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伦理究当以何为根据一问题，其解答大都不外以上所述各学说之一种，或二种以上之结合。作为伦理思想根据的，有的以为是人的理性，有的以为是人所认识的真理之强制性，有的以为是自我实现，或为个人与团体的福乐，或为助长人生的力量，或为道德的宜觉官能。
基督教伦理学与教义神学有分不开的关系，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基督教伦理的准则和根据。上帝的旨意不必讲作有如东方专制帝王的武断剌令一样，也不能作如是观。如果基督徒依靠上帝的旨意有何效用，那么，他的旨意不能与地所创造的自然界脱节。盲从武断的使令，不能算为基督教稳固的基础。
照特土良（Tertullian）讲，律法吩咐人遵守，只因它是律法，不是因为它能折服人的良心。他说：「我以为，质问一个神的命令是否有益，是肆无忌惮的事。因为不是因为那命令是好的，所以我们必须遵守，乃是因为它是上帝所吩咐的。神权之尊严，即足以保证它那取得服从的最先权利；统治者的权威在先，服从者的利益在后。悔改是否有益？你为什么要问呢？上帝是这样吩咐的。」（Depaenitentia）苏格徒敦司（Duns Scotus）也很注重上帝绝对的旨意，以致主张上帝的旨意是唯一的根据。一件事是好的，只因为上帝叫它如此；而上帝之所以叫它如此，乃因为它是好的（Opus Oxonensel）。但苏格徒这种主张，也有难于贯彻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说起来，穆罕默德所讲便与特士良和苏格徒无大抵触。在穆罕默德看来，在上帝本性中，是非并无基要的分别，故道德亦与上帝无关。罪恶并未进入宇宙的中心，不过是违犯一个武断的使命，只要阿拉一动意，情形即可改观。阿拉的旨意乃为至上，他却不受任何内外原则的限制。在穆罕默德看来，上帝乃无限的威权，不受正义和仁爱的限制。
我们知道除了一夫一妻制以外，别的婚姻制度都是有害的。无论从生物方面、心理方面，抑或历史方面讲，人生本性只宜于一夫一妻制，而回教的可兰，却准多妻，回教徒可以娶妻四人。但阿拉仍可另立一法，使穆罕默德不受此种限制，故他能娶妻至十二人之多。一次这位回教教主，竟公然以为阿拉有此吩示，叫他娶他螟蛉子之妇为妻，依回教的神看来，道德只是武断的事，并无一定标准。基督教却不能把道德的基础建立在这样一种武断的论令之上。
阿奎那多马（Thomas Aquinas）讲，上帝不武断的决定任何事，凡他所决定的，不是因为是他所决定，所以是好的，乃是因为是好的，所以他才决定。凡与他本性和品格相违背的，他都不要。他也不要任何不可能或自相矛盾的。照阿奎那所讲的上帝的本性和旨意，基督教的道德是符合理智的。是非之辨乃循一永恒不变之理，虽上帝亦无从改变之。上帝不能用一次武断的命令，把不合道德的改为合道德的，正如地不能假一道武断的指令，把二加二改为等于五，或使一扇关闭着的门，使它同时又开启着。上帝不能发出一道命令，把害人的行为指为正当。上帝不能违反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道德的。而道德的要素，对神对人而言，都是一样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十一：45）这样讲，并非拿上帝以外的事去限制上帝，我们乃是着重上帝是按他的本性和品格去执行他的旨意。如果这是限制，那也是一种自己限制自己。上帝指明何为正当的，因为本是正当的。
若是我们以为上帝是宇宙之源，我们也能说，凡为上帝所指明为对的，都是对的，因上帝如此指明了。但这并非把道德看作一个武断的指令。基督徒视圣经为「信仰和行为的准则」。圣经中的道德规例之所以记在圣经，因为它们原是符合道德的。正当的解释起来，因为圣经启示其体的心性，所以凡是记在圣经的，都是道德的。上帝刑罚那些违反地道德律的民族和国家，但上帝这样行，并不像一位武断的犹彼得神，坐在奥林匹亚山上，大发雷霆，用闪电击打他的敌人。奥古斯丁把上帝的旨意讲为万有的本性。在创造的进程中，上帝不但是超越的，也是内在的，在这进程之中，有一种道德的秩序，是不容遭受破坏的。人得服从这个道德的秩序，不然，结果必是痛苦。在万事本性之中，上帝安排了一个道德律，说明他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道德的，凡是道德的，都发挥他的旨意。
基督教伦理学不但描写基督徒意识的情状，它既然指出了上帝的旨意为其根据，便把基督教道德看为是客观的。这也不是说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没有自主，因为我们若把上帝内在的道理，讲得相当的扼要，那么，基督徒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便成为一致了。人也不能说，基督教伦理的出发点太独断。因为它并不比其他的伦理学说的出发点更独断，至少不如唯乐主义，或功利主义那样独断。
基督教伦理虽从上帝的旨意出发，然而并不否认其他理论，例如：道德是符合理性的，道德的本性对人有强制权，道德领人自我实现，道德必然产生快乐之果，道德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欢乐，道德可以助长人生，道德感觉是人生来就有的。我们也无须否认道德经过了历史的发展。基督教伦理学能把一切伦理制度中之优点包括在内。无论它的来源如何，真理只有一个，且是一致的。
第三章 罗马教与复原教的伦理学
