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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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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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一台ENIAC电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作为人类治疗细菌感染的第一个武器闪亮登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美英盟军伤员的生命。而卡介苗和链霉素在40年代横空出世,人们畏惧多年的结核病终于得到了有力控制……科学挥舞着大臂,气势恢弘,指点江山,改变山河,一派繁荣景象。
    但冷静温情兼具的乔治。萨顿,怀着人文主义的最终关怀,并没有被眼前热闹的科学浪潮所淹没。他果敢甚至大胆地描述了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冷漠,人情味可能会因此面临枯萎和消亡:“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心中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激进主义。”医学一路向前的发展过程中,会迷失并陶醉在纯技术的世界里—如果不及时纠正,有可能就付出了丧失人文关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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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扎向医学的敏感伤口(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针见血的预测,正扎在医学的敏感伤口上。因为医学,其实是一门时时需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面对病人,则显得平静、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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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小何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么你去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天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因为这年头,肯定是一大堆检查先行。最近小何换了个好上司,她身上也找不到先前“过度换气综合征”的踪影了。心情不错的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
    她去了医院,医院的导医台先是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其中有些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跟她说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了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都出来了,医生告诉她:“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又去了骨科。
    “我这里没事,你去××科看看。”小何学着那些专科医生的语调,问我,“你们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我无奈点头:“是,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没见现在是严格分工的时代?大公司可以把员工当一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进行定位,医生就不可以也是这样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这么说,多少有些无奈和不甘,但医生真的有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那一天。
    几天前,朋友打电话问我:“你有没有看高血压或是神经科的熟人?”他说他母亲多年的高血压,最近经常耳鸣、头疼,几年前还做过肠道肿瘤的手术。他担心母亲脑子里有肿瘤。
    我问他之前看过哪些医生,他说去过北京有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但那些医生又不是熟人,不怎么用心,也不认真听我们讲病情,我都不能肯定他们听进去了没有。一边看病一边开药,我们病情还没说完,药已经开完了,开的药跟以前也差不多”。
    我知道了,他至少想找一位认真听他们说话的医生。然后,他还问我,能不能把各个科的医生都聚在一起,给他母亲看看,多出点钱也行。我很肯定地粉碎了他的想法:在门诊几乎不可能,必须得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只能采用排除法。他无可奈何地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我托人给一位熟识的高血压专家打了电话,说:“我的一位朋友他妈去看您门诊,麻烦关照。关键是您要仔细听她描述病情,关心她,多问几句。”据说看完后,带走的是一张药名相同的处方,但朋友心情不错,说要问的全给解释了。
    我们来看看医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怎样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迹,又怎样导致今日的医生和病人一时间难以收拾、难以缓和的尴尬关系。
    “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在现实工作中,医学生们常能感觉到人们质疑他们的职业态度,人们也已经感觉到医生的相应反应—渐归冷漠。
    除了归罪世风日下外,冷漠医生的出现,其实不全是作为个体的医生的错。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两个难题,让他们左右为难:左边是人们一如既往的对医生的人情味要求,右边则是医学渐朝严格分工发展,医患关系带上了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能平衡好左右两边的高手毕竟是少数。即使是华佗、白求恩再生,在科技高速发展、分工精密的当代行医,估计他们也很难成为人人称颂的榜样。
    前面提到的乔治。萨顿早就注意到了现代科学带来的“人情味的枯萎消亡”。这样的枯萎和消亡,背后的原因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人人歌颂的“科学发展”。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台装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技术工人一样。
    这情景和四个世纪前“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说的一样:人类身体不过是一台机器而已,这台机器的机能均可以用物理力学加以解释。身为数学家更甚于哲学家的他,因自己的“机器故障”着凉而病倒,在54岁时死于肺炎,出殡时寥寥几位友人来送葬。
    人情味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对一的交流氛围最适合人情味的生存。眼神、语气、日复一日的接触、连续不断……这些都是人情味所需要的成分。可以这么说,在古代,甚至就在一百年前,那时的情形还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那时的医学是什么样的呢?没有循证医学一说,也没有那么多精确的检查仪器和定量的指标,医生主要靠经验、靠感觉。虽说后来加上了一些处于朦胧阶段的零星科学知识,也依然脱不出经验科学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境下,从对病人的诊断开始到治疗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中完成的。在这直接接触的过程里,医生与病人情感上的联系一直连续不断。
    那时的医学分科,远没有现在这么细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时,他有着朴素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整体观。医生面对的是整个病人,他可以对病人从上到下、从心理到生理全面地考虑。因为这样连续的情感交流,因为这种不加分割的生理心理治疗,“人情味”成了那时的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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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就像在《再造“病人”》一书中描述的:在西医经过床边医学、医院医学到实验室医学的演变之后,对疾病的关注,相应地从病人自己感觉的症状,变为医生经各种仪器检测得到各种数据。即使是一位满怀爱心的医生,专业训练也迫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除去“人”以外的检查、数据和试验报告上。病人自己感觉到的症状,用自己的生活语言向医生表达的主诉,不再是治病的重要依据,而医生日渐变得专门化的术语,更是完全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人诞生了:他对自己的病情完全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忍耐。
    就这样,现代医学的发展付出了人情味的代价。而我们显然完全沉浸在神奇科学的狂欢中,将另一层面的世界遗忘了。在技术突破的同时,科学打破、剪断了原先医生和病人之间那种连绵、浓重的情感关系。
    虽然乔治。萨顿早就警告过,“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我们依旧看到医学发展沿着“科学至上”的轨迹一路向前,沿路扔掉的是—人文关怀。它也不曾真正去寻求那些其他不同的力量—宗教或者是道德力量的帮助。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人们开始利用X射线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我们去骨科、呼吸科看病,多半会被派去拍这样的X光片。我们是如此熟悉这种X光片,在电影《孔雀》里,导演顾长卫让“爸爸”拿出这样一张X光片,折起来,开“姐姐”房间锁着的门。
    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CT发明者开始想办法,把电子计算机和X射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出现了一种外形精美的新式机器—CT扫描仪。这样的机器有着做工精美的控制台,启动工作后显示屏上会显现出病人检查部位的图像。医生可以从CT机里随时调出每一层的X线照片,照片上的图像与检查时显示屏上的一模一样……一个有肺部肿块的病人,先被一张CT检查单派遣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等取到那一袋图像时,再折回来和医生对话。
    可以这么说,现在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怀疑患有肺癌的病人,不先让他去照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不仅仅是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但这些检查散发着某种“冰冷的物质气息”,它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手,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割断了他们之间人情味的气场。
    1953年4月25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文章,他们给大家描绘了一种既具有生物学意义,又具有美学意义的双螺旋结构。生物遗传分子DNA“美丽的双螺旋结构”,让这两位年轻人手捧诺贝尔奖杯。如今,这一双螺旋结构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名远扬而深入人心。
    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公认为20世纪生物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揭开了我们身体中最本质的奥秘,是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此深入到DNA水平。
    我去美国的时候,已是DNA双螺旋理论诞生40多年后,像每一个在美国做医学基础研究的人一样,我所做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成天围绕DNA打转。这样的DNA对话氛围,甚至被国内新东方“签证泰斗”徐小平巧妙地运用在签证实战案例中:一位国内学生物的博士要去美国做基础研究,但英语口语极差,徐老师给他支的招是告诉签证官—我去美国是和DNA对话,而不是和人对话,而以我的教育背景和实验技能,和DNA对话起来如鱼得水。
    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晚上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的詹姆斯。沃森的讲座,问我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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