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件T恤衫把脸罩住，脱下裤子屁股冲着门，反手打开门锁：“一件不该看的都不能让你看见。”
张彻对着我的屁股彬彬有礼地微笑：“一夜没见，面色挺好。”
动物般的女孩笑得不行。我点点剩下的钱，还有不到一千。给张彻买完吉他，大概还能维持一个星期的生计。那就一个星期后再作打算也不迟。
我们步行到师范大学相邻的一条街上吃了肯德基的早餐。然后回到师范大学，找即将毕业的学生买吉他。挑了几个，终于挑中了一个物理系学生的“蜻蜓”牌。1999年出厂，琴身没有一处划痕，惟一的缺点是音不准。由于不会调音，那家伙从买来就没怎么弹过——也正因此，琴和新的一样。我们给了他三百块钱，又让他把一本《吉他入门》也算作附赠品。书自然也是新的。
“那厮天生就不是学乐器的料。”拎着吉他回来以后，我对张彻说，“连音也听不准，当然调不好。”
“一看就是假装行吟诗人长一脸青春痘还不管那叫青春痘愣叫‘沧桑’的傻主儿。”
张彻这么刻薄地讽刺人家，孰料他也是个音盲。他喜气洋洋地背着吉他回去，我把音调好，让他照着教材练：“弹拨乐器我也不会，不过知道应该先识谱。”
“你是说这些黑色的小精子？”
“我小时候学琴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它们是小蝌蚪。”
“我小时候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精子就像蝌蚪一样。”
音符等于蝌蚪等于精子。我说：“随便理解吧。”然后给他详细讲了一遍五线谱的规则，也就是小精子爬梯子。
讲完之后，我让他在吉他上找出标准音“la”；他顺利弹了出来。我弹出一个“so”，问他：“听得出区别么？”
6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3）
“听不出来。”
我又弹出一个低得多的“do”，问他：“这次呢？”
他茫然地摇着头：“听不出。”
我苦笑一声。看来这部吉他要一直新下去了。我没见过对音高这样不敏感的人，但也不忍心打击他。毕竟从理论上来说，长着此类耳朵却能练出一手好琴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贝多芬中年之后还是个聋子呢。
但以常理判断，他会在最长一个星期后放弃征服六根琴弦的努力。
从当天起，我和动物般的女孩或者在房间里弹琴，或者到街上闲逛，张彻则把自己封闭在地下室，一门心思追随约翰？列侬的伟大足迹。他练一会儿琴，听一会儿音乐，再练一会儿，再听一会儿，周而复始，可以持续十几个小时，直到我们给他带饭过去才告一段落。吃饭的时候也左手拿着汉堡或三明治，右手练习指法。如此努力，成果却基本是零。一个星期下来，他连八度音节都不能弹下来。
张彻不仅听音能力一塌糊涂，而且手指的协调性也有问题。对于他这个身手矫健的人，这倒难以想像。他可以坐在飞驰的自行车上，稳准狠地用链子锁击中某人的头顶，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却死活无法将五根手指合理地运用在琴弦上。不是按错弦，就是按不到弦，情急之下，还会整个手掌在琴上一阵乱抓，好像要碾死一只老鼠。
青蛙用长着肉蹼的手掌弹琴，大概也就这个效果。发出的也不再是吉他的声音，甚至完全就不是弹拨乐器的音色。
对于这种情况，只能理解为上帝不允许他弹琴，或者他上辈子曾以回收销毁破旧吉他为业，所以这辈子吉他与他为敌。
他却不为所动，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下定决心和吉他较上了劲，还预备四处拜师。
“哥们儿以前没理想，现在有了，那就是当一摇滚艺术家。”
一个耳朵和手指对于音乐来说基本是残废的人居然确立这种理想，确实也可歌可泣。
一个星期过去，张彻更加废寝忘食，完全变成了所谓的琴痴，并在意识形态里正式将约翰…列侬推到了神学的高度。徒劳无功的练琴之余，他会背上“蜻蜓”牌吉他，流窜于师范大学西面的平房区。
那片平房里，居住着一些自诩为摇滚艺术家的闲杂人员，靠在酒吧街弹琴唱歌维持生计。此类社会贤达，生活内容倒也简单，白天练琴，晚上到酒吧演出，等待被唱片公司相中：一贫如洗，潦倒不堪。据说也有几个被音乐制作人叫到公司去当过伴奏，甚至还有小小混出点名气来的。但幸运者总是少数，而且一旦有人获得这种机会，马上就会被圈里人鄙斥。
“丫傻×一个，根本不是西方学院派的路子。除了媚俗之外没别的长处，要不怎么能被唱片公司看上？”
盼着被“发掘”，一旦被“发掘”了又立刻变成傻逼，这大概是中国地下摇滚界特有的悖论。
不过这些平房里的社会贤达也不是完全浪费粮食，他们对社会还有一些贡献，就是协助派出所破案。一旦发生丢自行车、家庭主妇钱包被抢、打工妹被强奸之类的案件，警察就会把他们请过去。熟门熟路的，他们进屋就打招呼：“政府，您好。”
警察也很和颜悦色，对他们说：“来啦？那边儿请吧。”
他们便大模大样地走到墙根，解下裤腰带递给警察，抱头蹲下。双方开始就最近的治安情况进行探讨。警察一般会问：
“某天下午，你在哪儿混着呢？”
