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笔直前行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
而且,医学其实并不像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不断有局部战役的喜讯传来,但最后难免一败。医学常常会面对束手无策的“不确定性”障碍,也面对着许多无法解释的关于“人”本身的宏大问题。
如果说医学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对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医生作为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职业之外。作为一种和生命相关的特殊职业,它要求把谋生和兴趣,把工作和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提倡:“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
我们现在常能在各类金融或是时尚杂志上读到这样的文章,它们抛弃了高大全的模式,写得极富人情味。比如,一位能干、敬业的职业经理人,白天进办公室,是一副攫取生意的进取表情,但回到家里,他可能读的是《庄子》,捧的是《红楼梦》。这样的故事试图让我们感觉这个经理人看上去有血有肉、生动真实,而不是脸谱化的“商场强人”。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故事,读起来很受用。我们能够接受别的职业领域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但对医生的期待却要高得多,我们希望一个符合医生这个职业概念的人,能保持“高大全”的形象,上班下班一个样,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一个样,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一个样,甚至下班的路上、吃饭的桌上也在想着如何救死扶伤。
一位门庭若市的老教授,行医多年,辛辛苦苦像打仗一样看门诊,四五个小时,三四十个病人,最后仍然难免遭到病人的埋怨。去年,我陪妈妈去心内科门诊,复查她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病情。几年前,我在医学院时,曾以白大褂的名义要了个女教授—其时也是大内科主任的门诊号。自打被这位教授听过诊后,我妈一直保存着那次的病历,有时说起女教授来,满脸崇敬之情。这回,我托人找到女教授的徒弟要了个号,弟子在电话里嘱咐我说:“上午11点以后来吧,别太早了。老太太门诊很忙,能给加号就不错了。还有,记着看完了一定要谢谢。”
我们到门诊时,一屋的病人、家属、实习生把老教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老教授在重重的包围中已是严重缺氧,两颊鲜红。11点30分,有实习生招呼我们进门。老太太简单地问了问我妈的病史,翻了翻病历,看见自己几年前的字迹,便刹那间心领神会。她给我妈查了体,开了药。这期间,我妈高度专注,虔诚地看着老教授,期待着她能多说一句,再多说一句,仿佛这对她是莫大的安慰。七八分钟后结束了,我像她弟子吩咐的那样说了声谢谢。我妈出门后问我:“七八分钟,这就算看完了?”似乎很不过瘾。我说:“是,其实就那么点事情,再说她以前也看过你。”
我妈又问:“怎么觉得我说病情的时候她似听非听的?也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这回,我似乎一下子找不出什么词了。想想,要不是我还认识几个熟人能要到门诊号,一般来说,人们能被专家看一次很不容易。但因为跟专家一起出过门诊,我也知道其实除了疑难杂症和危重急症,一般病人开口说上几句话,这些专家就了解得差不多了。但显然,作为一个病人的期待不止于此。
有些职业,人们能容忍它仅仅是职业而已。这个时候,它可以等同于养家口、磨洋工等工资……人们可以宽恕这样的事,只是最后能干出彩的,大多是那些能把职业和兴趣融为一体的幸运儿,他们在现实里的比例并不高。但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我们面对它时,要求的是救死扶伤,起死回生,点亮自己随时准备照亮别人,面对每个病人都能百分之百投入,像协和名医张孝骞提倡的那样,“每个病例都是个研究课题”。医生这个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职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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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意义超越职业之外(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据说,餐馆里的好厨师一天中发挥到巅峰状态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小时,其余时间炒出来的菜水平也很一般。但医生不比厨师,一般说来,大医院的专家门诊半天要看三四十个号,这其中,有些人是变卖瓦房全家出动,殷切期待专家神圣的嘴里给个说法的,但轮上的时间只有七八分钟。面对的期待值这么高,当初宣誓背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好医生的道德感、责任感不由自主地往外冒,好医生要把自己变成四五个小时都必须炒好菜的厨师。这背后一定应该有某种来自精神的神奇力量,才能让他们像燃烧的蜡烛一样舍身长明。
