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距离太近，又怕别人以为我正和任淑结伴同行。
“这几天，你们家里在吵什么？”任淑问我。
“没什么”，家里的事情，我是羞于向别人提起的。
我加快了脚步，一会儿的功夫便到了家里。爷爷正把牛往车辕里面赶，爸爸在旁边帮忙，妈妈提着一个暖瓶，另一手拿着茶缸，奶奶锁了门，一家人正准备着下地。我偷偷瞄了一眼妈妈的表情，她神情黯淡，看都不看我一眼。
“你怎么回来了？”奶奶说。
“老师说大扫除，让回家拿扫把和盆子、帕子。你们去哪里啊？奶奶。”
“去沙窝里棉花地里捉虫子”，奶奶说着就去开门锁。
教室那么小，而班里有六十几个同学，少我一个也没什么。家里的棉花确实都快被虫子吃光了，如果不去捉虫，今年家里的收成会更差。我还是不回学校大扫除了，跟着奶奶一起去地里捉虫吧。我心里这么想着，便没让奶奶开门。奶奶听了我的想法，坚持要我回学校。我告诉奶奶，“没事的，我让邻居家的任淑给我请假”。我一个人跑出去，假装去了任淑家里，实际上我只在她家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儿。
我们坐上牛车，爷爷驾辕，对着牛屁股抽了一鞭子，牛便快步走了起来。在当时，牛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奶奶告诉我，在我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地里，牛受到了惊吓，乱冲乱撞，爷爷使劲勒缰绳，还是拽不住牛。最后牛冲上了一座麦秸垛，翻了车，当时我睡在奶奶的怀里，奶奶被重重地砸在车板下面，用身体护住了我，奶奶受了伤，而我安然无恙。
别人家的棉花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我们家的棉花惨不忍睹，叶子上密布着虫眼，一条条大青虫肆无忌惮的在叶子上、桃子上趴着，有的正在放肆地大啃大嚼。棉铃虫咬坏了家里的棉花，咬碎了我的心。地邻正在喷药，妈妈过去看了人家用的药。和我们用的不一样，我们用的是久效磷，地邻用的药价格比久效磷贵几倍。妈妈向爸爸和爷爷比划着，要用那种药才管用，可是爸爸和爷爷不听。对此，我也很不理解。两种药效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要选择一种便宜而无效的药呢？既然必须要喷药，用便宜但是无效的药，不是做无用功吗？每次妈妈看到爸爸又买了家里用了多年的久效磷，都要恨恨地骂爸爸几句，但是妈妈也没办法，她虽然很凶，经常找茬吵架打架，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家里的事情是由爷爷和奶奶做主的格局。
喷药没用，就只有靠人工了，一家人没事的时候就去地里捉虫。妈妈和奶奶捉到虫子，都是直接用手捏死。我讨厌用手捏虫子，因为虫子的身体受到挤压，会从头部和尾部喷射出一种粘稠的黄绿色的液体。这种液体令人恶心，我怕它喷到我的身上，尤其怕喷到脸上，最怕喷到嘴里。因此，我每次都是用一片棉花叶子将虫子夹在中间，然后隔着叶子把虫子捏死。在华北平原，夏季的烈日炙烤着大地，而顶着烈日的曝晒，在地里站上三四个小时，会让人感觉腰酸背痛。爸爸通常干一会儿的活，就去和别家的男人坐在一起抽烟聊天去了。别人卖力干活的时候，爸爸磨洋工。别人休息的时候，爸爸也休息。别人休息好了，爸爸还在休息。每当爷爷看到爸爸偷懒，都会愤愤地骂爸爸“操恁娘，干活没能，抽烟胡哒哒有能”，这时爸爸便会一副狼狈样的跑回地里干活。妈妈看到爸爸偷懒，有时会大声吵他，有时从地里捡起一块土坷垃就扔向爸爸，爸爸也是一副犯了错的孩子样，跑回地里笨拙地干起农活。爸爸的懒和笨，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村里没有哪个健全的人瞧得起爸爸。男人们喜欢拿他开玩笑，而他总是一副恬不知耻的样子。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每次下地干活，都特别卖力，就是不想再被人瞧不起。
到了正中午，太阳变得特别热辣。整个上午，牛都在悠闲地吃着荒坡上的野草，这个时候，也找了个荫凉的地方趴下休息了。妈妈招呼着我们回家，我刚好捉了三百五十九只虫子，赶紧又捉了一只，凑够了三百六十只，才觉得圆满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双数有着近乎信仰般地迷恋，凡是能够计算数目的，比如压水的次数、吃花生米的粒数，等等，都要凑够双数，才觉得满意。回家的路上，一家人的关系似乎变得和谐起来，有说有笑的。
到家的时候，任淑正等在我家门口。她对我说，大扫除只用了两节课的时间，上午还上了两节课，只有我不在。杜老师说我偷懒，打扫卫生的时候却找不到人了。我不想解释，相反，我为上午捉了那么多虫子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下午上课的时候，杜老师把我叫出了教室，问我上午去了哪里，我说家里有事，他说以后有事要请假，也没有多说。
课堂上教的东西，让我感到很奇怪。杜老师说是汉语拼音。难道语文课不是学写字吗？老师教的这些东西，一个个奇形怪状的，从来没见过、没听过、没说过，怎么能学得会。
杜老师在黑板上写一个“a”，教大家读几遍，接着连续写几遍，让大家记住写法。又重复刚才的方法，教大家“b”“c”“d”。然后带着大家反复地读。课堂上同学们的诵读声高亢而激昂，我被这种莫名的情绪感染着，机械地跟着老师和同学们重复着，完全不懂学的是什么东西。“今天的作业是把每个字母写20遍，明天我抽同学到黑板上来写”，杜老师最后说。我很害怕，怕自己学不会，怕自己会被老师抽到。晚上回到家就认认真真地写起来，然后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读。但是我始终没法把读音和形状联系到一起。如果老师抽我去听写，我很可能把“a”写成了“c”，把“b”写成“d”。