“不要说混，”摇滚艺术家说，“我当然在搞艺术。”
“时间地点。”
“一点到五点，在屋里练琴。”
“真的假的？那包子铺的小姑娘让谁×啦？那你们对门老太太的三轮车让谁撬啦？”
“政府，我真练琴呢。”
“口说无凭，你们先在这儿交流交流，一会儿人到齐了就知道啦。”
于是蹲在墙根的艺术家就叽叽喳喳地讨论艺术，搞金属的骂搞朋克的是傻×，搞朋克的骂搞金属的是傻×，大家一起骂和唱片公司签了约的是傻×。骂了一会儿，全体平房里的艺术家陆陆续续地到齐，几乎占了北京摇滚界的半壁江山。蹲得长了，未免有人提出要求：
6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4）
“政府，我想拉屎。”
警察说：“你瞧，心虚了吧。”
“不是，纯粹是蹲的，蹲久了肚子里的东西往下坠，绷不住劲儿。”
“那快去。”
去之前，还要把鞋带解下来。摇滚艺术家提着裤子、趿拉着鞋去拉屎，拉完了未免又动了点儿心思，妄图像鸭子一样一摇一摇地溜掉。谁想到警察早料到这一招，守在厕所拐角：“想跑？自绝于人民。”
“不是，”艺术家解释说，“我拉完才发现没带手纸，想回去拿。”
“不用擦了，反正裤子都穿上了，回去接着蹲着吧。”
蹲得差不多每个人都拉了一泡，事主才被警察带过来指认，这确实是一个类似于摸彩票的过程。摇滚艺术家清一色是脏兮兮的长头发，两三个月没洗过，如同脑袋上顶了一团墩布；浑身又瘦又臭，好像一条癞狗。事主往往看了几遍，也看不出，摇滚艺术家则在乱叫：
“大姐，强奸您的真不是我。”
“大姐，您要真想指认我，就把我算成偷自行车的算了，我赔您一辆自行车。指认我强奸我能赔您什么？贞操能赔么？”
“大姐，您好歹也算当上回原告了，够牛×了，牛×牛×算了，别连条生路也不给兄弟们留啊。”
事主被搅得晕头转向，只好随便指出一两个完事。被指出来的大叫冤枉，但也无法，跟着警察上分局。没被指出来的胡乱领条裤腰带，被打发回家，临走警察还说：
“谢谢合作破案啊。”
摇滚艺术家边走边说：“见天的把我们叫来开会，干脆把这里改成文联下属机关算了。”
张彻背着“蜻蜓”牌吉他到平房区拜师学艺，如果直奔派出所等着，绝对可以把吉他高手一网打尽。无奈他不知道这个窍门，而且万一进了派出所，也会被警察扣下。他只好顺着胡同，一间一间地找过去。
只要一听到琴声，他就凑过去敲门，门一开。也不搭话，直接鞠躬：“大师，您教教我！”
一般百无聊赖，都会好为人师，何况人家开口就叫“大师”，可摇滚艺术家偏不如此，他们无聊的时候喜欢搞党派斗争。张彻还没抬起头来目睹尊荣，就被劈头一句问道：
“你是搞金属的，还是搞朋克的？”
这个二选一，很难作答，不知道怎么才能投其所好。刚开始，张彻实话实说：“不知道啥叫金属啥叫朋克，我是搞甲壳虫的。”
“也就是beatles对吧？香港那边翻译成披头士对吧？”对方立刻显得很懂的样子。
“对对，听您一说真长见识。”张彻拍马屁。
孰料对方却道：“滚吧。”
“为啥滚？”
“都他妈什么年头的玩意了，别出来丢人现眼。你丫，太年轻，太简单，太幼稚！”
听到人家这样说约翰…列侬，张彻自然有点不乐意，但对大师也不好说什么，他只好说：“那您教我点儿深的。”
对方又绕回问题的出发点：“那你先说，金属和朋克，你支持哪个？”
事到如今，张彻只好蒙一个：“金属万岁！”或者“朋克万岁！”既然是蒙的，总不免有错的时候。假如他说金属，不幸对方又是搞朋克的，或者他说朋克，不幸对方又是搞金属的，立刻会被一通大骂：
“你丫这傻×，懂他妈什么叫摇滚乐么？屎壳郎上马路——假装小吉普，屎壳郎坐飞机——臭气熏天，摇滚乐就毁在你们丫这帮狗×的手里啦！”
不仅要骂，还要动手，很多大师看到张彻是个并不凶悍的小年轻，都情不自禁地抄起酒瓶子、折叠椅、半块砖头向他乱打一气：“为了中国摇滚，我跟你拼啦！”
刚开始，张彻还看在艺术的面子上，也不还手，一边躲闪一边说：“大师，您息怒！”后来那帮孙子给脸不要脸，越打越凶，他只好翻脸，从自行车筐里抄起链子锁，一个旱地拔葱，跳起两尺多高，一家伙敲在对方天灵盖上，致使其口吐白沫，歪在门框上两脚抽搐。
6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5）
打完以后，张彻推车就跑，再去寻找下一个大师。但下一个大师也逼他回答“金属还是朋克”这个二选一的问题。
后来张彻发现，即使答对了，他蒙的答案和大师所属的流派一致，也于事无补。比如说他回答“金属万岁”，正好大师也是搞金属的，本以为可以拜师了，大师却会进一步细化问题：“你也是搞金属的？那咱们也未见得是同志。你是搞重金属、速度金属，还是死亡金属的？”
如果答错了，还是连骂带打，为了中国摇滚拼了，最后张彻只好再把这位也打得口吐白沫。这样看来，他的师是拜不成了。不过也是天作巧合，他歪打误撞，把精神病患者黑哥领了回来。
当时他已经快要转完那片平房，打了接近二十个摇滚艺术家，正要心灰意冷，打道回府，却听到胡同口还有一个弹琴的。反正已经转到这儿了，就算不成，无非也是一链子锁的事儿。于是他跑过去拍开那扇呲牙咧嘴的木门：
“大师，您问吧！”
里面走出一个黑得像非洲人、头发脏得像涂了猪油、白眼球占据眼眶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