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 第38节

抛开历法之争，手创民国这样的大事，还是足以让当事者兴奋莫名。夜深人静，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各代表在半夜里由总统府步行回三牌楼旧谘议局”，那夜的月亮很大，有人说，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不可以毫无动静，于是有人带头高喊口号，众人欢呼雀跃，有些代表干脆大声唱起歌来，沿途居民被吓醒的不少，纷纷隔着门缝往外张望，还以为南京又闹兵变哩。

就职典礼这事各省都不知道，不过改元倒是早传出去了。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非常兴奋，叶圣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这时，孙中山的就职典礼还没举行呢。

叶圣陶是新政府的热烈拥护者。1月5日，他亲自动手，为父亲剪去了发辫。1月8日，苏州公立中学监督袁希洛自南京回苏，袁是各省代表联合会议里的江苏代表，也是阳历的铁杆拥趸，“阳历更符合黄帝历”的说法就是他提出来的。师生见面，分外高兴，1月9日，叶圣陶与同学们与袁先生摄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装，以示“咸与维新”。叶圣陶对新政府的热爱明显受到了袁希洛的影响，照完相，叶在照相馆就手买了孙中山的小像，“印工纸料皆非常精美”。

元旦没得及庆贺，真是个遗憾，叶圣陶与同学们决定庆祝“第一元宵”。经过几天筹备，到了1月15日那日，学校里彩灯遍挂，旗杆高竖，“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经五色灯及万国旗，门前杨树一带亦经绳而悬以灯”。不仅是草桥中学，苏州城这天也遍燃灯火，“恍入不夜城矣”，学生们循例提灯出巡后，在校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鞭炮声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乐不可支之狂笑声拍手声，声声相应”，归途望去，家家门首，尚红灯闪闪。

民国元年的正月，于叶圣陶而言，可谓喜事连连。1月28日，叶圣陶正式从草桥中学毕业，成为一名社会人。本来他还颇为就业担心，但经袁希洛郑重介绍，苏州教育课长吴讷士聘叶圣陶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叶圣陶家境不宽裕，有这份教职，家困可以纾解不少。

同时，叶圣陶也与顾颉刚等朋友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这个由江亢虎创建的政党发展迅猛，苏州支部1月14日成立，2月初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党纲声明“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普及平民教育”等等，叶圣陶他们却认为自己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叶圣陶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会主义”，在参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礼时，叶圣陶送的一幅贺字，被当场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绍，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许配给了叶圣陶。这可真是革命带来的又一件好事。

【44天：交织的时光】

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已经有两个月了。清华复学无望，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

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学业总要继续。吴宓思量再三，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比较稳当，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

1月29日，吴宓与同乡到黄浦滩游逛，下午回寓时落了大雪，絮飞片片，南方的阴冷让北方青年吴宓很不习惯。当夜三点，对街的馥康里失火，迅即延烧了六七家。寄居在姑丈家的吴宓冒着雪后的冷，披衣站在弄堂口观火。“当火之时，居人号呼，警吏奔驰。火映水汽，半天空皆红色辉耀，火星四迸。而屋之焚烧或倒落，复时作劈拍震击之声”，吴宓不禁在日记感慨：冯国璋攻入汉口时那场大火，自己虽然未能目睹，看看这场小火，也能想象当时的惨状啊。

第二日清晨，吴宓又到火场看视，火烧后的余烬，雪化后的水流，混在一起，流得遍街都是。失火的家庭，站在寒冷的户外，守着仅余的什物，衣冠不整，面色懊丧。听说，这些住客大都是避联军攻城之乱，从南京迁来的……

吴宓的故乡陕西，此时也在水深火热之中。甘肃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东攻伐，《时事新报》甚至报道说西安已被攻陷。陕西多番告急。旅沪的陕西商人，连日在一品香等处聚会，策划成立救援队与运输队。民立报的于右任伯伯，吴宓的生父吴建寅都参与其中。

这些事轮不到吴宓管。他的头等大事是应考，2月5日，四点即起，六点半出发，八点钟入考场。出乎吴同学的意外，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在考场还碰到三位清华同学——看来大家对清华前途都很悲观。可惜吴宓太紧张，竟然忘了问他们的住址，不然也可以联络联络，抱团取暖。

