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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事的预测都有好坏两个方向。我现在想问题时总是从最坏处着手，向最好处努力。不是我不愿满怀憧憬地对某事抱有幻想，而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在对事情发民的判断上，我最担心的结果总是会变为现实。这次也不例外。
1996年8月下旬（忘了是哪一天了），在我转到荫莱近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八点多，冯占武拿着一张纸在门口喊：“白露！刘才清！王燕军！胡玉强！……卷铺盖！下队！”
有人给我们一共九个要下队的犯人差不多按大小号发下来整套的囚服：半袖长袖夏装衬衣各一件，夏装囚裤一条，夏囚帽一顶，冬装外套一身，棉衣裤一身，冬囚帽一顶。我三下王除二把发下的囚服也包进被褥里，卷起来，和郝一民道了个别后抱着铺盖走出号子。不过觉得有些不对头：这不象是去考核组下队呀。
我悄悄问冯占武：“这是往哪个队下了？”
冯轻声告诉我：“六大队，下坑的，开拓大队。”
盛夏的天气却如同有一盆冰水劈头浇下。我傻了。
如果从尚马街一步到位地分到荫莱下了坑，而没有中间转回晋渡山感受了四个月的温情，我也许会象郝荣龙那样，认命了。
如果从晋渡山转到荫莱的途中没有得到许监的允诺，我也会在绝望之余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下坑劳改，而不会对考核组这样高不可攀的工种抱有幻想。
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东西被唤醒了——原来，我真的很怕死！也很怕吃苦！
我面若高（这是个错字）素，心如死灰，脑子里的绝望无助比从菜园转往尚马街时更甚！
大概冯也看出我的神色异常，轻声对我说：“六大队的郝教导员很重才，你到了那儿以后受不成个甚的苦。”
这些安慰的话对我没什么用。“下坑”、“开拓”等字眼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我仿佛又看到晋渡山那些下坑者碎成裙子状的裤腿，又看到小崔、红星以及所有下坑者呆滞的眼神及皮肤的褶皱里永远也洗不掉的煤屑……我的心，逐渐凉下去，凉到底，凉透了……
从城区看守所往尚马街转时，绝望的我还在诅咒别人，而现在，我也不诅咒了。骂人有什么用？没有；那就祈祷上苍突然给我转机、告诉我搞错了其实我应该分在地面中队？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和愚蠢可笑的，上苍的眼早就瞎了，瞎透了。我突然什么也不想去想，什么也懒得去想，脑子很累，心力交瘁，木然地跟着一行人往外走。
临迈出入监队的院门时，听到有干部在说笑：“……呵呵这次你可是要走了个大学生吧……”
我知道这是在说我，但是，大学生？大学生有个屁的用！辛辛苦苦寒窗十余载，尽管也曾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终究还不是落了个下井劳改的下场！哦！大学！美丽的经管院！恐怕这辈子会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忘了她吧，命中注定我是不属于她的！
我们几个犯人报数出了院子，在两名干部的带领下向下走去。阶梯很长，每下一阶，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往下沉了一点。当我们下到大院时，感觉心已沉到了脚板底，随着沉重的脚步在有气无力地跳动着。
大院空荡荡的，有一股肃杀之气。穿过大院，我们停在对面一幢楼底层一排平房其中一间的门口。门上挂着牌子：“六大队管教组”。
我们轮流被叫进去登记。
我是第一个被叫进去的。报告进门后我右侧一步贴墙站好。屋子不大，十五平米左右，里面东西很多很杂，办公桌旁坐着刚才去接我们的两个干部。一人管提问且持笑不停往笔记本上做记录，另一人没言语。登记的内容无非是姓名年龄籍贯罪名刑期余刑等（出狱后有次看了个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警察和小偷，差不多就是陈佩斯回答的那些问题），其他什么也没说，简单登记了一下后就让我退出叫下一个进来。
我站在门口，身边是几个各怀心事的犯人。我抬头四顾，大院四周的四幢楼那么高，把整个院子包得那么严实，在视觉上给我带来的冲击就象院子是一张大口，孤立无助的我很渺小、象惊涛骇浪峰尖的一片树叶，不知何时会被撕碎。四四方方的天多蓝啊，间或还有几丝白云，阳光很强烈，很明媚，但这些都不以至于我了，我是被老天抛弃了的小草。远处有两个犯人挑着桶穿过大院，他们身上的囚服很旧，挑着的是泔水桶，二人一个微瘸一个右眼有点问题（眼珠的眼白快占满了），看来这是生活科三十七队——老残队的犯人。他俩脚步轻快表情自然，一前一后挑着泔水桶讨论着哪头猪这几天不好好吃饭哪头猪可能怀上了。在我看来他们好幸福啊！可以不用下坑干活。现在如果让我每天挑着泔水桶喂猪，我一百个愿意呀！
