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一脉相承，由卡特总统任命组成的一个小组，1979年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2000年的报告》，人们可能以为这份不像《增长的局限性》那样雄心勃勃，而只试图预言21年后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告，可能会有一些成功的机会。结果它完全失败了。在报告发表后不久出现的所有重大事件，包括苏联的解体，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几只“亚洲老虎”的巨大经济增长等，它一件也没有预见到。
没有任何一家政府机构预测到下面这些改变战后世界面貌的重大事件：战后的冷战、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以及登月后的电子工业的巨大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事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0年代花了100多万美元建造了一台名为“预报者”的巨型计算机，想通过它了解世界上的任何情况，包括政治和军事的发展趋势，自然资源和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其结果作为秘密没有公布，但是我猜想不必担心其中会有什么秘密，我们也不必认为我们会错过任何会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
在经济学方面，预报的质量也是令人失望的。的确，长期的预报通常是成功的。如果我们预测的时间有足够长，我们有相当把握会发财。运用复利计算法，一个国家的经济年增长率为2。5％的话，100年底它的财富将增加12倍。但是如果企图预测几年内的经济升降，就好比是研究弯弯曲曲的鸡肠。亨利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说，没有经济学家能对当前发生的事件作出解释。他指出，他的许多同事都迷恋于经济理论，而不去注意现实世界上正在出现的问题。他们实际上取得的成就不过是相当于16世纪牛顿以前，还没有发现地心引力定律那时候的物理学的水平。奥默罗德把他们比作谢德威尔的喜剧《艺术大师》里的认为无所不能，甚至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最棒的游泳选手的主人公。“而这位主人公却从未下过水游泳，他只是躺在桌子上模仿栓在他面前的一只青蛙的游泳动作。”
那么，这些政府预报部门素质不高的原因何在呢？答案非常简单。正如科幻小说作者本·波瓦指出的：“他们的预测所以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总是要求他们拘泥于事实，不允许他们像科幻小说作者那样作任何假设。他们必须牢牢地根据他们写作时候的技术发展状况去思考，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是胡说八道，就像19世纪时有人警告说，到1940年，伦敦将会陷在几米深的马粪里。”波瓦指出：
“没有一个政府未来学机构会预言一种半偶然性的发现会改变整个世界，然而半导体的发现却是这样。如果没有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就不会有今天的电脑世界和通讯卫星。然而当一个预测未来的机构在1950年前后预测电子技术的发展时，它只谈体积大而又复杂的真空管，完全不谈电子部件的微型化问题，而当时半导体的出现已经使微型化成为可能。在这个时候，科幻小说作者们已经预言将会出现诸如手表式收音机和袖珍式计算机等奇迹。他们能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能‘预见’半导体的发明，他们只是本能地觉得当时体积庞大的电子计算机和收音机一定会得到改进。”
那么未来学家如何才能避免被后代人耻笑呢？答案是他们必须尊重科学。所谓科学我指的不是科学家们的意见，而是他们的发现以及获得科学发现的途径。科学探险是需要谨慎从事的，有些事情，例如超光速，建造永动机以及绝对准确地预测未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切严肃的作家都不会作这样的预测，除了这些以及类似这些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如果有相当多的人希望某种事情出现，而且在技术上也并非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这种事情或迟或早将会发生。
J。k。p哈特利说过，未来“是另一个国家，那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行事”。当别人同你谈到这些问题时，用专家们的话来回答是不合适的，不要说：“你对某某事情不能预言，这太异想天开了！”这样的回答是思想因循守旧．缺乏想像力的表现。如果按照过去几百年的标准来看待本世纪所有的技术进步，都会把它们叫做异想天开。用我们现在的标准看待未来也会是这样。科学是不会停滞不前的，科学发现肯定会加快步伐。也许现在去考虑未来500年的事情为时过早，也许会落得像弗雷德·霍伊尔爵士的小说《乌云》里的主人公的遭遇——立即死于头脑发热症。
这里不妨引用阿瑟·克拉克的第三条、也是最明白无误的一条定律：“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是难以同魔术相区别的。”
①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中为什么英国最初占有优势，而最终又失败了呢？其复杂的社会根源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们。艾萨克·阿西莫夫指出其显著的原因是：英国最初取得优势是由于它使用了杉木造的长弓箭，而后来遭到失利是由于法国使用了更先进的武器——火炮。
②皇家天文学家理查德·乌利爵士在1956年，即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出现前一年，宣称所谓的太空旅行完全是“无稽之谈”。后来由于他显赫的地位，成为英国政府太空探索咨询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也许是巧合，此后英国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太空计划。
③他的第一法则是：“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称某种情况是可能时，他几乎肯定是对的，而当他说某种情况是不可能时，他很有可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