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骏保是光复会会员，镇军军官。中华民国成立前八天，此陶被陈其美以“在九镇进攻雨花台时，中途截留由沪运往械弹”的罪名，未经军法会审，枪杀于都督府大堂。光复会事后提出种种质询，陈其美拒不回答。
陶成章被刺后，孙、黄分别致电陈其美，要求“严速究缉”，黄兴并要求陈其美“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则称“盛传满洲暗杀党南下，谋刺民国要人，公或其一也”。
章太炎明显将这些说法认为是居心不良的烟幕弹。他立即写公共信发表于《大共和日报》，直斥黄兴“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属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并说这种鬼域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杨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有人说，这封撕破脸的公共信让章太炎逃脱了成为下一个陶成章的危险。
蒋介石替拜兄陈其美完成这桩大事后，遭到光复会的追杀，在刺陶同伴王竹卿被光复会的复仇之火烧死后，被迫逃往日本躲避。后来蒋介石得正大位，御用文人写及辛亥史，往往称陶成章为“假革命”。
同盟会光复会从此势不两立，章太炎后来在川军烈士悼念会上写的一副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虎踞龙蟠，古人之虚言！”意向所指，明白无误。
不过，正如钱基博所言：“成章死，而炳麟失其谋主，燮和无与提挈，光复会于是无能为役矣！江浙各地之光复，光复会之功为多；而同盟会嫉其掩己，阴贼险狠，命刺客交于衢路。炳麟贻书告孙文，置不理也！……炳麟徒托空言，光复会浸衰浸微，而同盟会独盛于世。”
上海光复，是商团、光复会、同盟会协力达成，到头来却变成陈其美独享其成。这位爷叔行事太霸道，上海人对他也很不满意。众口腾传陈其美当日攻打制造局时轻易被抓，仿前清官员资格“两榜进士”的说法，称他为“一榜（绑）都督”，又因为陈其美喜欢逛妓院，当都督后不改英雄本色，据说还得过杨梅大疮哩！又称为“杨梅都督”。
种因必得果。上海光复这锅夹生饭，过得一两年，便让人尝出了滋味。李燮和在吴淞军分府撤销后，北上谋职，很快被袁世凯网罗，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而二次革命，陈其美再攻制造局，“商团、商会和地方上的人都不参加。第一次攻制造局，大家不逃难；第二次攻制造局，大家知道要失败，纷纷逃难。陈其美一打就失败。”此次陈其美能动用的力量岂辛亥可比？但是没办法，辛亥年由李平书联系伍廷芳，即能说服租界当局一概不管革命党行动；1913年在陈其美攻制造局失败后，租界当局立即将陈部缴械。商会在上海的力量，实在举足轻重啊。
要共和，不要革命
【“我辈看起义似甚简单”】
十七岁的草桥中学五年级学生叶圣陶（这是他刚给自己取的号），隔了两天才知道武昌事变的消息。苏州本地没有大的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从上海送到苏州，总要晚上那么半天一天。
而且他得到的消息也不那么准确，比如“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新军亦起而相应”（其实是反过来的），“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没影儿的事），“此事也，甚为迅速与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事实是仓促得很，也谈不上机密）。然而不管怎样，少年的兴奋欣喜是真实的：“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
这位喜读《民立报》、为蹈海英伦的杨笃生写过挽诗的中学生，家里很清苦，“无半亩田一间屋”，父亲给别人当账房，下乡收租。然而少年热血，不因家境而改变，同班同学顾颉刚回忆当时他们怎样地爱读于右任主编的革命系“三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我们非常的爱它能给与我们一种新血液……使我们甘为国家牺牲”，前两张报纸被封之后，“怪不得跟满清政府和租界上的工部局拼命”。（《十四年前的印象》）
江苏是立宪派大本营，苏州尤其平静。苏州少年的热爱革命，甘为牺牲，更多是出自对国家的忧虑，因此“三民报”是他们拥戴的，而《国粹学报》、《东方杂志》也是他们喜爱的读物。叶圣陶非常渴望能自己办一份报纸。他在1911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边虞之危难实不得知，全赖报纸为之探听，为之警醒，使吾人得有以为之备，有以为之挽回。”至于如何挽回，未必有什么定见，所以革命党的报纸也爱看，立宪派的杂志也受落，1910年11月中旬苏州开提灯大会，庆祝朝廷下诏“宣统五年开国会”，叶圣陶和顾颉刚也晚晚列队参加。
后来叶圣陶重看自己辛亥日记，感慨“我辈看起义似甚简单，而关心殊甚”，而顾颉刚的回忆更为形象：“我们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上海各报，每天下午一时车运到苏州，我们就推定同学，在下午二时下课休息的十分钟里，赶快跑到宫巷桂芳阁茶馆里，向卖报人买了几份报纸，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辛亥观感》）
