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两者在历史底蕴、政治声望和政经影响力上有着明显区别。中土统一后，这两个贵族集团在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大打出手，这给了皇帝和改革派官僚不断调整“再分配”方案的机会，而权利受损的贵族集团旋即联手对抗皇帝和改革派官僚，他们的“武器”就是皇统，于是从太子杨勇开始，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一个个葬身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皇家家事之不幸，人生之悲惨，可谓惨不忍睹。今上在皇统的厮杀中艰难胜出，而掌控天宪之后的今上，把全部的愤怒发泄了出来，以改革为武器，向帝国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包括贵族集团和官僚集团，发动了近乎疯狂的“报复”。然而，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了，近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也太过根深蒂固了。
自魏晋开始，门阀和地方势力坐大，皇权式弱，中央权力弱化。而自五胡十六国开始到中土统一之前，北方是汉虏共治，汉人的中央集权制和虏人的部落制混为一体，汉虏两姓的世家贵族掌控王朝，王朝频繁更替。南方则是皇族和门阀共治，先是王与马共有天下，其后便是贵族权臣的天下，王朝也是反复更替。
中土统一后，先帝的改革宗旨就是皇权的集中，中央威权的提高，以图重建真正的中央集权制。但因为世家贵族和地方势力太大，皇权的集中是以暴力掠夺相权为代价。相权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央威权，所以中央威权不增反减，出现了中央式弱，皇权和地方势力两头坐大的畸形政局。今上继位后，进一步扩大中央机构，进一步掠夺中央权力，由此进一步弱化了中央威权，而改州为郡，在减少行政区域的同时，实行中央、郡、县的三级行政制度，其本意是集权于中央，以便中央垂直管理，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势力迅速集中，与中央形成抗衡，中央威权由此进一步弱化。
也就是说，今上的激进改革，结果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皇权是集中了，但世家贵族及其控制的地方权力也更大了，而中央威权的持续弱化，导致中央迅速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度役使民力，以致民怨沸腾；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以致义仓空虚，赈济不力；更可怕的是，世家贵族和地方官府抱成一团，沆瀣一气，欺君罔上，欺上瞒下，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不顾后果地掠夺帝国和帝国民众的权力和财富。
这种政治背景下，东征加剧了社会矛盾，加深了帝国危机，而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保守贵族集团的造反，名义上是反对皇帝的改革，是为民请命，为苍生某福祉，实际上是既得利益的贵族集团内部因为“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他们要自己控制帝国权柄，以便为自己所在的贵族集团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财富打开方便之门。至于帝国、皇帝和平民的生死，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由此推测一下，此刻那些身处西京的那些山东贵族，他们是支持杨玄感还是忠诚于皇帝？答案不言自明。
在众人惶惶不安之际，伽蓝打破了沉默。
“必须守住临清关，必须击败杨玄感两路夹击东都之策，但是，谁敢保证长安一定会以最快速度派出援军？而援军一定会以最快速度赶赴东都？就算到了东都，谁又敢保证这支军队一定会浴血奋战，与杨玄感力拼至死？”
众人望着伽蓝，神色各异，柴绍、宋正本、傅端毅和薛德音等人更是不安，因为伽蓝的疑问正是他们的担心，假如未来的局势又给伽蓝说中了，那眼前这支三百骑的禁军龙卫跑去东都干什么？送死吗？
就在这时，方小儿飞马回报，他们在大河岸边巧遇河北大儒孔颖达。
“孔先生要来拜见刘老先生，所以……”
“所以你就把他带来了？”
伽蓝有些吃惊，方小儿这番话虽然破绽百出，但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孔颖达来干什么？
孔颖达三十岁左右便以其渊博的学识跻身于中土大儒之列，如今虽年近四十，但依旧丰神俊朗、风度翩翩。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站在伽蓝面前，让伽蓝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崇拜之情。这种崇拜既有对孔颖达个人绝顶智慧的拜服，也有对中土源远流长的文明、对中土儒家学说的一种顶礼膜拜。
“某已离开楚公。”
孔颖达坐在刘炫的对面，伽蓝和薛德音打横相陪，没有寒暄，也没有试探性的相询，开门见山。
刘炫微微颔首，已经估猜到孔颖达离开杨玄感的原因，“黎阳那边危在旦夕，目前也只有你去，才能劝说他们火速撤离。”
孔颖达一直待在杨玄感身边，知道所有机密，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通过各种渠道与河北各路义军保持着联系，所以他去黎阳，无论怎么说都行，只要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甚至故意编造一些机密，足以让河北义军在畏惧之余带着饥民火速转移。
“这不是重点。”孔颖达摇手，“重点是未来……”
孔颖达的目光转向了伽蓝。在他看来，伽蓝能在河北杀出一条血路，不但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杨玄感的谋划，可见其必定从裴世矩那里获悉了不少机密，正是在这些机密讯息的帮助下，伽蓝才能在一次次的危机中化险为夷。
孔颖达想知道这些机密，尤其是杨玄感举旗之后，皇帝和裴世矩的应对之策，或者，皇帝和裴世矩的预期结果是什么。这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山东人的未来决策，或者说，也直接关系到孔颖达和山东儒生们的未来。
