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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仲文地位高，资历老，战功卓著，他可以力压宇文述一头，但压不住尚书右丞刘士龙。
尚书右丞本是尚书台的属官，左丞辅佐尚书令，右丞辅佐仆射，但今上为了集权，改革官制后，不但不设早已变成虚职的尚书令，连实际掌控尚书台的左右仆射都不再设置了，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但皇帝不可能直接管理和监督稽核台省事务，需要一个“代理人”，于是尚书左右丞理所当然成了皇帝在尚书台的“代理人”，其级别为正四品，与六部尚书的副官长六部侍郎并列，且因为其直接向皇帝“负责”，是皇帝信任的心腹，所以位高权重。
刘士龙的想法就代表了皇帝的想法，再加上宇文述的强烈反对，于仲文不得不搁置渡河之议。
帝国大军陈兵鸭绿水西岸，直接威胁平壤，平壤当然心慌，于是乙支文德临危受命，亲自渡河而来，一则代表高元与帝国军队进行投降谈判，拖延时间，二则打探帝国大军的虚实。于仲文无意谈判，打算直接扣押乙支文德，把这位送上门来的叛虏统帅抓起来。哪料却遭到了尚书右丞刘士龙的坚决反对。
刘士龙并不是蓄意违背皇帝的旨意，也不是拿了高句丽人的贿赂，而是从帝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远东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出发，坚决反对扣押乙支文德。
从帝国国内政治斗争来说，刘士龙代表了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利益，其保守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反对皇帝发动的东征。他迫切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而从远东国防和外交战略来说，帝国需要维持远东政治局势的平衡和稳定，高句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和核心“棋子”，假如把这颗“棋子”拿掉，则远东必然陷入混乱。必然会影响到帝国的整个国防和外交战略，所以高句丽这个番邦还是要存在下去。既然高句丽王国还要存在下去，那么东征便是以武力重创高句丽，摧毁其扩张称霸的野心为主要目的。从这一目的出发，刘士龙认为，不能就地扣押乙支文德，相反，要放了他。要利用他在平壤的威望和权势。尽快促成高句丽的投降，继而结束这场战争。
宇文述反对放走乙支文德。从当时战场形势来说，的确不能放走乙支文德。在高句丽，乙支文德的作用超过了十万大军，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人所皆知。然而。于仲文出自关陇虏姓大世家，是关陇鲜卑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而关陇鲜卑贵族集团正是帝国中央集权制改革下的利益严重受损者，因此在反对改革的政治立场上。它与关陇本土汉姓贵族集团是站在一起的，双方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于仲文竟然“匪夷所思”的接受了刘士龙的劝说，放走了乙支文德。
宇文述愤怒之下，不顾后果地即刻奏报皇帝，状告于仲文和刘士龙。于仲文“迫于无奈”，突然又改变主意，要以精骑出击，抓捕乙支文德。
至此，刘士龙恍然大悟，自己上了于仲文的当，而宇文述同样发现，自己竟给于仲文“算计”利用了。
于仲文要渡河，要杀奔平壤，要拿到功勋，要巩固自己在帝国的权势，增长自己的实力。实力决定一切，有了更强的实力，才能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有了话语权，才能影响帝国的国策，才能维持本集团的政治利益。当时于仲文是军方大佬，他若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像当年的楚国公杨素一样以军功为基础跨入中枢，所以东征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不能错过这个彩虹难逢的机会，他一定要渡河，一定要杀到平壤，而放走乙支文德，正好激怒了宇文述，迫使其与刘士龙“狗咬狗”。两人之间的矛盾骤然爆发，刘士龙因为担心宇文述的告状而遭到皇帝的惩罚，迫不得已之下只好转而支持于仲文派遣精骑渡河抓捕乙支文德。
宇文述明知上了于仲文的当，明知自己“独木难支”，但还是极力劝阻于仲文渡河，原因很简单，大军粮草正陷入空竭危机。
此次远征，因为路途遥远，粮草补给困难，帝国卫士们不得不携带百日粮秣，加上排甲以及衣资、戎具、火幕等器具，每人负担至少三石以上。以卫士之力，根本承受不了在如此大的负重下长途跋涉，但皇帝有命令，“遗弃米粟者斩”。帝国卫士们迫于无奈，只好在晚上宿营时，于幕帐中挖坑掩埋粮食。如此一来，大军行程尚未过半，粮草却所剩无几。九路统帅对此心知肚明，但大家谁也不说，也不去惩罚士卒，因为那些都是自己的兵，惩罚了自己的兵，必然寒了自家兄弟的心，严重打击士气不说，还自曝家丑，自寻麻烦。
宇文述认为大军粮草不继，不能渡江杀奔平壤，最起码暂时不能渡河，要等到后方把粮草送上来之后再考虑。而于仲文迫于现实，采取了折衷之策，以精锐马军渡河追杀乙支文德，但是，马军一旦渡河，则必然形成孤军深入之势，一旦被高句丽人围杀，于仲文和刘士龙必然要把所有责任推给宇文述。
宇文述寸步不让，坚决不同意。于仲文大怒，“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宇文述则厉声质问，“何以知无功？”于仲文说，“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这意思是说，你蓄意与我做对。蓄意阻挠大军渡河，蓄意违背皇帝之意志，假若东征无功而返或者功亏一篑，责任都是你的。