上海报界，当时大都倾向革命，受众亦是如此，《申报》曾登载武昌革命军失败消息，被读者堵门质问，直到编辑拿出电文原稿才解释清楚。从上海报纸得来的消息，自然会在原本就倾心革命的少年人心中，构建一出“想象的革命”，如“各国对此事颇赞美之，谓少年之中国方勃勃而萌芽也。此语余颇深信之……苟一改革，则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为少年中国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乐又何如！”（10月14日日记）对照在清华园惶惶不安的吴宓，叶圣陶实在要乐观得多。
基于这种乐观，他对江苏革命党人行动迟缓非常不满，在叶圣陶的想象中，江南是开化之地，应当是党人一呼，应者云集才对，“独恨吴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识既开，见解当正，而何以绝无动静也？”（10月19日日记）
在叶圣陶看来，革命军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事，“盖如此正正堂堂之师，本当胜也”，一听到不利的消息，则“闷郁特甚”。他也想到过革命军一败再败，终至于消灭的可能，但一想到这点，就觉得“不堪设想”，那样的话，我们这样的人，还怎么活得下去！他整天想着这件大事，上课“充耳而未有所闻”，回家后也无心温课，一定要报上又登载了革命军胜利的消息，才得了大欢喜，急急跑回学校，“以报纸携进教室，则同学争夺之……皆笑色现于面，暗相告语，不顾程先生在讲台上矣。是课毕，同级人出以告众同学，则顿闻至响至宏之欢呼声发于自习室中，是真爽快快乐哉！”（10月21日日记）
外省革命形势越好，叶圣陶就越愤愤于江苏的无动静。仅仅在日记发泄已经不足于平息他的愤懑了，11月2日，上海光复的前一天，叶圣陶在学校里写了一篇作文，题为《秋风辞》，文章里说，“推翻清政府”是中国同胞的天职，可是江苏呢？
“鄂省同胞首先倡义，可尊也；各省响应，高举义旗，亦可尊也。然细思之，亦不过能尽天职耳。而我省则默然无闻，素称文教之邦，而乃若此，耻矣。且苟闻鄂事而遽起应之，犹有耻也……我苏省则见人之所为而不能学步，是明明放弃其天职。放弃天职者将不耻于人类，则我苏省人犹得腆然人前乎？”
所以当三天后，11月5日，起床后正在吃早饭，突然听从街上回来的叔叔说：“苏州已经光复了！”叶圣陶不禁既惊且喜——这可跟他想象中的铁血革命大不相同。他跟顾颉刚去瞻看都督府——其实就是昨天的抚台衙门，只是挂了白旗，贴了告示。
苏州光复真可称得上匕鬯不惊，最脍炙人口的说法，当然是因为没有破坏太不像革命的样子，前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吩咐人将抚台衙门檐上的瓦片捅落了几块，以示革故迎新——不知叶圣陶与顾颉刚瞻看都督府时，有没有注目地上那几块象征旧政权的碎瓦？
看到的这些景象不足以慰藉少年的狂热，好在草桥中学成立了学团，协助巡防，这就有些投笔从戎的意思了。
晚饭后，叶圣陶立即装扮起来，黑衣黄裤，臂缠白布，背一杆练习用的步枪，弹匣缠在腰间，还有一把刺刀，很有点革命军的样子。然后是“列队出巡，维持地方治安”，一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觉。最可惜的是，事太仓促，辫子还没来得及剪。
从此叶圣陶便夜夜参加学团活动，煞是神气，“佩新式五响毛瑟枪，匣子弹十颗，列队出巡”，十二点后，充任队长，还可以佩上一把指挥刀，带着四个同学，专走小街狭巷，防察奸究，然而苏州平静得很，似乎动乱与紧张都属于上海与南京，小桥流水吴侬软语岿然不动。
几天过去，叶圣陶惊异地发现，光复后的苏州人仍然是苏州人，比如，有人仿照上海，发起学生军与学生北伐队，学校里居然没有一个人肯去报名。而维护治安的学团，本来有三十六人，11月12日，有消息说学团还要扩充，因为一旦南京方面发兵来攻，学团也许要临阵杀敌——哄地一声，这群早些日子还盼着革命军胜利盼着苏州加入反清阵营的学生，“皆惊骇”，连忙找负责人，要索回早前加入学团的签名单。有人大嚷，说要解散学团，别人问为什么，又说不出来，便换种说法，讲早前不知道学团要打仗，现下要重新签名。于是闹哄哄重签名，人数一下子减了一大半。
叶圣陶自然是重签了的。到了晚饭八点钟，又是学团巡街的时分，今天列队出校者，骤减至十六人。
【“插白旗”】
苏州的光复，确实也像苏州人一般，半推半就。
从表面看，苏州光复的条件确实不好，甚至可称恶劣。各地倚为起义主力的新军，苏州只有兵力不足的一个二十三混成协，而苏州西有南京、镇江，南有杭州，都驻有大量旗兵，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张勋，个个都是顽固的保皇党，以江南水陆交通之便利，一旦苏州有异动，几处兵马联合夹攻，苏州腹背受敌，必致地方糜烂。
在内而言，江苏巡抚程德全虽因荐举亲信应德闳不果，反被降了三级，与朝廷谈不上和睦，但也说不上倾向革命；藩司左孝同是中兴名将左宗棠的孙子，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标榜，肯定反对独立；掌控市区治安的巡警道吴肇邦也站在左藩台一边。热血学生如叶圣陶者，实在把光复想得太简单。
更重要的是，程德全必须要等一个人的意见。事实上，江苏全省士绅，都在等他的意见。这个人就是张謇。
张謇是武昌事变的见证人之一。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张謇已经在武汉呆了六天。他来武汉，是因为他名下的大生资本集团已经从江南一路扩张，沿江西进，打进了武汉，从此可以笼罩两湖，坐望西南，张謇倾力打造的商业帝国，已经隐隐见出雏形。
张謇在武汉，与政商各界名流每日酬应往还，上至湖广总督，下至谘议局诸公，谁不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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