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你好好听着，乔。”
“好。”我问，“什么事？”
他说得很慢很有力，“乔，我不能再见你了。”
“你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没有希望，乔，我不该连累你。”
“你在家，你这番话是说给纳梵太太听的，我不相信你，你是爱我的。”我说。
“乔，我说完了。”他搁下电话。
我震惊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我慢慢清醒过来，我放下了电话筒。
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早点发生也好。
我站起来，把杂物拿到厨房去，一双手在颤抖着。
我没有哭，只是叹气，虽然说结局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然而终于来了，却还是这样，人真是滑稽，生下来就知道会死，但是还是人人怕死。
他就是那样，一个电话就把事情解决了。对他来说，事情是最简单不过的，那边是他数十年的妻子孩子，家庭，我？我是什么。
我奔上搂去，搜尽了抽屉，找到我的安眠药，一口气吞了三粒，然后躺在床上。
我不会死的，这年头再也没有这种事了，所以男人可以随便打电话给女朋友：“我以后再也不要见你了。”
也许我如果真死了，他会内疚一阵子，一辈子。但是我没有这种勇气，我要活得非常开心，这也许会使他内疚，但是我也没勇气快活，我是一个懦夫。
然后我哭了。
第一次醒来是早上四点，我服了三片药，继续睡。
那些梦是支离破碎的，没有痕迹的，醒了记不清楚的。然而我终于还是醒了，我起床打了一封辞职信寄出去。理由是健康不佳。
或者我可以从头开始，找一个大学校插班，或者……
但是我病了。
躺了三天，只喝一点葡萄糖水。
彼得来看我，吓得他什么似的，可是又说不出口，只好下厨房为我弄鸡蛋、三文治、麦片，结果我吃不下，只是躺着。
他坐在我床边，等医生来，医生留下药，他又喂我吃药。
我对他说：“彼得，你为什么不走，让我一个人死好了。”
“伤风是不死人的。”他笑着说。
他没有走，还是留着。
一个晚上，我跟彼得说：“你要我做你的女朋友？”
他不响。
我握住他的手，“我打算做你的女朋友，等我病好了，我们开一个最大的舞会，就在楼下，把所有的人都请来，玩一个通宵，然后你就出去宣布，我是你的女朋友。”
他不响。
“你要把所有的人都请来，所有的朋友，同事，亲戚，都请了他们来，一个也不漏。”
他仍然不出声。
我看着他，笑了，“你后悔了，彼得，你不再要我做你的女朋友了？”
他说：“我永远要你。”
他低着头，我知道他的心意，我明白他了。
但是我的热度缠缠绵绵并没有退。
彼得天天下了班来，帮我收拾屋子，打扫，服侍我吃药，他可是一点怨言也没有。
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把门匙，比尔纳梵把门匙还给我了。
我不响。
真是那么简单嘛？他抹去我，就像抹去桌子上的一层灰尘？
一个多星期没有好好地吃东西，我瘦了很多。
星期六，彼得还没有来，听见有人按门铃。以为是彼得，蹒跚地起床，打开窗帘，看下楼去，只见楼下停着一辆小小的跑车，黄色的。
我想：谁呢？
我走下楼，开门。
一个中国男孩子。
多久没见中国人的脸了？
我看着他。他犹疑地看着我。他很年轻，很漂亮，很有气质，他手上拿着地址本，看了我很久，他问：“乔？”
我穿着睡衣，点点头，“我是乔。”
他连忙进屋子，关上大门，说：“赵伯母叫我来看你——”
哦，我的调查官到了。
他间：“你怎么了？病了？”
我慢慢地上楼，“是，病了十天了，你要是不介意，我想上楼躺着。”
他跟在我身后，来扶我，“我不知道，对不起……谁陪你呢！这屋子这么大。”
我坐在床上，掩上被子，忽然咳嗽了，呛了很久。
他很同情且又惶恐地看着我，手足无措。
我既好气又好笑。
我问：“你见过肺病吗？这就是三期肺病。”存心吓他。
他笑了，笑里全是稚气。他有一种女孩子的娇态，可是一点也不讨厌。他说：“现在哪里有人生肺病？”
“贵姓大名？”
“张家明。”他说。
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你，你怎么会让我妈妈派了你来的？”我看牢他。
“我也没有听过你呀，”他说，“可是我在理工学院，离这里近，所以她们派我来。”
“理工学院？”我白他一眼，老气横秋地说，“第一年？”
他一呆，“第一年？不不，我已经拿了文凭了，现在做研究，跟厂订了一年合同。”
“你拿了博士了？”我顿时刮目相看，“我的天，我还以为你二十岁。”这年头简直不能以貌取人。
“我二十五岁了。”他笑。
我叹口气，“好了，张先生，如今你看到我了，打算怎么样？”我问他。
他皱皱眉头，“赵伯母非常不放心你，她说你一人在外，又不念书，工作不晓得进展如何，又拼命向家里要钱，好像比念书的时候更离谱了，家里还有其他的用途，即使不困难，赵伯母说孩子大了，终归要独立的，要不就索性回香港去。她让我来看看你意思到底如何，我今晚跟她通电话，她说你有两三个月没好好给她写信了，这次来，你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听着。
妈妈算是真关心我？
何必诉这么多的苦给外人听？又道家中艰苦，我知道家里的情况，这点钱还付得起，只是女儿大了，最好嫁人，离开家里，不必他们费心费力。我就是这点不争气而已。
罢罢罢，以后不问他们要钱就是了。
