重视他，让他管学校是把他降格了。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是办好学校的主要障碍，应该纠正。
教学纪律必须整顿。苏联学校中的纪律是严得很的，我们派去的学生，如果不好好学习，就被送回来。这种严格的要求，我们要学习。对于学校中的个别坏学生是要开除的，学校要有“开除学籍”这个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不行。开除几个坏学生，就可以教育和挽救一批学生。有的学生被开除以后，倒可能变好了。我们党内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同志背上有包袱，以为对他的错误没有办法，及至将他开除党籍，他倒变好了，有的人后来又入了党。当然不能滥用这个武器，实际上，给了学校这个武器，多数人警惕起来，反倒可以少开除几个学生。学校的纪律问题，好多年了没有得到解决。过去只是纠缠在口头上，现在要认真去做，纪律不好就要整顿。提议高等教育部和文委研究一下北京学校的纪律问题。选几个典型，处理几个，写篇社论，在报纸上登一下，展开批评，教育学生，教育学校。
关于教师待遇问题。现在要普遍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很困难的，但是真正有本领的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全国也就是万把人。前几年，全国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但有些平均主义。建筑工人，挑土工人，其他普通工人，提高了不少，有的提高了一二倍，而有本事的专门人才提高得不多。将来工资的差距要拉大些，真正有本领的人，对国家贡献很大的人，工资应该更高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校长是否比高明的教授薪金一定要高？我看不一定。我记得毛主席曾说过，为什么全国就没有比我当主席的薪水更高的呢？过去我们想请各行各业开个名单，提高一些人的工资，说了好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现。看来，有些共产党员的头脑里平均主义思想还不少，到处有抵触，结果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了了之。这次我建议文委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提出一个名单，科学家可以选一二百人，不讲名望，就是选那些贡献突出的，真正有本事的。大学教授也可以选一二百人。还要订出章程来，这样就可以推动那些思想不通的人。中小学教员中间，工资也应该有很高的，他付出的劳动多，贡献大嘛。我们不能讲平均主义。请郭老下个命令，提出个名单，二百人左右，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周总理过去在政务会议上也讲过，但是没有行得通。这次必须像考试那样，限期交卷，否则就是不热心这个工作。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朋友们提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是什么？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是适合于中国的？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朋友们愿意详细了解的话，可以看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章中总纲和党员两个部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中国在过去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再由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样就能把中国人民引导到完全脱离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建设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和任务。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有一千一百万党员，还不是全部或大多数都已达到这样的标准。党的任务是要一步一步地提高党员的觉悟，使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成为名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