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杜老师的听写。杜老师在教室里巡视了一周，问大家“昨天教的拼音字母，会写的举手？”
杜老师话音刚落，一些同学唰地就举了手，另外的同学都陆陆续续地举了手，看到这种情况，我也悄悄地举了手。
“看样子，大家都会写了，那有没有同学愿意自告奋勇到黑板上来写？”杜老师又说。
这次同学们都把手放下了。杜老师又问了几遍。有几个同学举起了手，甚至连孙小勇都举了手，这让我感到惊奇，难道对我来说这么困难的事情，对他来说却很简单吗？
杜老师让张广才和孙小勇到了讲台上，一人拿一支粉笔对着黑板，让留在座位上的同学在自己的本子上听写。
“a、a。。。。。。。”，看到大家都写完了，接着听写后面三个字母。到了“b”，孙小勇就只有站在讲台上发愣了。他想偷看旁边的张广才是怎么写的，被杜老师发现，“不要偷看”，一声大喝地制止了。我们这些没到讲台上的却不用担心，等杜老师背对我们时，偷偷地看看黑板上的，看看同桌是怎么写的，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写在自己本子上了。
所有的同学都写完了，就只剩孙小勇一个人在讲台上对着黑板发愣。杜老师质问：“你不是会写吗？怎么后面三个全都不会写？”
“我给你说了的！我不会写！你叫我上来的时候，我给你说了的，你还让我上来！”孙小勇争辩着。
他说了自己不会写吗？我没听到，也许是我太紧张的关系吧。他怎么敢用这种语气跟老师说话，我们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也在疑惑着，面对这种情况，杜老师会怎么处理。
“不会写你举什么手？”杜老师大声吼着冲上讲台，提着他的耳朵揪到了讲台边上，然后对着屁股就是一脚，孙小勇从讲台上不自然地跳了下来。教室里面鸦雀无声，在老师发火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副很乖的样子。
“俺回家给俺爸爸说，你揍俺”，孙小勇流着眼泪和鼻涕，斜着眼对杜老师说。
杜老师听到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冲上去连着踢了两脚，嘴里念叨着“叫你给你爸爸说，叫你给你爸爸说”。难道他的家长没有告诉他，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我们看着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次孙小勇没有再反抗了，一个人站在那里不说话。“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今天的课你站着听，不准坐下，下午放学回家，把前面学的每个字母写50遍”，杜老师对他作出了最终的惩罚。接下来，杜老师用和昨天一样的方法教起了还没学过的拼音字母。大家看到杜老师刚才体罚孙小勇的做法，一个个都如临大敌，精神抖擞，比昨天学得还认真。
“叮铃铃。。。。。。叮铃铃。。。。。。”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蜂拥而出，有尿急赶着上厕所的，有到学校门口的副食店买零食的，也有到操场上玩耍的。我和任强在教室前面玩着斗鸡游戏。任强是任淑的哥哥，他长得高大健壮。我们两个都把右腿盘在左腿上，互相撞击。他的高大与我的矮小形成了鲜明了对比，如果他是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那我简直就是一只刚刚孵化的小鸡。两个实力明显不对等的孩子玩斗鸡，胜负是明摆着的。他不停地进攻，而我只有躲躲闪闪，寄希望于抓住好机会的致命一击。任淑则和几个女孩子玩跳绳。我们那个年代，女孩子玩的最多的就是跳绳，再有就是踢毽子。我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任强的进攻，被他一腿撞进了花池里面，月季花的刺刺穿我的衣服，扎进我的皮肤，脸上也被刮出几道血痕。任强赶紧把我拉起来，我顾不上身上的伤，用最快的速度把被我压倒的花枝扶正，生怕被老师发现。任淑跑过来，数落着任强，她说“你也不看看，人家这么小，以后不准你欺负人家。”听到任淑为了我而骂自己的哥哥，我既感激任淑，也为任强感到委屈。
上课铃响了，我们都冲进教室。没想到进来的是一位女老师，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扎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长着一张嫩嫩的鹅蛋儿脸，额头有几缕头发掠过眉梢，面部的皮肤光滑的如同绸缎。我觉得她简直就是奶奶经常给我讲的神话故事里面的嫦娥、织女。
她走上讲台，微笑着对大家说：“我叫孙广霞，教你们数学，以后你们可以叫我孙老师。”做完了自我介绍，孙老师便让大家翻开数学课本的第一页，开始对大家讲课了。我觉得孙老师的声音特别好听，上课听讲也格外专心。下课之后，听到有同学在议论孙老师的年龄，有些说孙老师只有十八岁，是去年才分来的老师，还没有结婚。我小心地侧耳听着同学们的议论，似乎这是一件非常重要而又神秘的事情。
第5章（）
这天早上我上学的时候，街上的人已经多了起来。有的挎着一篮子鸡蛋，有的挑着一担活鱼，有的用平板车拉着萝卜、白菜，人们见了面，都互相打着招呼，开着玩笑。又是个赶集的日子。我喜欢赶集的日子，因为大姑和小姑通常会到二十里铺来赶集。到了二十里铺，自然会来看望爷爷奶奶。他们已经有十来天没来了，所以我特别期望今天大姑和小姑能来赶集。
我大姑家在囤庄，离我们家有7里多路。大姑面目慈祥，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遇到什么事都想得开。大姑爷身形高大，一副标准的国字脸，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似乎只在与我奶奶说话时，才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