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人了，如此又得把李相给‘赚’进去。
“陛下是想从旧官中选拔官员，充实朝廷和地方？”李纲言道，他知道官家是从地方上摸爬滚打上来的，想要瞒过他并不容易。
“也不尽然，新科和太学之人虽然颇有学问，也有意气，但是苦读之人不经世事，更无历练，难知其中艰难，更不懂百姓疾苦，可大力从吏员中选拔一批上位，使一批新人下到地方为吏，积累经验，增加历练，以堪大用！”赵柽言道。
宋代的州、县衙门中，除了中央所委派的官员外，还有很大数量的吏。在州一级政府里，有孔目官、勾押官、开拆官、押司官，粮料官等等。在县衙门里，有押司、录事、手分、贴司等。吏的来源有的是召募，有的是差派，也有选充。吏的名目繁多，最主要的职责是经手征收赋税，处理狱讼，是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从社会功能上看，吏员为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起到了很大作用。官与吏在只能上的区别就在于官主政令、吏主事务。也就是说官员主要是负责管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行政事务，侧重于宏观管理与控制，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从而呈现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等职能。
而吏胥从事的则是本部门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执行其上司所下达的各项任务，其职能服务性和事务性比较突出。宋代吏胥遍布于各级政府组织中，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官僚政治的膨胀，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显得更为活跃。
“陛下是欲行当年王相的‘吏士合一’之制，借以减官减员同时进行？”李纲反应很快，立刻想到了。
神宗年间，针对吏员过多曾经进行过剪裁，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就是‘吏禄足则政事举，政事举则所收放散之利也必不少’为此他提出了‘吏士合一’的主张，实行免疫法，让商户出钱增加吏禄，另一方面同时实行仓法，即重罚贪赃枉法之吏。
后将此经验推广到京百司及地方机构，赃款百文即可问罪，十贯就刺配沙门岛，不仅如此，还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给予百贯重赏。只可惜，王安石的吏士合一的做法随着变法失败而半途而废，本来有所改观的吏治又恢复到了原来的**面貌，
“不错，吏员薪俸微薄，转职极难，若能从中选拔人才为官，也可使他们安心办事，还可减少开支，岂不是一举两得之事！”赵柽点头道。虽然宋代吏人有出职入仕的规定，可能获得一官半职的毕竟是少数，即便获此殊荣，起码也要熬上二三十年，所以这些人不得不另寻‘出路’。
“如今吏强官弱，陛下是想借此改变朝中和地方的格局，推动减冗之事，并换掉那些办事不利的官员，但是吏胥名声太恶，只怕做出有损官声的事情！”李纲点头又摇头道，这事情太大，这种启用吏胥的事情在太祖时期就从用过，曾言：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则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
“事在人为，开国之初，大宋上下政治清明，官吏皆能安心其事，便是由于注重整饬吏治，勤于督促，监司监察职能执行较好。庆历新政时期，加强监司对州县官的按察，为整饬吏治措施之一，使得‘老耆昏昧之人望风知惧，一时致仕者见多，州县吏治有所澄清’，一切还在有为者擅用国法。”赵柽言道。
赵柽也知不止是宋，史籍中便满是奸胥猾吏的记载，可客观的讲，不能只看到其百般行弊的一面，还应该注意到他们在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事实上宋代官员实行官、职、差遣分离的政策，造成官无久任、人无专责及政务不精的后果，他们大多不习法令，更鲜知旧例典故，薄书钱谷也非所长，均需依赖于对成案惯例的吏人。
但也有吏胥抓住官员不能久任的机会，并趁其不精政务而从中作弊，他们之间相互勾结，行奸滋事，给社会带来危害。即使是贤明之官，也难以防备，吏强官弱的现象仍有增无减。