等病好了，另外搬一个地方住，另外找一份工作做。
叫我回去？决不，这等话都已经说明了，我还回去干什么？忽然之间，我“呀”了一声，我发觉我竟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了，要死的话，早就可以孤孤单单地死。
我呆在那里。
第7章
张家明说：“我不知道你病了。”
我看着他。啊，是我自己不争气，同样是一个孩子，人家的儿子多么前途光明，我是自己坑自己，怨不得人，父母对我又是恩尽义至，没有什么拖欠的了。
“你的工作呢？”他问。
“辞了。”
“这里这么大，你一个人住么？”
“是。”
“你喜欢住大屋子？”
“这屋子一点也不大，”我抢白他，“我家又不负你家的债，不必你担心。”
他想了一会儿才想明白，红了脸，说：“我没有那个意思，赵小姐，我是说，如果你不是一个人住大屋子，住在宿舍，病了也有同学照顾——算了，我要走了，打扰了你。”
我觉得我是太无礼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他这么来看我，原是忠人所托，我茶没敬他一杯，反而拿他出气，怎么应该？
我是个最最没出息的人，那害我的人，我不但不敢怪他，且还怨自己，可是却拿着不相干的旁人来发作。
张家明默默地穿上大衣，走到房门，转过头来，还想说什么，我跳起床，走到他面前，人就簌簌的发抖，不知道怎么，眼泪就流了一脸。
他看着我，默默的，古典的，却有一点木然。
全世界的人都木然地看着我，我脚一软，就跪倒在他面前。
等我醒来的时候，张家明没有走，彼得与医生却都在跟前。我躺在床上。
医生咆哮着：“住院留医！病人一定得吃东西！”
我重新闭上眼睛。
彼得把医生送走。
张家明轻轻地问我：“那是你的洋男朋友？”
他问得很诚恳，带着他独有的孩子气的天真。
我摇摇头。
“他很喜欢你，刚才急得什么似的。”他说。
“不，他不是我的男朋友。”
他看看表，“乔，我要走了，我明天再来看你，如果你进医院，在门口留张字条，我如果知道你病了，我不会约别人，我明天再来。”
“张先生，谢谢你。”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国——大家照顾照顾。”
“刚才——对不起。”
“我早忘了。”他微笑。
他走了。
彼得问：“他是你的男朋友吗？从家里来看你？”
我笑了，他俩倒是一对，问同样的问题。
“他惊人的漂亮，我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中国人，人家说中国人矮，他比我还高一点，人家说中国人眼睛小，他的眼睛——”
“你去追求他吧，他这么漂亮。”我说。
“别取笑，他真是漂亮。”彼得说。
我白他一眼，“你再说下去，我就当你有问题。”
彼得说：“我不怕那个骗你的坏蛋，我怕他。他真不是你男朋友？”他的口气很是带酸味。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我说。
彼得松一口气，他真还是孩子。
“况且你见过多少个中国人？他哪里算漂亮？”我说，“真是孤陋寡闻。”
“任何女孩子都会认为他漂亮。”彼得指出。
“你认为他漂亮，你去追求他好了。”我说，“我不稀罕。”
他笑眯眯地说：“我就是要你不稀罕啊。”
我着实白了他一眼，心中暗暗叹息。
也好，住到月底，我就得搬走了，这里太贵；我是大人了，总不能靠家里一辈子，家没有对我不起的地方，是我对不起家里。
然而这梦，醒得这么快，反正要醒的，早醒也好。想起比尔纳梵，我的心闷得透不过气来，仿佛小时候吞熟蛋，太慌忙了，呛在喉咙里，有好一阵透不过气来，完全像要窒息的样子。
他以后也没有来过，也没有电话。
我没有去找他，他不要见我，我决不去勉强他。我今年不是十七八岁，我自己做了的事，我自己负责。
我不知道张家明对我母亲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相信不会是好话：一个人住着大房子，病得七荤八素，没有工作，屋里有洋人。
十二道金牌马上要来了。
回去也好，免得在这里零零碎碎地受罪，回去之后，比尔纳梵即使要找我，也找不到了（我回去，难道只要使他找不到我吗？），父母的脸色再难看也还是父母。
张家明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嘴里吃着面包。
我替他开门，他稚气地递上一束菊花。
“你好了？”他问。
我点点头。
“那天我匆匆地走了，不好意思，你男朋友没见怪？”他问。
“那洋人不是我男朋友。”我没好气地说。
“哦。”
“茶？咖啡？”我问。
“咖啡好了，黑的。”他说，“谢谢。”
我一边做咖啡一边问他：“你跟你‘赵伯母’说了些什么？”
“啊，没什么，我说你很好，只因为屋租贵，所以才开销大。”他停一停，“赵伯母说这倒罢了，又问你身体可好，我说你很健康，工作也理想。”
我看着他，“干么说谎？”我问。
他缓缓地说：“工作迟早找得到，只要你肯做。谁没小毛小病的？”
“现在不是痊愈了？事事芝麻绿豆地告诉家里，他们在八九千里以外，爱莫能助，徒然叫他们担心。”他说。
他说得冷冷静静，十分有理，我的鼻子忽然酸了，人人都有理智，只除了我，往死胡同里钻，还觉得有味道。
我把咖啡给他，把花插进瓶子里。
我说：“屋子大也不是问题，我下个月搬层小的，我也不打算住这里了。”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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