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在上士的后面，沿着街边往前走。我一面走，一面打量着路上行色匆匆的路人的脸，打量着房屋上交叉贴着狭长黑纸条的窗户，打量着堆着沙袋的商店橱窗，打量着墙上贴着各式宣传画。
越往前走我们走得越慢，因为要不时地绕过一个个用沙包、圆木和木板堆成的街垒。把守这些街垒的人都穿着便衣、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看就是临时组建的民兵部队。他们不时地把路过的行人拦住检查证件，而我俩通过街垒的过程中，却是一路畅通无阻，对那些执勤的民兵来说，也许我们身上的军装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停在一栋条石修建的房子前面。“我到地方了，指挥员同志。”然后上士又指着前方说：“顺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路右侧的第四栋房子，就是您要找的地方。”
“好的，”我向他伸出手说：“谢谢您，我们后会有期了。”和他握过手以后，我又独自沿着道路向前走去。
在一个与房屋相毗连的小树林里，我看见一群人正在那里挖掩体。共有二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站在已经齐胸深的土坑里，劲头十足地用铁铲挖着泥土，把泥土装满桶，然后挨个儿传到上面。在上面的人接过桶，到不远的地方倒掉泥土，又把空桶传到了下面土坑里。
“军人同志，”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位年轻的民警，也许是他看见我在这里停留很久了，所以过来询问一下。“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他这么一问，让我有些慌乱，我对警察的恐惧还是根深蒂固的，暂时无法改变的。稍微定了定神我才问：“我想找47号楼，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47号楼？”他反问道。“这里就是啊，军人同志。”
“您是管理这个区域的片警吗？”我试探地问道。
“那是自然。我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
“我有个朋友叫卡佳，我是来这里找她的家人的。”
“可能要让您失望了。”他脸上带着遗憾地说：“前不久区民政局来过了，通知说卡佳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
“那她的家人呢？”虽然来之前，我就猜到卡佳的家人十之**已经知道她牺牲的消息，但受她临终的嘱托，我还是应该走这一趟的。
“她的父亲参加民兵去了前线，她的母亲和姐姐都已经疏散到后方去了。”民警向我敬个礼，然后走开了。
没能找到卡佳的家人，冈察莫尼斯嘎亚之行就这样遗憾地结束了。我在路边拦了辆顺路的军车，让司机把我送到了离旅馆不远的地方，然后下车往回走。
快到旅馆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科罗廖夫正在门口来回踱着步。他看见我出现，立刻拼命地打着手势，示意我动作快点。“难道我们出发的时间提前了？”想到这里，我赶紧朝他小跑过去。
“快点，大将同志等你半天了，我正考虑到什么地方去找你呢。”科罗廖夫抓住我的胳膊，扯着我的身体快步向里面走着。
“大将同志？！”我有些诧异地问：“哪位大将同志啊？”
“还能有谁？当然是我们方面军的前任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啊。他都等你半天了。”
下一分钟，我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了穿黑色皮军装的朱可夫面前。他没有更多的废话，开门见山地说：“奥夏宁娜同志，介于你在普耳科沃高地战斗中的勇敢，和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的杰出表现，斯大林同志亲自决定提升你为少校军衔。祝贺你！”
“为苏联服务！”我已经有过授勋和晋衔的经验，知道在这种场合该说什么。虽然我早知道自己会获得更高的军衔，但猜测最多就是个上尉军衔，没想到会连生三级，直接授予了我少校的军衔。
“接下来。”朱可夫等着随行的军官为我更换完肩章后，又接着说：“目前上级对你的任命有两个，你可以选择一下。”
“我可以问问是什么样的任命吗？”我鼓足勇气大胆地问了一句。
“克里姆林宫里某个高炮营的指挥员，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今天已经调离了，这支部队的指挥员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空缺，你可以去担任这个职务。”
啊！我大吃了一惊，看来昨天科罗廖夫说的还真不是假话，因为让敌机侵入了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并投下了炸弹，负责防空的指挥员果然是受到了处分。不知道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挖煤还是被直接枪毙了？别济科夫的命运又如何呢？如果我答应出任这个职务，会不会步他们的后尘呢？
“你是怎么考虑的？”朱可夫看我没有说话，有些不耐烦地问了一句。“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说出来。”
“将军同志，”第一个任命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还是比较关心第二个任命到底是什么。“我能听听另外一个任命是什么吗？”
“当然可以。”朱可夫点点头接着说：“我已经出任西方方面军的司令员，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陪我到波罗金诺去。不过我事先提醒一下你：那里的形势已经非常困难了。”
在我的印象中，朱可夫在战争中好像从来没有遇到危险的情况出现，所以跟着他走，自身的安全是绝对能得到保障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愿意担任您的副手，陪您去波罗金诺。将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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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节 新的前线（一）（）
