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刊物《读书》的编委会。他的艺术水准在同时代科幻作家里出类拔粹，本人对文学技巧的掌握和提高也有相当的自觉性。于是，其创作既有质量也有数量。读者和评论家高度赞赏他的作品。1981年5月号的美国刊物《Asia2000》上以“中国科幻之父”为题目，发表了对他的采访文章。后来，“中国科幻之父”就成了他的敬称。
以笔者所见，虽然《飞向人马座》是郑文光到目前为止最有名的作品，但《战神的后裔》才是他科幻文学水平的顶峰之作。这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初版于1982年，是他早期作品《火星建设者》的扩写版。其中主人公于文和薛印青在《火星建设者》中已经出现了。“战神”（Mars）是西方人对火星的称谓。这部作品全面设想了火星环境改造工程，几乎算得上火星改造构想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宏大工程中的表现。作品不仅在科学设想上非常深入，而且文笔采用了极端的现实主义风格。小说开端甚至会使人误以为是一部描写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现实主义作品。
郑文光有他自己的创作理念，他自己概括成八个字：“洋为中用、幻为实用”。这个“幻为实用”极好地体现在这部作品里。需要指出的是，与郑文光、叶永烈相似，那一代科幻主力作家都是三四十岁的盛年。他们社会阅历丰富，人生几经起落。多采用科幻与现实高度结合的手法。那种认为当时科幻小说想象力不够大胆的说法，似乎并不客观。后期中国科幻在反映现实，影响现实这一方向上，始终没有达到当时的高度。这也是当今科幻作品始终不受社会关注的重要原因。
可惜，恰逢郑文光处在创作水平的上升期时，1983年4月不幸中风，他不仅失去了写作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2003年6月17日，卧病二十载的郑文光悄然逝世，又引起了许多媒体对在寂寞潜行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关注。新浪网曾经以“中国科幻之父在落寞中死去”为题制作了大型纪念报导，重新召唤世人对科幻文学的重要。这也算是前辈为中国科幻尽的最后一份心力。
1978年，《人民文学》发表了童恩正的短篇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引起轰动。该作品获得当年的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科幻小说在国内获得的最高文学奖项。童恩正因此永留在中国科幻史册中。
受当时冷战格局的影响，《珊瑚岛上的死光》以超级大国间谍为反面角色，描写了他们与科学家之间争夺“原子电池”和“激光掘进机”的惊险故事。其中，专注科学、不理世事以至受人利用的“马太博士”这个形象，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富有代表性。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成科幻电影，于1980年上演。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部科幻电影之一。
后来，童恩正又发表了《雪山魔笛》、《遥远的爱》、《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等科幻小说。童恩正于八十年代末赴美，1997年4月21日在匹兹堡去世。
1979年，刘兴诗发表了一篇很有特色的科幻小说《美洲来的哥伦布》。该作品与《珊瑚岛上的死光》并列为当时“硬科幻”与“软科幻”两个流派的代表作。在这篇以严谨的考古学为背景的科幻小说里，四千年前印弟安人是否凭借独木舟从美洲驶到欧洲成为待解之谜。苏格兰青年威利为了印证这一科学假说，在无任何现代化设备可以籍凭的条件下，独自一人架独木舟横渡大西洋。在他身上高度体现了科学的牺牲精神。威利与狂风、恶浪、鲨鱼殊死拼争，支撑他的动力既不是寻求财富，也不是如《老人与海》那样要证明人的潜能和毅力。这种纯粹的求知探险精神，极少见诸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学作品，殊为可贵。而且，本篇还反讽了白人至上主义，在当时还是殖民地的香港引起过轰动。
刘兴诗拥有自己的创作理念和独特风格。他坚持在小说里表达科学精神，喜欢朴素无华的“近距离”的科幻小说，以回归现实，面向本土为追求。对于西方科幻以遥远的外空、未来为背景的主流风格并不苟同。这些理念触及到了科幻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深远问题。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刘兴诗创作了《雾中山传奇》、《柳江人之谜》、《悲歌》等科幻小说。这些作品极富个人特色。如今，年过七旬的刘兴诗笔耕不缀，仍然活跃在科幻创作的第一线。
肖建亨是来自江苏的科幻作者，1930年出生于苏州，五十年代创作了《奇异的机器狗》、《铁鼻子的秘密》等科幻小说。其中，《布克的奇遇》是当时的科幻代表作之一。七十年代末，肖建亨重新执笔，创作了大量短篇科幻小说。
肖建亨的视野开阔，思路巧妙。《沙洛姆教授的迷误》颇能反映他作品的特色。某西方国家的企业家赫伯特根据科学家沙洛姆的研究，制造了惟妙惟肖的类人机器人。但在社会上，工会和宗教人士都大力反对类人机器人的出现。所以他不敢冒然把它们推向市场。于是便搞了一个复杂的宣传策划：制造一对男女机器人，让他们假扮夫妻。再从社会上寻找一个流浪儿，让他们收养。在没有任何人帮忙的前提下，这两个机器人要把从小偷堆里挑出来、满身不良习惯的流浪儿改造成绅士和艺术家。当这个孩子能够向公众展示音乐才能时，赫伯特将真相公之于众，以使大家在道德上、感情上接受机器人。但在表演前夕，流浪儿突然不辞而别。因为他忘不掉自己的人类母亲。