伽蓝给了孔颖达一个已经估猜到的也是他最希望听到的答案。
“这场风暴必将对中央威权造成毁灭打击。”伽蓝迟疑了一下，又说道，“中央威权丧失了，此消彼长的是，地方权力无限膨胀，其结果可想而知。”
山东人帮助杨玄感造反，尤其那些山东世家望族，更是想方设法挑起关陇人的自相残杀，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给山东人争取最大利益。皇权凋落，中央威权丧失，世家望族及其所控制的地方权力无限膨胀，帝国政治再一次延续门阀士族制度，这不仅是山东贵族集团的政治目的，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政治要求。
在无法抗衡高度集中的皇权的情况下，贵族集团们再一次利用皇统向皇帝发动了“攻击”，试图遏制和打击皇权，进一步弱化中央威权，用自下而上的策略颠覆改革，阻止中央集权制的完整建立。
皇帝在自己的太子薨亡，子孙后代迅速陷入皇统之争，父子相残手足阋墙的悲剧再次重演后，出离愤怒了，于是进一步强化高度集中的皇权，在继续坚持激进改革策略的同时，还西征东伐开疆拓土，试图建立秦皇汉武的不世武功，用武功来进一步巩固皇权和中央威权，遏制和打击既得利益的贵族集团。
所以，杨玄感掀起的这场风暴，是贵族集团所需要的，也是皇帝和改革派官僚所需要的，但这场风暴的后果不利于皇帝和中央，帝国的“统而不治”可能演化为最终的崩溃。
自秦汉以来，中土都是统而不治，因为制度、交通、讯息等等原因，统一帝国的皇帝和中央对庞大的帝国疆域都是统而不治，地方官长实际上拥有军、政、财和司法大权，地方自主权非常大，越是富裕的或者偏远的行政地区，其与中央威权的对抗也越是激烈。
这一状况在过去近四百余年的中土分裂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先帝和今上都锐意改革，大刀阔斧地与世家贵族和地方势力争夺权力和财富，甚至在皇权的集中上卓有成效，然而中央威权却始终未能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不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不断的政治妥协中让地方权力越来越大。
中央集权了，地方自主权太少，实际控制不了地方，反而容易形成无政府状态，这是由当前的政经制度和交通讯息等各种落后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所以中央必须分权给地方，与此同时，皇权为了增大，又暴力掠夺中央威权，于是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分散，而中央威权的弱化，必然导致地方自主权的无限制膨胀。这种膨胀不是皇帝和中央赋予的，而是由世家贵族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地方利益所决定的，为了赢取更大的地方利益和小集团利益，世家贵族和地方势力竭尽所能，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对抗，皇权更是在这种对抗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寡人”。
皇权是增大了，但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增大，因为皇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正常的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关系上，如今中央威权丧失了，地方行政区域尤其那些偏远郡县更是遥不可及，试问皇权如何行使？难道像秦始皇一样年年月月巡视自己的帝国？不过今上的确在仿效秦始皇，他自继位以来，巡视帝国包括东征西伐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待在京都的时间，而今上的这种做法，实际上进一步弱化了皇权和中央威权。
这些事，皇帝不知道？裴世矩、裴蕴、虞世南等帝国改革派大臣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改革才迫在眉睫，而为了推进改革，就必须打击甚至摧毁朝堂上的反对派，于是他们需要一场政治风暴。那么，风暴过后，皇帝和中央如何重建威权？又如何遏制、打击和收缴地方权力？
政治斗争的首要原则是妥协，妥协不了就战争，战争之后再妥协。从今日的局势来推测未来，像大河南北地区，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皇帝和中央不会向山东人做出重大妥协，双方肯定要以战争来决定胜负。
伽蓝说得很直白，准备打仗吧。
孔颖达突然轻松了。他只要把这一讯息传递给河北各路义军，让河北义军首领们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未来，那么义军便会以最快速度撤离黎阳，各自回归老巢积极备战。
“将军打算去哪？黎阳？河阳？抑或渡河南下去荥阳？”
孔颖达没有提到东都，显然他在提醒伽蓝，东都肯定失陷，不要去了，去了也是送死。
“不能去东都？”伽蓝问道。
“谁能守住东都？”孔颖达反问。
“假若长安的军队能以最快速度支援东都，东都或许能够坚守到皇帝和远征军的归来。”
“假若？将军既然知道长安的军队未必出关，又何必心存侥幸？”
伽蓝望着孔颖达，神色渐渐凝重，“请教先生，何策才能让长安的军队以最快速度支援东都？”
孔颖达看看刘炫，又看看薛德音，迟疑着，等待着。
刘炫两眼微眯，不动声色。薛德音与孔颖达也是多年知交，彼此熟悉，当然知道孔颖达的立场，所以也是闭紧了嘴巴。
“皇统。”孔颖达谨慎地说出了两个字。
伽蓝蓦然意识到什么，急切追问，“先生可否告之杨玄感在皇统上的选择？”
孔颖达犹豫不决。
“杨玄感不会愚蠢到自立为帝吧？”伽蓝嘲讽道。
孔颖达笑着摇摇头，“秦王。”
秦王？伽蓝疑惑不解，目光从三人脸上缓缓扫过，最后停在薛德音身上，恭敬求教。
薛德音简要介绍了秦王杨浩。“皇统之争中，起关键作用的，常常都是外戚。”越王杨侗的母亲是河洛刘氏，代王杨侑的母亲是关中韦氏，秦王杨浩的母亲是博陵崔氏。杨玄感为什么选择杨浩做为皇统继承人，答案不言自明，纯粹是为了向山东贵族集团做出妥协，以赢得山东人的支持。
“柴绍是否知悉？”伽蓝问道。
薛德音想了一下，不敢确定，踌躇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