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22 诗中刘郎指刘逢禄，张氏并非所谓汉学家，但对经今文学兴起而导致的学术变化，显然不满意。所谓“务为前人所不为”，实即处处与此前居于正统的乾嘉问学路径反其道而行之，颇有些胡适所谓“正统”崩坏、“异军”复活的气象。23
张之洞观察到的“经学讲公羊”是道咸“新学”的一个主要特点，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的区分和不同点甚多，24 但最基本的或许是以何种方式“见道”这一儒家关怀的根本问题：一主张读书先识字，字义明而经义明；一主张体会经之微言大义。冯友兰曾提出，清代之今文经学家所讲的义理之学“大与道学家不同”，盖“其所讨论之问题，与道学家所讨论者”有别。25 但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家与偏重“义理”的宋学及诸子学仍有共性，钱穆就注意到，今文家宋翔凤晚年“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26 从社会史视角看三者在晚清并起，非常值得玩味。27
晚近言学术史者对今文家的态度差异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据此常可看出立言者的立场。一般情形下，受道咸“新学”影响者在经学中基本平等看待古文今文，甚或更重今文，这方面梁启超表现得更明显。而偏于古文一边的，则通常对乾嘉时的今文家尚承认其有所得，对道咸以后的今文家便多斥责其把学术搞乱。而章太炎等之所以反对今文家，除今古文家派意识外，也因他们特别不欣赏康有为引进西人宗教观念以树孔教之“创新意识”。戊戌前一年，章太炎便因“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辨，至挥拳”。28
当然，这部分也因章太炎向来主张“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而以为“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29 不过，他们这样说汉儒，多少也有些倒放电影的意思，因章太炎、刘师培等论清代学术时基本已确立反满革命的观念，所以特别注意士人对入主之异朝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清初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和后来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家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其实都不脱“干禄”之意。刘师培指出：清代主汉学者多不仕或仕而不显，而“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30 受汉学家影响的邓实也认为，道咸以降之今文家不过“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思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31 平心而论，道咸以降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即因内忧外患而促成经世之学的兴起，今文家更多涉及时政与这一外在的现实直接相关，其希望“干贵人、觊权位”也不过是“得君行道”这一传统的自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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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也一再指出梁启超论清代学术很受章太炎的影响。他一则说梁启超“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再则说“梁氏两书取于章氏、刘氏的著作”。这里的刘氏即刘师培，周先生第一次举参考文献不及刘文，第二次则包括了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所以梁启超所“继承”的也由章而延伸到刘。有意思的是，周先生也两次列举了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第一次列举把钱著置入“附”一类，说“这部书还是可以参考的”，显然略带保留（第二次未作解说）。因此，在“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真正强调章、刘之说的是周予同，但因其是在通论中提及，并非专论清代学术，所以其主张在这一领域影响不甚广。43
当然，梁启超虽受章太炎等影响，但一开始也有不同（如前述对今文经学的处理），而且明显呈现出越来越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只要比较下面两段对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评论，便可看出差异：
其一，《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44
其二，《清代学术概论》：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45
关于方著击中汉学病症一点，两次所述略同；后一次说其是“一种革命事业”的评价大致也是受当时世风影响，可不必论。重要的是对方著学术影响的不同看法，一曰其学非惠、戴敌，故以失败告终；一曰其余波不绝，后之大儒阮元、陈澧皆颇受此书影响；且后者只见褒扬，全不提失败，与此前所论自不可同日而语。可知梁氏固受章、刘的影响，然日渐疏远，其倾向性亦自有别。46