从生理上说,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可以支撑这种时时刻刻绷紧的状态。既然医生也是普通的一副躯体,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每个年轻人在进医学院时,都向医神宣誓许诺时刻救死扶伤。只是到后来,在真正面对病人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宣誓比工作要容易多了。有些人不堪理想主义重负,中途变了节。而那些留下的呢?即使到了教授级别,如果只能分给每个病人七八分钟,也会遭到病人的抱怨。虽然这已经是医生在目前的体制下,能做到的最好安排了,此外他无能为力。不知道有几位奋战在一线的医生还能轻松地同意:“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你所从事的现代医学是什么?如果让那些在一线工作的现代医生选择,在艺术、科学、宗教三者之中,他们可能一个都不会选。大多数现代医生,会去选另外一个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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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格林童话》温暖亲切,贴近人心,适合一家人围着火炉朗读。其中有一则童话这么写,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医生能欺骗死亡:医生会把病人的床头掉转方向,这样,死亡会违背意愿站到病人的头上方,不再纠缠病人。对应的中国故事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淮南子》一书中写一个叫神农的人:“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们只知道怎么对付打猎时划下的伤口,什么植物吞下去能顿时神清气爽。有很多疾病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它们来得毫无缘由、气势汹汹,充满了隐秘和未知。这时的人们慌了手脚,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疾病,只能认定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袭击了人体。这时,巫医站出来说,他有超人的能力,能借用神的力量,把魔鬼从病人身上赶出去。于是,病人落到了这些戴着面具装神弄鬼的巫医手里。
但这些巫医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教士渐渐承担了一部分治病的任务。这些教士们,被认为是联系神和人的使者,他们既管老百姓的精神救赎,也管治病。只是多半他们问的是病人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教病人怎么祈祷,还给病人喝神水之类的东西,教病人怎么向神灵赔罪。在教士那里,治病和精神救赎难分你我。
1983年,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书中说的就是医学这门科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病但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
而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活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著名诗人拜伦即死于放血,临死前,诗人的太阳穴上放着吸血的水蛭趴了一晚上。这位诗人可谓“活得洒脱,死得愚蠢”。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水淹、放血、灌肠、电击、切除脑叶……这些医疗活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徒增病人的痛苦,但是在当时,它们却以医学的神圣名义出现。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预后而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最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就会发现,是人们对疾病的一无所知、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呼唤着医生这个职业的出现。因为无法解释疾病的产生,因为人的无知、势单力薄,因为疾病事关生命,所以理所当然地,人们会想到神。是神因为我们的罪过在惩罚我们吗?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猖狂地袭击了我们的身体吗?这些问题,只有神才能解决。而神是不亲自到人间挨家探访的,但他能派来使者。医生就是这降临人间的白衣天使,可以替神出面解决人间的疾病问题。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美好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促使当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在眼前这个时代仍旧存在。对某些疾病的一无所知、无法掌控,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现在,仍旧一个没少。虽然这期间,医学的进步使人类由最初的原始人死于年轻力壮,到现在的人口变得老龄化,但仍旧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健康难题拦在我们面前,使得我们这条生命之路并非坦途,总是看上去磕磕绊绊。而作为人,与生俱来地祈求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害怕,对未来的无法预知感到恐惧,更对想象中可能导致的生命终结感到绝望。这个时候,我们寄予期望的、有可能给我们最大帮助的就是医生。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其实还是像原始人一样,期待着医生身上的神性焕发,期待他们站出来说能把病魔驱除出门,或者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们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人们坚定地认为,医生应该是这样的。
有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两本书,都是关于医学生的实习生生涯。一本是小说《上帝之家》(House of GOD),20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小说,叫《学做上帝》(Learning to Play 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最后说的都是,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