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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秀夫背负宋末帝跳下崖山后，奴性就再不可避免地永远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上。现实的强权成为我们说话和思考的指针，而不是先验的公正原则。所以，对六千万被蒙元屠杀的汉人，以及汉人在蒙元政权时期的悲惨遭遇，我们的史书或轻描淡写，或以“民族融合”化之，这种整体民族性趋向下贱是非常可怕的。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
蒙元灭亡南宋，那是无法阻挡的宿命。让蒙古人从野蛮状态崛起并席卷欧亚大陆，那是上苍的天谴。伟大的文明在面对野蛮的暴力冲击总是脆弱异常，这被历史一次次证明。文化昌盛的南宋面对鸿蒙未开的蒙元覆亡于是注定无法避免。
宋是中国史上时期较长的王朝中军事上最脆弱的，但即便如此，文明柔弱的宋代军民还是击毙了让欧人恐慌万分称之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当文天祥在狱中看到宋末的幼帝劝降时，悲壮的同时，我们只的哀叹文明的末路。只要汉奸们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坚贞不屈只是个僵死的牌坊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和生命力。汉文化第一次完全覆没于蛮夷的水面之下，窒息的不只是汉人的自由更有华夏的精气。从此之后，汉唐的风韵只可能复兴，却不再有机会继承。汉人伟大的不自欺的骄傲从此被封存为记忆。明朝的建立，在政治上远离了民主，暴腥成为官议的杀手和奴役的帮凶。随后，迁都北京，提防海洋，动手修建规模宏大的明长城的举动，标志的不仅是汉人自信的失却而且也预示着自主开拓精魂的远离。被安史胡和沙驼突厥扰乱后的中国，隋唐雄风已不再，蒙古人的出现将秦汉的风韵和隋唐的荣光冲得支离破碎，而将南宋政权的彻底击落则用超过能力的挫折改变了我们民族正常进步的大度。从此之后的汉人朝廷的行动和民众历史的书写总有着矫造而不再流畅。于是，为了不在过分自卑的氛围下生存，本只为勃尔只斤氏自豪并血流满地的荣耀却为我们斤斤乐道。可是，终究还会暴露出，这只是掩盖我们民族自身无能和已经偏执的幌子。
凭印象或文字记载而没有图纸的古建筑复制只能是模仿，而不是再现。或许有形，但却无神，更有甚者连形都不全。明王朝的出现，朱元璋的经历，注定了明王朝不可能有隋唐的贵胄之气，也不可能有两宋对文化的宽容之心。明有史以来最严酷的一人专制体制的建立，体现了一个民族宽容与自信的丧失，专制地无以复加，血腥也就登峰造极。值得庆幸的是，朱明终究缺乏治国的血统，除了早年的皇帝热衷于权力外，后面的皇帝都或多或少不乐意从政，做木匠或作瓦匠的爱好，使完美的一人独裁制度的设计没有能一以贯之的实施下去。松动的中央体制为太监弄权提供了空间，也为民间学术的繁荣留有余地，更为宽松的政治清议和内阁觉力突出缝隙。尽管不是它的本意，但多少有客观因素。面对近似完美的皇权专制体制的设计，在使太监和权臣有心却无力篡国的同时，本质却是偏执的，也注定了东林党类知识分子的悲剧。积贫积弱，虽是汉人朝廷，但在为民谋利上却不称职。满清入主中原实属历史误会。但这也离不开中华民族力量和灵气式微的必然。
承接朱明专制设计，加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顾忌，满清的专制统治达到了极致，对汉人身心的奴役也堪称全球之最，汉人的脊梁被打断，精英或被消灭或自甘奴役，整个民族沦落为满洲人的奴婢。实在有说不尽的耻辱。一旦彻底的被征服，涂脂抹胭，掩过饰非就荒谬地出现。于是，辫子军得以入关的罪过仅仅挂在了汉奸吴三桂和陈圆圆的帐上，掩人耳目的背后隐藏着我们民族的当时的日渐无能和逐渐无耻。过分纠缠于过往的得失实在不智，但不再记忆却绝对无知。满清三百年的历史，我们除了得到了奴性和后来丢失殆尽的领土外，全方位的倒退、束缚创新、拖滞创新却是无法逃避的指责。而且，在我们还来不及为满清捎带的领土嫁妆欢欣鼓舞时，一块又一块的剜去又加重了我们说不出的痛和泪。
相对蒙元而言，满清更加了解汉人的特性和弱点，蒙元的屠杀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满清则以“剃发易服”让具有反抗精神的汉人自动跳出来受死。满清对孔儒的尊崇辅之于文字狱使汉文人们彻底成了没有脊梁的哈巴狗，以至于满清灭亡时“大儒”王国维拖着那跟大辫自动陪葬，而二百多年前多少汉人却因不愿留辫而惨遭屠杀。
民国的出现，在推动者看来是复国，正如红巾军和朱明驱除蒙元一样。而在今天的很多人包括满清遗民则愿看作是朝代更替。复国或更替带来的深远影响则完全迥异，如果仅把当作隋唐一样的朝代更替，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充分理由去指责外族统治我们，而且，这将让反抗变得只剩悲壮，本义上缺乏大义凛然。于是，反清复明的敌后天地会们就是乱臣罪子，吴三桂和南明王朝就可以影射为汪精卫和重庆国民政府。……
日本人从汉代就仰慕中原的文教昌明和就繁庶，汉字和唐风在日本的遗存无可质疑地表明着中日的亲近。遗憾的是，同处东亚的汉和两大民族同文同种，却从来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中央政府下。进驻中原，在唐宋之际，是和族仰慕中华的美好梦想；而在元侵中土后，则是标榜正统的入主中原的非分妄想。倘若当年丰臣秀吉顺利占领北京，大和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不过有是一个匈奴、又是一个鲜卑、又是一个契丹、又是一个女真、又是一个蒙古、又是一个满洲，……