两天后，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取中了。接下来是陪未考中圣约翰的表哥胡仲侯报考麦伦书院，忽忽又过了五六天，中间几次去民立报馆看望父亲，多见不着，只听说有“同乡败类”集会反对于右任伯伯，大家公推吴建寅去南京向于伯伯说明情况，以谋对付之策。

待得2月12日，终于见着了父亲。吴建寅告诉吴宓，圣约翰的学费不必担心，陕西商号汇款。吴宓希望能跟父亲长谈一次，但吴建寅忙着送“豫晋秦陇红十字会”乘船往西北战场，只能向吴宓点点头：“改日吧，改日咱们谈谈。”

2月13日，上海大雨。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枯坐楼中，寂寥实甚，无术消遣”，终于病倒了。吃了几粒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吴宓口角冻裂，张不了嘴，吃饭说话都很辛苦，“诸种交至，益觉怅怅”。这“怅怅”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今天孙中山的辞职。

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许“清国遗老”的郑孝胥。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但人在上海，对新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争，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郑孝胥看来，“前日朝廷所颁信誓十九条，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无可争。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

郑孝胥觉得，南北议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而且，“此次选举总统，止十七人，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遂自称全国公举，真可笑杀人也”。

1月14日，郑孝胥在日记里怀念起故人端方来。当日端方两次来电，求郑孝胥同往四川，郑孝胥坚决不允。如果阴阳异途，总不免会想：倘若当日我去了，是不是端陶斋就可以不死？而今回头想来，有两条路：一，未从武昌出发，先请入都，声称要密奏方略，电报发出马上启程北上，到了北京，再设法拖延，那时武昌事变或许已起，或许被平，连四川或许都不必再去，这是上策；二呢，是入川后驻兵重庆，武昌新军不稳，让他们直接赴成都平乱，自己再从陕西、贵州调兵来护，即使来不及，重庆的新军也靠不住，至少兵变时可以逃进某国领事署，也不至于被害。郑孝胥盘算了半晌，觉得端方号称满臣能员，智不足以自救，难怪清室倾覆在即……

这些话都只是在日记里说说，对外，无论是南京来人联络，还是上海领事会要反对陈其美，郑孝胥都不参与，表示“久无动静，真守中立”。

从1月1日到2月12日，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两套历法，同时也处于“战”与“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交织的时光，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否则“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终不能抱定主见”，所谓主见，便是君主立宪。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美国虽号共和，却接近立宪专制，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国，“虽曰君主立宪，实最有共和之精神”。

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因为他的家乡陕西，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只有南北实现和平，陕事才能平复。即使回不去清华，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

叶圣陶则最激进。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认为连“优待清室条件”都大可不必：“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乃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2月13日日记）不肯让位，那就打呗！

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那时真是年轻啊。

【1643～1912】

侍卫武官唐在礼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接到内阁秘书处通知：明日清晨，护卫各国务大臣前往乾清宫参加接奉皇帝退位诏书的仪式。

十一月廿五日，也就是阳历2月12日，天刚亮，唐在礼与其余三名侍卫武官一道，进东华门，奔乾清宫。只见东华门外戒备森严，“像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样子”。后来听说是各大臣很担心，怕闯出几个宗社党来拼命，“宗社党”在北京传得很厉害，说是连袁宫保都没把握制住他们。

到了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长廊上，国务大臣们都已经到齐，袁世凯自从1月16日遇炸，便称病不朝，内阁交胡惟德代领。十名国务大臣中，满人有度支大臣绍英、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汉人有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养心殿里，就这么十位袍帽顶戴的大臣，四名军装军刀的武官。

没过多少时候，有人来说“太后要上殿了”，大伙儿依序往殿里走，大臣们走到离宝座一丈的地方，面向宝座，横列一行排开。四名侍从武官站在他们身后。

两名太监走了出来，分站两旁，像京剧里打旗儿的。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出现了。唐在礼也顾不得什么天颜不天颜，从两位大臣的肩膀之间望过去，仔细看了看小皇帝。他后来记道：“溥仪生得很清秀，只是看上去天庭虽还饱满，口鼻生得迫近，下颏尖促。我心里就想：‘这个小皇上到底不是个福相。’”（《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

唐在礼有机会细看小皇帝，还发此大逆不道之想，全因当日臣下没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只是由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