朱可夫的黑色轿车停在旅馆的内部停车场里，乔洛霍夫、科罗廖夫他们把我们送上了车。临上车前，科罗廖夫拥抱着我，在我的额头轻轻地吻了一下，用父亲的口吻关切地说：“丽达，你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我当时突然觉得鼻子发酸，感觉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我脸贴在他的胸前，哽咽地回答说：“巴维尔叔叔，谢谢你，我会想你的。回到列宁格勒，如果你见到薇拉的话，请代我向她问好。”
“动作快点，奥夏宁娜少校。”已经坐在车里的朱可夫有些不耐烦地催促我：“有什么话，等打败了德国鬼子再慢慢说。现在我们要立即出发到前线去。”
我拉开车门，坐进了轿车的后排，紧贴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坐下，然后隔着窗玻璃向外面的科罗廖夫挥手告别。
车缓缓启动，开出停车场后，车速逐渐地快了起来。
我回头一看，除了我们这一辆车，后来就再也没有车了。我有些诧异地问：“大将同志，我们这是去前线吗？”
“是的。”朱可夫不客气地回答我：“难道你以为我们这是去参加婚礼吗？”
“可是这里只有您、我和开车的司机三个人啊。您去前线，连个警卫员都不带吗？”
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上的朱可夫连头也没有回地说：“你身边的那个帆布包里有冲锋枪。据我所知，你对枪械很熟悉，枪法也不错，我们这一路上，你就负责担任我的警卫员。”
我愉快地答应了一声，打开了帆布包，从里面抽出了**夫冲锋枪，拉开枪栓检查了一下弹药，见枪里的子弹充足，心里顿时踏实了。只要手中有这支**夫冲锋枪，对付几个德军的散兵游勇，还是游刃有余的。
前方出现了一个检查站，摆放着路障的路口站着几个背步枪的战士。看见我们的车开过去，其中一个人站在了路中间，把右手举过头顶，示意我们停车。车稳稳地停在了他的面前，战士上来弯腰向车里查看。朱可夫坐直身体，扭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那名战士赶紧站直身体，后退了两步，举手向我们敬礼。看到这种情形，其他的几个战士赶紧把路上的障碍物移到了一旁。司机一踩油门，车又向前看去。
出了检查站，路的两边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劳动大军，里面大多数是妇女，她们正在挖掘环城的战壕。我看见在战壕的后方，除了修筑有碉堡以外，每隔几百米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里面有负责防空的战士在执勤。
“奥夏宁娜同志，”我正抱着冲锋枪向窗外张望的时候，朱可夫又突然说话了：“我有很多疑问，想问你一下。”
听他这么一说，我有些吃惊，朱可夫难道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向我请教的吗？我赶紧坐直身体，有些紧张地说：“将军同志，您请说吧。”
“你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所说的话，我今天已经看过会议记录了。不可否认，你所说的内容里很多论点很精辟、很独到。”说到这里，他扭过头看着我，继续说道：“不过令我吃惊的地方恰恰在这里，要知道能如此清晰地分析目前形势的人，起码都应该是个方面军的参谋长或者更高职位的人。而你，仅仅半个小时前，才获得了少校军衔。有很多的事情，连上将级别的指挥员都没有知道的权限，更何况你一个每天都待在前线的小军官了。面对德军的凶猛进攻，即使最高统帅本人，也没有信心在莫斯科城下能挡住他们。而你，却在讲台上，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我军不光能挡住敌人，并且还能完全地粉粹他们。说到分析我军高级指挥员在前期的失败原因，更加是一针见血。毫无疑问，能得出如此精辟结论的人，绝对是个旷世的军事天才。在目前的这种严峻形势下，我非常想结识一下这样的人，和他谈谈，向他请教一下如何应对眼前这种严峻的局面。所以我格外地想知道，究竟是谁把这些思想灌输到你的头脑里去的？”
对于他这样直接的问话，我顿时哑口无言。不错，在克里姆林宫讲台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从历史书上看来的，至于说到“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更是直接引用了主席在遵义会议上的总结。可是我该怎么回答他呢？难道我能将实情告诉面前的这位将军，说：“大将同志，其实我是来自未来的人，我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所讲的一切，都是后世书里所学的历史知识。”
那样一来，估计我不是被当成疯子，就会被当成奸细分子。我脑子快速地运转着，琢磨着该怎么圆谎。
“怎么了？”朱可夫有些不解地问：“那个人是不是被逮捕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以行使我的特别权利，把他解放出来，为他在方面军司令部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朱可夫把我的沉默当成了另有苦衷，前几年的大清洗运动中，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指挥员被无情地清洗掉了，其中包括苏军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本人。估计他以为我遇到了一个在清洗运动中的幸存者，所以才会这样说。
“不是的，将军同志。”我急忙否认，然后用才编造出的理由来搪塞他：“我一个多月前，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在弥留之际，我感觉自己的灵魂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古堡，在里面见到一位神秘人。”
“什么样的神秘人？”他满脸疑惑地问道。
“我不知道，他脸上戴着一个铁面具，”我继续编着故事，“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他身上穿的是我军的制服。……”
“什么样的制服？直接点说。”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
“是。”继续故事已经开了头，后面编起来就容易多了。“是一套元帅的制服。他虽然戴着面具，但整个人看起来很年轻，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我所阐述的很多军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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