在美人柏利冲破日本闭关后，先期觉醒的日本走上了对外争夺生存空间的道路已经顺理成章。因为，同样是向西方学习，与日本一如既往不同，中国犹豫不决，结果良机一再错失，面对对方飞速进步，我们裹足不前。苦心积虑的人当然比懵然不知的清楚。日本人不会不明白，在蒙元统治中国后，蛇吞象，夷狄囫囵华夏已不是神话。况且日本对中国的反差也远小于蛇与象的级差凭借人口优势，一旦成功，在未来的两国联合体中，大和人必将是强势群体，汉人再多，但方言紊乱，东京口音的日语必将成为汉人的“普通话”。吞并琉球后，觊觎台湾，垂眼朝鲜本该引起满清的警觉，可惜的是，中国对于满人终究是抢来的家产，国事对于汉人来说有心有力却无机会。与日本竞争太过费神和分神，还不一定利于旗人的独尊地位。中国于是又一次牺牲在短见的统治者一己私利的屈膝求和下。也进而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回到宋终元始、明末清初，文天祥、史可法的选择树立了足令后世民族主义者景仰的碑石的同时，也是一个休止符。迈上颠峰后，只要继续前进，下滑是难以摆脱的描述。文天祥被俘后，我们成了元仆；史可法壮烈后，我们成了清奴。没有英雄的时代太过于平淡，但却安稳得少了诸多纷争。英雄总是应运而生的，英雄带给我们的崇拜，抵消不了产生他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折磨。英雄本身就是悲剧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词汇，这从古希腊就已开始。英雄越悲壮，反衬出一般民众的越无能，顺带而出的折磨也就越深。李纲、岳飞、于谦、袁崇焕、文天祥、史可法，异族的强悍入侵造就了他们，而被救助者的贪婪自私侮辱了他们。
日清战争，民众远没有动员，始终只有朝廷抗战。那时候，统治阶级害怕民众，就像被阉割了的太监始终有提防光明的阴暗。朝廷自豪有驾驭，而没有服务。所以，朝廷抗日是为了维护统治第一，而不是救民于水火为根本。当伊藤博文叫嚣要直捣北京时，只要控制民众获取私利的体制能勉强维持，满洲贵族再苛刻的条件也会接受，再难忍的耻辱也能容忍。因为，苛刻最终将转向折磨民众，因为耻辱在鸦片战争后已经逐渐习以为常。于是，日清战争，本质上是两个异族的和满战争，汉人是炮灰的主力，牺牲的悲壮也就难免了。
上世纪的中日战争，名义上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政府即使不乏私心杂念和会为一己小利而损千利的野心家，但国民概念已渐入人心，政府抗日战略虽可诟议却不该讽刺。内乱不平是大忌，实力不济是大讳。数千年来，正义一定战胜邪恶的善良教导太过于自以为是，自欺欺人，在很多事务中，如果一味奉行如此，将是一相情愿。自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总有另外的以为。如果没有外界干预，当时的权贵明白，中日战争就像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乐观。在沦陷已成为事实的时候，即使若干年后有复国的可能，但当时却在不可避免地滑向亡国。我们在民族情感上可以掩耳盗铃，但在理智的内心深处却无由掩人耳目。
因为有国际合作，我们才有了避免第三次彻底亡国的命运。纪念抗日战争，最应该记忆还是9。18到9。9，开始到结束，9。18是耻辱，9。9是转机。尽管惊魂未定，9。9之后，为虎作伥者就不会再有像满清蒙元之时登临大雅之堂的可能。日本的战败使得汪精卫没有机会得到张弘范洪成畴那样“顺应历史潮流、促进民族融合”的美好评价了，相信汪精卫地下有知，一定会慨叹自己“生不逢时”的。
想想秦汉唐宋华夏的骄傲，再看看今天把对自己进行野蛮屠杀和残酷奴役的入侵者作为荣光来骄傲和自豪，难道汉族已经下贱到世界唯一无以伦比的地步？
圣君忽必烈？
苍茫大漠，英杰辈出。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扫大漠，铁骑西指，虎视中原。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族及其建立的帝国，曾经在辽阔的亚欧大陆上横行一时，建立了东起朝鲜半岛，南到越南，北至北冰洋，西到波兰的广大帝国。但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此英勇的军队，为何，在短短的百年间崩溃了呢？
蒙古帝国的改革，大体分为四部，第一步是成吉思汗的改革，使得蒙古从氏族制度到奴隶制度；第二步是耶律楚才的改革；第三步是忽必烈的改革，这两部使得蒙古从奴隶制度转换为封建制度；最后一步，是忽必烈以后的改革，这些改革颠三倒四，往返不定，十分混乱。
忽必烈的改革受到广大的推崇，认为其十分成果，完成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的转换。甚至有人称忽必烈为圣君。西方，马可…波罗称忽必烈为：“自亚当以来，统领土地和人口最多的人。”并且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不惜余力的赞美。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许多人认为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是，果真如此吗？到底是谁导致庞大的蒙古帝国在短短的百年间分崩离析？
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虽然套在元朝上也是可行的，但是，真正使得元朝这么快就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经济
1、混乱的货币政策。
元朝开始流行纸币，但是统治阶级并没有了解该如何发行纸币。发行纸币必须要有充足的准备金，还要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