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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生去参战的第二年，我、小五和赵大海都上了高二，那一年有一个男生喜欢我，他写信给我向我表白，我答应了。
那时候小五知道我和那男生谈恋爱经常和我闹情绪，有时晚上放学还会去找那男生的麻烦，让他离我远点。
男生很爱干净，穿着白衬衫，他的眉毛浅疏，像极了江生。
但是我们的恋爱只谈了两个月就无疾而终，一来是小五的从中作梗，二来是高中的课业太紧张，我连和他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多少。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而那男生最终也只是牵过我两次手，连亲都没亲过我。
五月下旬，中朝军队一起进行了第五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军由战略进攻转成战略防御，那时我看着报纸上的内容，以为江生马上就要打完仗回来了，可是我从五月等到六月，又从六月等到七月，战事还没有结束。
七月中旬，敌我双方在开城举行和平谈判，江生寄来了一封信，说马上就要打完仗了，他快要回来了。
我和小五兴奋地睡不着觉，并且把江生快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坏了，那些天里他每天都巴望着江生回来，一听到门口有动静就立马放下碗筷，说道：“可能是你哥回来了，你们吃，我到门口看看。”
但是母亲每次都失落而返，她极力控制自己不表现出来，眼中却有难掩的委屈。
我们就在这种煎熬中等待着江生归来，从夏天等到秋天，从秋天等到冬天，直到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母亲包了很多饺子，我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江生也在，我每次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碗里的饺子，江生就会把自己碗里的饺子分我一半。
我看着桌上热腾腾的饺子说不出话来，小五在一旁讲着笑话，跟母亲聊着在学校有趣的事情，我吃完饺子转身跑出门，眼泪抑制不住地流出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报纸上明明说开始和平谈判了，怎么谈了半年还没谈下来，明明江生自己都说快回来了，现在半年了也没给家里寄回来一封信？
这场谈判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还没有结束，期间多次交战摩擦，先是发动夏季攻势，随即秋季攻势，甚至动用了细菌武器，直至战场转到了上甘岭。
那一场战争用惨烈已经不足以形容，战地记者拍了一张上甘岭风雪笼罩的相片，相片里，一排排的士兵趴在战壕上被冻成冰雕，我告诉自己江生最不怕冷，这样的环境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再说他应该是医疗兵，不会跟前线的战士一起被困在风雪中等死。
有时下课的时候我会去找小五，问江生有没有来信，让他去学校的信箱仔细找找，有时我就堵在学校的信箱旁边，生怕有学校暗恋江生的女生看见江生的名字就把信拿走，久而久之，我和送信的人也认识了。
我认识送信员一年多的时间，也问了他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始终都没有看见江生、江绒和马小五这三个人的名字出现过。
江生走后的第三年，我十七，小五也十七。
我和小五终于都上了高三，课程的紧张让我无暇思考，我每天都要背书做笔记，每天都被如山如海的习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五月的时候学校开了一次全校的考前动员大会，跟我们分析了现在各个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和未来学科的发展方向。
那时候科学和文学都较为热门，国家的发展需要科技带动，无数的愤青都希望成为作家和诗人，冰心老师也曾被请到我们学校演讲。
身为北平人，能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然是极好的，但这两所大学的分数线太高，离满分只差三十分，若是算术的最后一题做不出来，其它科目稍有两题错误就会名落孙山，而那时候上海国立复旦大学也是名校，学校老师和我讨论了半天，我和母亲也商量了许久，最终决定报考上海国立复旦大学。
我似乎在紧张忙碌和对未来的憧憬中忘了一个人，直到六月初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班主任让我去学校教导处接电话，电话是沈阿娘打得，她说母亲住院了。
母亲的身体向来健朗，突然住院很可能是和工地有关，建筑工地经常会出现各种事故，我和小五时常担心，生怕母亲也有什么事，就急忙赶往母亲所在的浅塘镇医院。
病房里，母亲躺在床上，脸色很差，她的头上挂着吊瓶，怔怔地看着我和小五进来。
“娘，您这是怎么了？”小五急切问道，打量着病床上的母亲，生怕她摔断了腿，或哪里被砸伤了。
“放心吧，你妈没事，就是中暑了，好久没休息了。”沈阿娘说道。
母亲的神情很是疲倦，没和我们说几句话就睡了过去，小五不放心，亲自就找医生问了母亲病情，得知母亲就是劳累过度的也就稍稍安心了些。
下午的时候我回了趟学校，刚好学校通知考前放假三天，母亲是第二天出院的，那三天里小五没让母亲再去工地，让她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如今的小五不仅人高马大，壮得像头牛，而且烧得一手好菜。母亲对小五有时比对我还亲，我和小五拌嘴的时候，母亲向来向着小五。
第二天母亲早早地去隔壁村子理发，我从睡梦中惊醒，习惯性地看着身边空落落的地面，原本江生的床已经被母亲移走，放到了粮仓里屋。
我突然心里发慌，跑到里屋要将江生的床抬出来。
小五在身后看着，问道：“江绒，你没事抬床干什么？”
