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从陆地到达大汉，要翻越险峻的葱岭。要穿过黄沙漫漫的塔克拉玛干，再进玉门关，河西走廊入长安，波斯商人满载的驼队得走上整整一年，也许还走不到，这一路之上万里之遥，恐怕一个弄不好就会交代在路上。
可大汉海船从广州港到阿巴丹，只需要短短的半个多点月就行了！一艘船装载的货物。就相当于几百上千匹骆驼！
所以在这场贸易战中，波斯商人的溃败简直理所当然，阿巴丹的盐业凋敝也顺理成章，现在的盐工贾胡尔加入编草席妇女群中，还会引来善意的玩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见惯不惊。
如今已经不是故宋也不是以前的华夏王朝。刘宇的大汉帝国已经进行大量的改革，商人，商业当然就是首当其冲，刘宇第一个动手的就是商业。
故宋三百年间儒家耕读传家的文化浸淫，让年轻官员和自耕农的身价也颇为不低，只苦了工人们——重农抑商思想下。工商无疑是“贱业”。
一千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
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
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
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专制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而在古代华夏，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五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财富直接来自商业活动）。
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权之后，更进一步要问鼎政权，终致设置议会，监督国王，并成为维护商人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代议制的产生。
从而大大打击、限制了国王、贵族的特权，并将其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可是这些统治者似乎忘记了，一个客观存在的道理，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进，工商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信息等，农业才可能发展，进步，人为将其对立起来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
表面上看重农抑商似乎是为了重农，其实从抑商的实际效果看，它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业变得死板和僵化，长期停滞于简单再生产状态。
这样的影响是巨大，整个华夏也因为这个错误的而导致整个的华夏都陷入了停滞不前，翻开华夏民族的历史就能发现一件十分坑爹的事情。
整个华夏文明从王朝建立开始就完全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换句话来说就是一个停滞的阶段，总是在恢复和毁灭之中重演。
在华夏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抹黑商人的形象，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
第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第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第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二是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如西汉商人的算赋加倍；
三是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史称‘官山海‘），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商人染指，中国历朝历代主要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搜括掉却毫不知觉。
这一切的恶果最后还不是要各大的统治者和王朝还有华夏人来承受。
而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刘宇直接强行压制掉所有人的反对，进行强行的政治改革，这也是他少有的几次强行改革之一。
毕竟弊病竟然已经知道了，那就不必要让他们继续存在下去，哪怕是强行改革又如何，刘宇根本不在乎这么多，正如之前所说他刘宇可以抛弃一切只为民族，只为华夏民族。
第四百三十章 工匠工人
当然在古代，统治者可不止是压制商人，其实商人压制的作用并不大，真正被压制的的工人，整个工人阶级是最低的等级。
士农工商，虽然商是末业，可是商人好歹有钱，而在华夏有钱那啥子都不是问题，明面上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可是暗地里那就只有天知道点。
而整个古代社会，工匠的社会地位无疑是非常低贱的，“匠户”在绝大多数时候基本上可以和“奴隶”划等号，不能自由迁徙，子孙后代不能应科举