可是没有如果。老残队的两个犯人走了。大院又恢复了寂静。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身边的几个犯人眼看着就剩最后一个人进去登记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迫。想喊，但嗓子已经累得发不出声；想哭，但眼泪也累得流不出来；想换个姿势站一会，但浑身累得一丝也不想动弹。脑子里空荡荡的，胸腔里边也空荡荡的，心，还在脚板底有一下没一下微弱地跳着。
终于，最后一个犯人也出来了。我听到办公室里有人在讲：“儿十死堆不摇给（四声）人儿，乡昏叨儿十桑、儿十务堆吧，给他们知道远儿在点滑，浇他们来另人儿。”是平遥口音。
然后是电话：“喂！小段……”
“喂！老刘……”
又过了一会，不知从大院的哪两个角钻出来两个干部，他们进了管教组，聊了几句后出来。一个中年寸头的干部说：“儿十散堆！败卢！柳菜青！忘彦军儿！护鱼抢！处列（二声）！跟喔奏！”听口音这是个省城籍的干部。
我们四个抱着铺盖卷，跟着这名干部拐出大院，向二十三队走去。
七 命中注定：23中队
第七条 按秩序分批到洗漱室洗漱，不得拥挤抢位。
拐出大院后，原来又是一片天地，很开阔，两侧的楼房和平房监舍都不少，也是依山而建。我们走一段平路上一段台阶。
走了好远一截，终于来到一幢楼前。上了几队楼梯后，拐弯处有两扇铁栏杆门，直走是一个中队，拐回来又是一个。
带我们来的干部拐进去。铁门“哗！”地一声被打开，紧接着是一个响亮的报告声：“报告指导员！二十三中队坐班犯郑金祥！请指示！”这声音宏亮清脆一气呵成中间基本没有停顿且突如其来吓了我一跳，原来这位干部是二十三队的指导员。看来他已经习惯了一进中队门就接受坐班犯的报告，站在门内等着报告完后问了句：“没什么事吧。”
“没事。”坐班犯一改刚才的大嗓门，轻声谦恭地回答。
指导员向二楼走去，我们也抱着铺盖卷跟上。郑金祥把铁门挂住也跟了上来。
楼道很干净，一米高的绿墙裙和上面的白墙给人以整洁清爽的感觉，两边的房门上挂着“餐厅”、“储藏室”、“阅览室”等牌子。虽然它们的门都是锁着的，但我还是闻到了一丝文明进步的气息。楼道距顶头还有十米左右有个推拉的铁门，门口的地下画着红线，写着“警戒线”三字，里面还有几间屋子，看来这儿是干部办公室。
指导员进去了，郑金祥一把将我们拦住。这是个人高马大胳膊粗壮很英俊的一个帅小伙（河南籍）。我们四人乖乖抱着铺盖卷站在警戒线外等着。
“郑金祥。”
“到！”他跑进警戒线，在办公室门外站住：“报告！”
“把他们几个叫进来，都叫进来吧。”
“是！”郑金祥一招手，我们四个鱼贯而入，一个个地喊报告进了干部办公室。
屋子不小，东西不多也井然有序，墙上没有挂着粗粗的警棍，后来我才知道，这儿的干部的警械是电警棍，都放在抽屉里的。
指导员说话了，他语调平稳，一点也不暴戾：“我姓段，是二十三队的指导员。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你们的余刑都不短，既然到了这儿，就以队为家，既要安心改造，又要努力改造，争取多挣分，多减刑，早日出狱。嗯，行了，也不多说什么了，你们先呆几天，背背规范，适应一下环境，过段时间再安排你们出工。郑金祥！”
“到！”郑应声出现在门口。
“叫毕文锁安排他们一下。”
“是！”郑一摆头，我们云里雾里地又抱着铺盖卷跟着他往外走。警戒线外站着一个高个子后生，犯人，他的脑袋稍往左偏一点。
“老毕，指导员叫你安排他们。”
老毕点点头，转身带着我们往前走，没几步就到了积委会办公室。里面的桌旁坐着一个犯人，老毕冲我们一扬下巴，那人便叫我们站成一排，然后又往一份表上登记了我们的基本情况这些。
完事后，老毕带着我们上到三楼（二十三队占了二楼和三楼，一楼是四大队某个中队的监舍），进了一个空屋子，里面有五张铁架子床，他指着其中两张，让我和刘才清（四十多岁）睡在下铺：“你们先把铺盖放好！给老子利索点！”
如果说刚才的所见所闻还让我有些感到身处梦境般的温暖，这一句声音低沉沧桑的“给老子利索点”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残酷的现实：我是个新犯人，这儿是开拓六大队的二十三中队，我到这儿来即将要投入坑下高强度的生产劳动改造！
我们四个很快铺好被褥并整好内务。冬装都摆在外面。老毕冲着它们呶了一下嘴：“拿上，跟我来。”他走起路来脚步慢而沉稳，不是那种耸肩轻佻的混混步，他的嗓音低沉，无形之中让我感到压力，感到不敢抗拒。
我们抱着冬装（我还带着书）跟着老毕下到二楼。他掏出钥匙打开储藏室的门。嚯！屋子里摆着一圈顶到房顶的木柜，类似于澡堂子里的衣物柜，共有近一百个。柜子是铅粉色，屋子正中还有两个条凳，看来是为那些柜子在上面的小个子准备的。老毕从墙上摘个钥匙串，打开两个柜门：我和刘才清共用一个，他们俩用一个。柜子不小，两身冬装和我的书放进去后仍空荡荡的。
回到号子里后，老毕递给我们一袋洗衣膏和一条肥皂，叫楼道坐班犯——一个戴红袖章的小个子犯人：“小邸，过来看着他们去水房洗一下衣服。”
“是！”
我在内心里欢呼雀跃了，总算可以换洗一下衣服了。其他三人脸上也是藏不住的兴奋。
我把身上所有的脏衣服换下来，从枕包里拿出新发下来的夏装，身上只穿了个半袖衬衣及夏裤，他们都一样，没穿背心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