在《水下猎人的故事》中，作者表面上是描写水下狩猎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却是写代沟问题：三十多岁的“我”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前显得保守，古板。而“我”六十多岁的领导却能够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所以，年纪并不是形成代沟的主要原因。肖建亨这些立意，超越了科幻小说单纯技术构想的局限性。
当时，中国社会刚刚开放。小说家描写西方社会，多有模式化、套路化的习惯。而肖建亨在这篇小说里，表现了他对西方世界较深入，较客观的了解。企业界、科学界、政界、宗教界都是什么情形，相互关系怎样。作者能够把握到这些细节。
第三卷：中国科幻文学史 第五章：辉煌的早春时代（3）
第三节：其他主要作家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批有实力的科幻作家。金涛便是此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新作者。金涛于1940年出生于安徽，后到《光明日报》当记者。在郑文光等前辈的鼓励下，金涛推出了轰动一时的《月光岛》，并且与王逢振一同主编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译文集《魔鬼三角与UFO》，及前苏联科幻小说集《在我消失的日子里》。
金涛在科幻小说的创作、编辑、评论、宣传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他的《台风行动》是那时不多的长篇科幻小说代表作之一。直到九十年代，金涛于百忙当中仍然坚持科幻创作。如今，金涛担任着科幻文学界惟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职务。
宋宜昌也是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他深暗军事科技。曾经创作过《北极光下的幽灵》。该作品几乎是中国最早的“高科技惊险小说”。宋宜昌创作有长篇科幻《V的贬值》、《祸匣打开之后》。在《V的贬值》里，宋宜昌表现出文学技巧上的趣旨，可惜未能把握住科幻小说的特色，细腻的文学描写游离于情节之外。而《祸匣打开之后》则是相当纯粹和优秀的科幻作品。这部长篇讲述了类似《天煞》的故事：两世纪后，外星人的胚胎在南极下面的基地里复苏、蕴育，开始向人类进攻。世界各种族、各国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敌。小说情节宏大、描写细腻，堪称当时的科幻佳作。
后来以童话见长的郑渊洁，在当时也开始科幻创作。并成为小有影响的科幻作家。他创作了《活车》、《杀人蚁》、《震惊世界的紫薇岛暴动》、《黄金梦》等短篇科幻。郑渊洁在科幻题材方面没有什么创举，但他的表现手法颇为独道。由于他的读者群主要是青少年，郑渊洁科幻简洁明快，节奏迅速。在《黄金梦》中，郑渊洁把两个国家争夺外星金矿的故事，用近于“无厘头”的语言表现出来，充分表现了他的语言功夫。后来，当郑渊洁转向童话创作时，故事情节多有高科技内涵，而不再是田园牧歌般的农业时代童话。这或多或少是受他早期从事科幻创作的影响。
除上述这些作家外，这一时期的主要科幻作家还有宋宜昌、程嘉梓、王晓达、魏雅华、王亚法、谭楷、孟伟哉、王亚平、贾万超等，总计达一百余位。这一时代的代表作除上述外，还有长篇《金明戈亮科学探案》、《古星图之谜》、《耶稣的光环》等等，以及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这个数量和当时发表的主流文学作品虽然无法相比，但影响之大却超过这个比例。当时，仅由叶永烈各种科幻作品改编的连环画，累计发行总量就超过一千万册。除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外，还出现过《绿色克隆马》等大批科幻广播剧，以及《隐身人》、《最后一个癌症死者》、《X—3案件》等科幻电视剧。它们曾经反复播映，多种媒体都在扩大科幻艺术的影响力。
第三卷：中国科幻文学史 第五章：辉煌的早春时代（4）
第四节：急刹车
这一时期，中国科幻不再象五六十年代那样默默无闻，于是也引来了诸多批判和打击。这些冲击并不来自于文学界，而是来自科学界和科普作者阵营。这似乎是科幻文学特有的“待遇”。
1980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的反感。这本来是个人观点，但钱学森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地位，使得这一言论的杀伤力得到充分放大。
自1979年开始，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阵地，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出于对“艺术真实”这个基本文学规律的无知，这些批判大多围绕着小说中科学虚构是否成立来进行。如“自私是否可以遗传”、“恐龙是否可以复活”、“克隆人是否具有父本的心理结构”，等等。迫于压力，科幻作家们进行反驳，但由于被局限在科普话语的氛围里，作家们只能远离文学，逐条去辩驳这些虚构的合理性。
后来，这一争论更是发展成为科幻文学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既它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科幻创作体制中从五十年代便包含的隐患在这时充分暴发出来。当时，在第一线从事科幻创作的作者们，几乎都认同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而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
这场争论完全处在当时主流文学视野之外，记载中不曾有主流文学界人士介入，仅仅是科幻作家和科学界、科普界某些个人的双边对垒。但它仍然是当时文学大趋势的反映。“中国文学理论界目前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无疑是关于文学自主性、自律性观念。这种观念在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