宇文述无奈，他虽然深得皇帝信任。但帝国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极其残酷，假若于仲文和刘士龙联手打击他，必定有一帮宵小紧随其后群起而攻之，他将无力应对。考虑到自己的前程和所在集团的政治利益，宇文述被迫同意渡河，于是马军先行，步军紧随其后渡过了鸭绿水。
于仲文的精骑一路狂奔，屡战屡捷。乙支文德一路败退。并写了首诗给于仲文。“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意思是劝说于仲文适可而止，毕竟远东的政治局势摆在这里，中土帝国假若彻底摧毁了高句丽，虽然中土帝国的版图因此扩大了。但中土帝国的扩展野心必将引来域外诸虏的恐慌，帝国的国防和外交将承受巨大压力。这对帝国发展十分不利。
过河之后宇文述的危机感越来越严重，而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拿到战场指挥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于是宇文述借助乙支文德的这首诗，把于仲文和刘士龙再一次告到了皇帝面前，诬陷两人暗通高句丽。皇帝和中枢一看就知道前线九路统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了，于是断然下旨，改由宇文述为九路大军总帅。
宇文述作茧自缚，他本意是想把危机传递给皇帝和中枢，继而迫使皇帝和中枢做出暂时中止攻击的命令，这样一来大军还有时间等待后方送来粮草辎重，谁知皇帝和中枢却让他代替了于仲文，并命令他以最快速度直杀平壤。
军中矛盾因此爆发，而宇文述在皇帝、中枢和于仲文等统帅的联合逼迫下，不得不继续前进。
乙支文德并不知道帝国大军已经陷入粮草危机，但他知道雨季正在到来。大雨一下，鸭绿水和萨水暴涨，帝国大军的粮草运输必然困难重重，到那时高句丽军队再以小股精锐频繁攻击帝国军队的粮道，则帝国大军必然粮草不继，必然急于撤军，如此高句丽则有了反击机会。于是乙支文德诈败，屡战屡败，甚至一天之内七战七败，导致帝国大军士气如虹，九路大军一路狂奔杀到了平壤城下。
一切如乙支文德所料。帝国大军赶到平壤城下，粮草不继。高元和乙支文德则继续实施诈降计，以谈判来拖延时间，而于仲文则坚决要求攻击，不惜代价拿下平壤，只要拿下平壤，一番掳掠之后，粮草危机也就解决了。宇文述不敢攻，辽东城至今都没有打下来，更不要说远比辽东城坚固的平壤了，而尤其重要的是，粮草不继，帝国大军拿什么去攻城？
宇文述费尽心思从高句丽人手里拿到一个可以“交差”的投降协定后，匆忙撤军。而高句丽人之所以满足了宇文述的要求，则是因为乙支文德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
此时雨季已经结束，乙支文德在萨水上游的筑坝蓄水已经完成。当帝国大军横渡萨水之时，乙支文德下令掘坝放水，一时间滔天洪水咆哮而下，伏兵四出，帝国大军措手不及，全军覆没。
所以，导致帝国第一次东征惨败的关键人物便是乙支文德。此人从亲自赶赴帝国大军行诈降计开始，到遗诗于仲文行离间计，再到诱骗帝国大军至平壤城下的诈败诱敌计，乃至最后的半渡而击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谋略，他的非同凡响之处。
与这样的对手交战，龙卫军又有多大的胜算？在胜算甚少的情况下，龙卫军内部假如矛盾重重，甚至给对手所利用，则必败无疑。
众人皆沉思不语，脑海中不断翻腾着伽蓝所描述的战斗画面，心如重铅。
“正如将军所言，萨水东岸便是陷阱。”一向沉默寡言的黄君汉忽然说道，“以乙支文德之奸猾，在我大军士气如虹、兵临城下之刻，必然以守代攻，然后耐心寻找反击良机，一旦发现龙卫孤军深入，则必然四面围杀。”黄君汉神情凝重，低声问道，“将军，这就是你说的背水一战？”
还是那句话，反言之，伽蓝你为何执意置龙卫军于死地？
伽蓝摇手，“若没有乌骨屠城，乙支文德必然以守代攻，伺机反击，但如今乌骨城被我彻底摧毁，你说，他还能以守代攻吗？”
乌骨屠城，千年古城毁于一旦，伏尸遍野，生灵涂炭，高句丽人恨意滔天，看到乌骨屠城的罪魁祸首横渡萨水而来，岂能不战？假若再不战，再以守代攻，则高句丽人必然士气崩溃。唯有一战，唯有在萨水之畔击杀帝国龙卫军，报乌骨之仇、雪屠城之恨，方能重鼓士气，方能赢得与帝国进行最后谈判的基本条件。
“乙支文德就在萨水东岸，就在对面列阵以待。”伽蓝手指东方，厉声质问，“诸君可有胆略，与某渡河，与虏决一死战？”
第二百八十六章 兵临萨水
伽蓝公布第一次东征惨败的秘密，重点突出乙支文德的谋略，目的是告诫自己的部下要吸取血的教训，鼓励他们在决战中击败乙支文德，为死去的帝国将士报仇雪恨，以一场空前的胜利来洗刷帝国军队在东征战场上所遭受的耻辱。
正因为有了第一次东征惨败，正因为三十万帝国将士葬身于萨水两岸，正因为有一层厚厚的阴霾始终笼罩在帝国军队的身上，所以，帝国远征军能否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再次渡过萨水，便成为谁能赢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的关键。
伽蓝在关键时刻统一了龙卫军将领们的想法，达成了强渡萨水的共识，也迅速改变和推进了战争的进程。
五月十二日，龙卫军强渡萨水。
不出伽蓝所料，高句丽人稍加抵抗后，便迅速后撤，做出诱敌深入之态势。
同日，杨恭仁和崔逊接到了伽蓝的禀报。崔逊非常生气，但面对桀骜不驯、骄横跋扈、为所欲为的伽蓝，他也只能摇头苦笑，无计可施。
伽蓝强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