在一定程度上，钱穆也呈现出逐渐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其早年所撰《国学概论》有“清代考证学”一章，广引章太炎《检论》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及胡适当时的新近言论。该书虽说明考证学主要是指乾嘉以后，清初之学不能以考证括之，然仍承认“清初诸儒，正值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其所容纳人物，也与章、梁所论相近，而与后来之《近三百年学术史》颇不同（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重要朴学人物后俱不存，而新增不少非汉学人物，特别凸显曾国藩的地位等）。47 可知钱先生也是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偏向宋学一边的。
而清代学术史中汉宋关系至关紧要，以一般所论看，清学以“经学即理学”开端，以“汉宋调和”收尾，则汉学与宋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可以说贯穿始终；尤其晚清“汉宋调和”取向是出现在汉学成正统以后，其中相当一些人明显倾向于宋学，不过以“调和”的面貌出现，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清学是以反宋学始而以复宋学终。48
这里面当然还有更细致的分别，一方面，清初反宋学者所针对的“空疏”等多是明学特征，他们所反的宋学实际更多是明学，以及宋学的陆、王一系，而程、朱一系则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且如后人所指出的，清人所兴的“汉学”中确有不少程、朱一系特别是朱子系统的“宋学”成分。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的表述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明学连作为反对的目标也不齿及，固体现出分外的轻蔑；然当事人将其作为“宋学”来反，当然也代表他们心目中的“宋学”。同样，道咸以后复兴的宋学与乾嘉诸儒所反对的宋学其实不必是一个宋学，此前之宋学实多为明学，最多也就上溯到宋学的陆、王一系；而此后复兴的宋学则更多是程、朱一系，且愈来愈由程转朱。晚清汉宋调和者及后来民初学者常说清代汉学本是继承宋学，便多是指朱学而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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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傅斯年就曾说：“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承之宋学。今人固可有此‘觚不觚’之叹，在当时环境中则不易在此处平心静气。”50 清人汉学本从朱子一系之宋学所出，也是从清季便存的说法，51 然傅先生特别区分“今日”的眼光与“当时环境”的歧异，则尤为得体。
一般多以为，清代汉学不长于义理，所以戴震等才不得不“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出入于汉宋两学之间。52 但冯友兰的看法则相当不同，他虽然也说清代“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但同时相当轻视清代的宋学家，认为他们“只传述”，而“少显著的新见解。故讲此时代之哲学，须在所谓汉学家中求之”。冯先生又说，清初诸大儒“皆反宋学，而其所攻击辩论者，多及理学家，而鲜及心学家”。53 这不啻说清儒所反的是真宋学而非明学，与多数人所见恰相反，怪不得陈寅恪说冯著“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54
但冯友兰关于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的言说也有所本。刘师培已说，清代“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要例以治群书耳”。55 换言之，一时代学术的特征当从其所思考所讨论的问题、所依据和处理的典籍、以及所运用的治学方法等方面求之。此意冯氏得之，他特别重视清代汉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而清代汉学家对“宋明道学家之问题，能予以较不同的解答；对于宋明道学家所依经典，能予以较不同的解释”。若后一点成立，则说清代“哲学”当从汉学中求，而不必从宋学中求，也有所见。这大概也是前引冯氏区分今文家与道学家的一个思想基础。
这样，若就对清代学术至关紧要的汉宋关系言，若把梁、钱二人所见与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见解结合起来看，在章、刘之中，章的汉学立场更坚定，而刘有时稍近宋学；在梁、钱二人中，则梁明显更近于汉学。这样，若将汉学和宋学置于左右两端而以图形表示，则从左至右大体呈现出章、刘、梁、钱的顺序。当然，此仅指大的倾向而言，在具体人物、题目的处理上，四人又各有异同。
在人物的去取轻重方面，偏汉学者和偏道咸“新学”者之间常有一些较大的差异，章学诚就是一个显例。章太炎、刘师培对章学诚都是一笔带过，评价也不甚高。虽然太炎私下也说他自己“之于实斋，亦犹康成之于仲师，同宗大儒，明理典籍，宗仰子骏，如晦见明，私心倾向久矣”；但若以章学诚与戴震比，则两人相去甚远，即使在章学诚擅长的史学方面，他也认为“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56
按郑众和郑玄虽有先郑、后郑之称，而后郑之学固过于先郑；太炎以郑玄自居，而以郑众拟实斋，在自负之余，已知其对章学诚的看法实不能有多高。在更正式的著述中，他在《訄书·清儒》中说“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到《检论·清儒》中则改为“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从“卓约过《史通》”到“近《史通》”，可见其评价是后而益低。57 而刘师培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也不过说章学诚“亦熟于文献，既乃杂治史例，上追刘子玄、郑樵之传，区别古籍，因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