第一节 罗马教伦理学
罗马教会以禁欲修道的人生为理想。是以在其伦理见解中一种二元论。一般人的普通道德与属灵人的高级道德，大有区别。后者除了遵行一般人的通常道德律法以外，还要遵行福音的劝勉（Evangelical counsels）所要求的，自动的守独身主义，甘居贫穷，绝对服从。
禁欲的趋向在教会历史上发动甚早。第二世纪末，那本已出世的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已经散布有禁欲主义或说高级道德的种子。其中有云：「如果你能背负主的全轭，你便得以完全；假如你不能，便作你所能作的。」（IV2）犹士丁（Justin）夸称许多基督徒能抱独身主义（Apol。I 14），又在特土良（Tertllian）和居普良（Cyprian）的著作中，禁欲主义的趋向亦甚明显。
自康士坦丁（Constantine）教会与国家归于一统以后，教会所得不偿所失。武力主义随着这种统一而进入教会信众之中。（参Mc Giffrt 在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Vol．XIX 所撰一文）这样一来，大多数基督徒生活精神均归消散，失去了从前的热情。为对教会之世俗化提出抗议，修道主义乘机兴起，而且进展极速。米兰监督安波罗修（卒于三九七年）极力称赞守童身，以为是基督徒最高德行。他不准寡妇重婚。他反对用武力，连在自卫的情形之下也不主张用暴力抵抗，又反对战争。
那柔米（卒于四一九年）乃教父中提倡禁欲式的虔诚最力的一人。他倡言独居旷野为与上帝灵交最好的方法。他不反对结婚，但将独身看作高出婚姻万倍。
奥古斯丁在北非教会首倡修道主义。他并不反对婚姻，但将不嫁娶的人生看为高过婚娶的人生。他看基督徒最高的生活方式，乃是抛弃红尘度禁欲的生活。
中古时代教会，有二大并立的权威，一为教皇制，一为各等修道会。大贵钩利（卒于六○四年）不但是教皇，也是本泥狄克派的修道士，把教皇权势和修道理想集于一身。在他所著的大德（Magna Moralia）一书中，他为中古伦理的禁欲思想立下了基础。
中古时代的教义和伦理思想，至阿奎那多马（卒于一二七四）达到了最高峰。依阿奎那讲来，修道誓愿中所包含的贫穷、独身和服从三事，乃引人完全人生的途径。
中古神秘派也注重一种较一般更属灵的虔诚生活，但这种神秘的虔诚，也离不了禁欲主义。在一切基督教界中，最有名的一本灵修书要算多马肯培（Thomas A Kempis）所著的摹仿基督论（Imitation of Christ）。（此书中文翻译有遵主圣范及效法基督二种──译者）还是一本把神秘的灵修讲得最好的书，然而他的伦理观念却是禁欲的。可以说整个的罗马教伦理是以禁欲为特性的。
在罗马教伦理中与禁欲思想有连带关系的为律法主义。这种偏重律法的趋势，使人讲究多行善功。信心的恬静境界和良心的平安，那是罗马教信徒难于得着、难于持守的，因为他们总难确实知道，他们所当作的是否作够了。如果人注重多行善功，而且在什么是「必须行的」与什么是「宜于行的」当中加以区别，那么在道德范围以内，必有所谓分外的善功。所谓分外的善功，即为律法所规定的善以外，再行多馀的善事。这些多馀的善事，上帝并不吩咐，但如果行出来了，上帝也很欢喜。行这样的事，较之不行这样的事，要得更高的完全，圣徒的功德即在乎此。这种分外善功的道理，在圣经上有根据如下：路十七：10，十八：22；太十九：11·12。21；林前九：14－17。 道理远在黑马牧人书写作时代（第二世纪中叶）即已出现。该书有云：「如果你在上帝所吩咐的以外作任何善事，那么，你将要获得更丰盈的荣耀，而且上帝要比你不行这些事，更多的尊重你。」（三卷五条）阿奎那多马也讲，教会中储藏有超等善功，教皇可用以发行赎罪票。
所谓分外善功的道理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在乎它所讲的道德为抽象的，不在不同个人以及不同情形之下，把道德理想的内容加以考虑。修道士的职务不同于农夫的职务。假如保罗在某种情势之下，不得不行某事，这并不是说，我也要行保罗所行的事。人各有特殊职责和机会，亦各有分内所当行之事，各不相同，医病是医师所当行的事，但非每人均有如此职责。人所当行的，总不能多于职责所规定的。既然每一个人各有职责，所谓分外之事，则无可能。这也并非说，每一个人成了他自己的律法，因为个人的事必依神的旨意为转移。亦即说，道德经过个人化之后，便成了个人绝对的义务。爱是律法之完成，爱要求人尽全部所能为之服务。没有什么较之全部更多，所以分外的事是不可能有的。基督徒看自己为上帝的管家，管理他所有的时间、才能，以及其他所有物，所以他要作他所「应当」作的，势不可能。且由基督徒的立场看，律法并非反对自由，将人奴役，福音的劝勉（Consilia evangelica）并非基督徒所有的唯一自由的领域。基督徒把符合上帝旨意看为最高的自由，律法无非是这个旨意的一种说明。
罗马教伦理也是零乱片断的。在实行上，伦理的生活并无统一可言。每一单独的行动拿来判断，作成补赎之后，又重新起头。在补赎的圣礼之中，即已包涵这种思想。贾尔洪（Calhoun）教授说的好，改教先贤已将伦理的着重点，自行动转移到发动行动的人。在改教诸贤看来，要紧的不是每一单独的行动，乃是发动行动者整个的品格。（God and the mon Life．p．44）中古伦理片断的趋势，已为路德和加尔文所改革。正是因他们把信心看作人生的原则，于是伦理的生活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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