我不理会，抓住床头用力将它从粮仓里屋拖出来，小五上前想要帮忙，被我一把推开，她看见我的手被木屑扎得流血，皱着眉头说道：“江绒，你手流血了。”
我抬不动床，只觉得胸闷，小五将我从屋里拉到外面，我捶打着小五的胸膛，将他推开，那时候母亲刚好从门外进来，见我还要去抬床，就问我发什么神经。
我瞪着母亲说道：“江生又没死，你干嘛把他的床收起来！”
我的脑海里突然就想起了江生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在三里屯的点点滴滴，难以抑制，江河决堤。
我坐在地上委屈地哭喊道：“都三年了，怎么江生还没回来？”
第084章 赵福喜的下场（）
江生这么一走就是三年，当初他临行前说过，在我高考之前就会回来，我没想到他真会离开那么长时间。
这三年以来，我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起江生，整晚失眠，我只有沉浸在题海中，每天累得身心俱疲，才能无暇思考其它。
离高考还有一周的时间，课业已经停止，每天只是复习，我突然无休止地想念江生，心里慌乱，坐立不安。
三年以来，江生只是前一年时候写信回来，而且他只写给小五，从未写过一封给我。
我多么希望能收到一封他专门写给我的信，可他整整两年的时间没写信回来。
也许是战事太激烈他无暇写信，也许他写了很多信但是却没法寄回来。
我经常做梦收到江生的信，第二天就满怀期待地跑到学校的信箱找信，每一次都期望落空，下一次又满怀期待。
江生走的时候刚好十六岁，而我如今都已经十七岁了。
我设想过无数种和他见面的情景，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给他脸色看，再也不在他面前耍小脾气，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他还是最疼我的那个江生。
我每天下午都会跑到学校门口等一会儿，有时看见与他身影极像的人就追上去看看，我知道江生如果回来一定会最先来找我，他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江绒的哥哥回来了。
我的整个高中基本上没有一个朋友，别人踢毽子跳皮筋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回家帮忙收麦子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吃饭休息的时候我也在读书，我生怕跟不上江生步伐，被他甩得太远。
那时候小五也很少来找我，每天也埋头在座位上做习题，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起江生的名字，家里的活也都是他和母亲在忙。
高考的两天前我由于一连几天吃不下饭，在班上晕倒过一次，小五那时候将我抱起来跑到学校的医务室，打完了针后非要拉着我出去吃肉包子，他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考，等江生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小五和我一样是报考上海国立复旦大学，在当时国内最为顶尖的几所大学之一。
考完试之后是六月中旬，由于当时批改试卷和成绩核对都是手写，所以起码要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公布高考成绩。
那时候高考成绩没法查询，只能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由校长宣读，由于大家报考的学校分数线都不一样，所以具体录取与否还要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个月的等待时间是煎熬的，如果考不上，就只能复习来年重考。
那时候村里还在上学的人只有我和小五，赵大海的成绩向来很差，因为高二时期因为土改下了学。
沈阿娘和赵富贵婚后所生的丫丫已经能跑会跳，今年四岁，就连原本三里屯的地痞李星也娶妻生子。
李星不知道在哪听了“昊天”这个词，因此给他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李昊天。
那时候李星的父母极力反对，说小孩子起贱名比较好养活，这昊天二字太邪乎，本来名字起高了就不好，更何况名字里还有两个天，更为关键的是“昊”字是日天，在没文化的农民看来是对上天的不敬。
李星不管不顾，就觉得这名字牛，他一直都记得当年他的带头大哥赵壮说的话，自古英雄豪杰大都出自屠狗辈，舍得那一身剐，才能把皇帝拉下马，他的儿子李昊天将来势必要搅起一片风云的。
李星二十一岁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二十四岁的他对打天下的野心似乎有了起色，如今已经成了三里屯村支部的队长，接替了马爱国曾经的位置。
由于三里屯地方小，之前乡镇没有规划生产队，所以三里屯一直没有干部，解放军解放北平之后的第二年，土地改革，全国各地人民被划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在这场改革斗争中，李星的贡献最大，因此荣升为三里屯的生产队队长。
一九二七时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时就进行过一次土改运动，主要是消灭地主平均地权，赵福喜算是个半吊子的读书人，他深知未来的政权革命肯定要对目前天下的土地形式进行改造，因此他早早地就提醒赵富贵每年要将家里的千亩良田逐渐卖掉。
赵富贵向来也听赵福喜的话，到了一九四九时，千亩良田被他卖掉了八百亩，剩下的二百亩赵福喜催着他卖，赵富贵不愿意了，那二百亩留着就可以生钱，谁想把自己发家致富保本儿的家底都卖了？
再说北平解放之后上面也没有对土地进行改革，再者说他赵富贵从来没欺压过谁，乡里乡亲的有忙他也帮，总不能把他最后这二百亩地给收了。
那时候的信息技术不发达，通讯也不及时，其实早在一九四七年的民国后期就有当局对地主的打击，譬如周扒皮。
周扒皮原名叫周春富，实际上他并不是地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