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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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 第38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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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绥根据地。1937年9月下旬,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到1938年初,晋西北根据地初步形成。8月,一二师派一个支队北上绥运,穿越平绥线,进入大青山区,与当地抗日武装相配合,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以后,晋西北区和大青山区连成一片,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根据地。1937年11月,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八路军129师进入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地刚刚建立起来,1937年12月,日军即发动了6路围攻,八路军英勇反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至1938年4月,收复18座县城,成立晋冀豫军区。同年春,一二九师一部开辟冀南区。8、9月间,又收复了豫北滑县等地。

    山东根据地。1937年冬,日寇侵占山东后,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先后在鲁中组徕山、胶东等地区,发动了多次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了加强统一领导,1938年12月成立中共山东分局,同时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同月八路军总部令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部及第三四三旅开赴山东,作为山东抗日武装的骨干,并加强了对游击战争的领导。

    华中根据地。1937年10月,根据同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正副参谋长分别为张云逸、周子昆、政治部正副主任分别为袁国平、邓子恢。1938年5、6月,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1938年4月,第四支队挺进皖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7月初,第三支队在芜湖、宣城等地开辟了皖南根据地。10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东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抗日局面。

    陕甘宁根据地。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华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23个县,其首府延安是中共所在地,是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寇胶背受敌。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接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迫使敌人不得不停止其战略进攻,从而促进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

    抗战一开始,共产党就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并通过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作为持久抗战的依托和战争形式。

    抗战爆发后,对抗日战争究竟怎样发展?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国人民所关心而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抗战初期,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幻想依靠英美等国的援助迅速打败日本,鼓吹“速胜论”。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就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公开散布“亡国论”。

    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党内外的混乱思想,指导抗战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闻明了洛川会议提出的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且,为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抗日战争的前途,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总结了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对抗日战争的特点、发展规律,以及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战争不仅仅是个战术问题,而是战略问题。由共产党领导的、有广大群众支持的、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这样既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必须解决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根据地、向运动战发展等异乎寻常的问题。于是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第323章 民国(19)() 
论持久战一文中,首先具体分析了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间的科学论断:(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的弱国,这是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二)敌人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这是日本战争必败的主要依据,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进步因素的代表,是抗战得以持久和取得最后胜利的条件;(三)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则与之相反,这是坚持持久抗战的客观有利条件;(四)战争性质决定,在国际上,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亦是中国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亡国论者只夸大敌强我弱这一特点而无视其他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了这个矛盾而夸大其他特点,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其次,阐明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必然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第一、第二阶段,应是战略防御中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从范围上讲是战略内线中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应是战略的反攻战。关于作战,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二阶段,游击战上升为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

    再次他还阐明了抗日战争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党的这些军事战略方针及思想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

    日本仍诱降活动,使国民党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多数最终坚持了抗战;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则于1938年12月,公开投敌叛国。

    汪精卫原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自抗战以来,他多次公开发表文章和谈话,积极主张对日妥协,把主张抗战者斥之为“唱高调”,散布“亡国论”,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因此,只有向日本乞求“和平”,才能维持苟安局面。

    1938年7月,汪精卫指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密赴日本,同日本陆相板垣、参谋次长多因骏等密谈,得悉日本欲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出来收拾时局的变向,并将探得的情况报告汪。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汪精卫的投敌活动更为猖獗。11月,汪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锁昭,今井或夫在上海秘密签订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并拟定了汪响应日本招降声明和逃驻河内的行动计划。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次日陈璧君、陶希圣、周佛海、曾仲鸣等人经昆明抵达河内。22日,日本首相自卫发表第三次诱降声明,提出所谓“陆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并宣称愿和中国“是有单独人士合作”。29日,汪在河内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执委、监委的“艳电”,劝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投降。1939年4月下旬,汪派汉奸在日军保护下,秘密离开越南,5月抵达上海。

    汪集团的叛国投敌,使国民党阵营内亲日派与亲英美派公开分裂。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布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军委政治部联合发表声明,称其故意与薄弱、甘心为敌利用者的怯懦卑劣心理,对整个抗战前途绝无任何影响。另一方面,蒋密令一些要人劝汪勿作反国的公开表示,勿与中国断绝关系等,但均遭到汪拒绝。6月8日,国民党政府通令缉汪归案。

    5月底,汪精卫带领周佛海、高宗武等人亲赴东京与日本首项会谈,就以汪精卫为首建立伪中央政府问题达成了谅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由国民党投敌分子参加的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政纲,通过了“以反共为本党之基本政策”。强调调整中日关系,和平建国等,承认日本近卫声明中的“善邻支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会议指选汪为临时主席。11月初,周佛海等人与日本影佐颅昭等人率领为时两个月的谈判。12月30日,签订了“日本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其主要内容是:(一)东北割让给日本,将蒙疆(指当时的绥运,察哈尔两省和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国防上、经济上的“日支强化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二)日本在华北及蒙疆的要地,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及华南沿海之特定岛屿驻军,并控制驻地的铁路、航空、通讯及主要港湾水路。(三)日本有开发华北、蒙疆及其它地区资源的特权,并控制汪伪特权的财政、经济、交通、农业、贸易及海关。(四)日本以配置顾问职员等方式控制汪政权。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并担任行政院院长。陈公博任伪立法院院长、政治训练部部长,周佛海任伪整政、财政两部部长。从此,一个充当日本帝国主义鹰犬的全国性伪政权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连日举行讨汪大会,巩固统一战线,抗战到底。

    皖南事变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移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向新四军,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消灭新四军而蓄意制造的重大阴谋事件。1940年春,国民党就加紧制造华中地区的摩擦事件,妄图截断华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然后分割包围聚歼,并制定了三路围攻新四军的计划。是年7月,国民党提出一个取消陕甘宁地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所谓“中央揭示案”,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先声。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喜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将国民党“中央揭示案”以最后决定形式通知共产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随即制定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30万大军准备进攻新四军,同时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增至20万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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