科举那是什么玩意，是古代王朝一步登天的地方，从此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经，而工匠却直接被拒之门外，受到的影响可想之大。
长此以往，歧视在整个社会中定型，一旦社会生活从战乱变为正常，故有的观念便开始沉渣泛起。
一个熟练的技工也认为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刘宇已感觉到了棘手了，他要的是建立在工商业雄厚基础上的近现代殖民贸易帝国，而不是建立在穷兵黩武基础上的蒙元式半奴隶半封建帝国。
一支稳定的熟练工人队伍，对于一个近现代帝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能够以比别人低廉的价格生产工业品，意味着它的武器比任何对手更为精良，意味着它有更高层级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它的技术传承将在一代代工人手上延续！
熟练技工，是比军队更为基础的层级。一战中失去了全部军队的德国，但他仍然保有那支以严谨、苛刻、一丝不苟著称的工业队伍。
于是短短二十年后便以领先世界的工业能力。装备起一支可怕的纳粹武装。
二战中挨了两颗原子弹，被炸回石器时代的日本，也凭借它的熟练技工和工程师，完成了战后重建，它的工业品占据的市场。
深知技术领先不能仅凭一己之力，事实上蒙元已经造出了铸造火炮，当年的蒙古西征早已把火药技术传播到了欧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洋枪洋炮也将在欧罗巴的土地上一一出现。
人类史上从来就没有某种先进技术可以长时间的垄断，从火枪火炮到原子弹无一例外，一九四五年美军扔下两枚原子弹的时候全世界都在震动，可到了五十多年后，尼玛阿三都能够玩的动了。
大汉帝国要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成为完全超越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真正日不落帝国，必须保持科技的持续发展和始终领先。这就必须要保证熟练技工的稳定。
整个华夏宋朝之时曾经有两种人，处于社会最歧视的边缘地带：军人、匠户。大汉处于战争时期，对前者地位的提升，刘宇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华夏的文明可以说是工匠建立的，可是却基本毁灭在歧视工匠之中。
华夏几千年来，各朝各代无数代各种行业的工匠。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创造出了很多工艺和产品。
可是华夏工匠们往往会有一个十分不好的习惯，他们吝惜自家的手艺，往往是摸索出一些高超的工艺手段之后，却敝帚自珍不肯外泄。
甚至还创造出什么传男不传女之类的旧习。尽可能的将所创制出的手艺封固于工匠世家之中，可是这样的做法。却导致了许多优秀的工艺无法有效的传承下去。
尽管在古代没有专利法的存在，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可是理解归理解，这的确却不是什么好的习惯。
一旦一个工匠家族出现重大的变故，许多非常好的工艺手段便就此泯灭在了历史长河之中。这对于的发展也产生出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甚至于许多原来中国人创造出的手艺，历史上传到了外国，但是在创制他们的中国，却逐步的消失了。
很直接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刀剑工艺上，中国唐代之前便创造出了闻名遐迩的横刀、陌刀，这些铸造刀剑的工艺，在历经几百年的朝代更迭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便已经逐渐的没落，到了后来，在刀剑的铸造工艺上，甚至于已经落后于东瀛小国日本。
而唐代刀剑的铸造工艺却传到了日本，日本工匠通过不断的学习吸收和发展之后，在横刀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性能优越的日本刀，日本的刀剑质量已经超出了中国工匠所铸刀剑的质量，使得刀剑成了日本人出口中国的一种重要商品，也使得明代不得掉过来头仿制日本刀的式样和工艺来满足军队装备的需要。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技术无法在经济提供大规模列装上面兵器——不仅中原王朝的农民与官军之战、而且中原王朝和游牧部落的战争，往往都是上万人甚至十几万人，所以才会失传。
但是，粒状火药技术、开花炮技术等，明明不需要大复杂的工艺，而且明显有利，但这些东西明代都有，但到了清代鸦片战争时期，就忘记了，而粒状火药技术还是清的一个地方官从西方人手里购得后再次搞出来的，结果鸦片战争一打完有似乎失传了，一直到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又由前线的清军军官再次拾起，但技术上面（更加精细）根本没有上面进步。
华夏古代受畸形儒家思想影响，对工艺技术根本很轻视。
如果稍微重视一点，令工部牵头，派人到全国各地寻访各种产业的高明工匠，对其加以保护之外，还通过政令的手段，将这些工匠世家传承下来的工艺手法搜集整理起来，分门别类的归纳成书，将这些难得的手艺保存下来，并且今后传承下去，那么肯定是另一个历史进程了。
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虽然非常难得，其中虽然记载了很多行业的技术，但是这本书却还不够详实，许多工艺手段不过只是笼统的对一些工艺进行了记载。
当然这样的做法肯定会招致一些工匠的反对，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