其次在行政事务中，一些精明强干的吏人在得到官员信任的情况下其能力亦可充分发挥，除委事以吏外，也让其参政议政，问以机宜，表明吏胥中不乏贤才。因此，吏胥阶层在社会政治中的一般职能来说，他与整个官员队伍一样起着管理实施国家政务的作用。此外，吏胥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中央集权下，又成为制约官员的重要武器。
而吏强官弱，并非是吏胥的地位较之以前有多大改变，而是作为具有统治功能的一个政治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较之以前更加突出，当然这个作用是针对于特定的社会而言，既有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统治的一面，也有危害社会与瓦解统治的一面。
“臣知会了！”李纲点头道，官家此举正是打破朝中僵局的利器，两厢相争，得利最大的是官家，其次便是自己，那么自己的地位就将更加稳固。至于担心吏胥作乱，而众所周知，好的制度如能很好地执行，吏治定能清明，如不能很好地执行，必带来吏治的**，而监司的失职更加快了局势的恶化，终于导致今日困局…（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五章 各就各位
到了仁宗之后，尤其是赵佶继位之时，面对由于吏治的**带来的经济负担，朝中上下别无良策，唯有向百姓横征暴敛一法。监司官不仅对违法官吏“坐视漫不省察”，而且“背公自营，倚令骚众”，甚至与守令勾结起来，欺压百姓。“民诉某守，则执其人封其辞，以送某守；民诉某令，则下其牒以与某令，是为守令报仇也。”监司官这种渎职贪赃的行为更加速了吏治的**，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彻底清理之时。
在赵柽的支持下，李纲开始动手了，他联合许景衡、宗泽、陈过廷，弹劾朝中几位留任的尚书，‘官家’一怒将几个人全部罢职，殿上一片肃然，无人再敢吭声，他们算是看出来了，君臣老几位是拿几个倒霉鬼祭刀呢，下边不知道要砍倒谁得头上…
陈公辅，字国佐，人如其名，字如其人，确实是一个辅国良才。政和三年参加上舍考试得了第一名。当时蔡京改革科举，一度采用‘三舍’法考试，上舍为最高档次考试，第一名相当于进士试的状元，从平江府教授干起，官至应天府少尹，赵桓即位后提升为右司谏。官作了时间不常，被耿南仲指为李纲的同党，贬到地方。李纲重新主政后，又举荐公辅，被太后任命为尚书左司员外郎。
陈公辅自进入仕途后，崇尚气节，忠鲠直言，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在任平江府教授时，朱勔正是红得发紫，势焰灼人。许多官员都屈倒在他面前，但公辅绝不与交。其哥哥死了办丧事，公辅不但自己不去吊唁。还教他的学生不许前往。
‘浪子宰相’李邦彦被罢官，但没过几天又被授为太宰，一时“人情震骇”，但朝中大多数官员敢怒而不敢言，陈公辅连夜写具奏章弹劾，列举了李邦彦卖国投敌的种种事实和劣迹，终于使李邦彦及其党羽王孝迪、蔡懋等被罢职。即便是对待与自己关系较好的李纲，也能做到不偏不倚，正心为国。当满朝皆论‘和议’之时。他却言公卿大夫应首重“气节忠义”， 抨击朝野的投降派。
这种不结党不结派，又能忠心为国，刚正不阿的良臣，当然很快入了赵柽的法眼。他知道这种人虽然脾气大，说活‘臭’，对抗上级，可办起事情来却是能做到不偏不倚，这正是‘大宋干部部长’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许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给自己造成点麻烦。却可以保证选官工作的公正性。
随着新的吏部尚书陈公辅上任，清理冗官和吏士合一两项工作终于驶出了车站，一些人搭上了这班车，一些人却要从这趟上下去了。而陈公辅不负所望。接连上了几道条议，赵柽十分满意，立刻下发执行。清理在陈公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下全面铺开…
张叔夜在守卫汴京城及其后北行的表现可圈可点，可谓忠义双全。在保定军之战中获救归京，李纲举荐其为兵部尚书。赵柽想想此人文武皆可。当过基层地方官，也主政过州府，更难得的是曾领兵出征，都颇有建树，有过北行的这番经历更知其中弊端。召见答对后，赵柽十分满意，便定了下来。
随后，赵柽命赵义出任兵部侍郎，他虽是王府‘老人’，能力也不错，只是他资历尚浅，也缺乏主持一个大国兵政的历练，即使出任侍郎一职，也是破格，引人侧目，但是他乃官家的心腹之将，也无人敢多言。
户部这次也是改革的重点部门，三司并入后规模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部门，而现在财政匮乏，府库空虚，户部肩负着恢复生产，征收赋税，为国理财的重任。赵柽思虑再三，决定以陈遘为户部尚书，周行己为侍郎，让他们二人肩负其恢复大宋经济的重任。
周行己从大同来京后以年老体衰要求致仕归家养老，但是赵柽将他留下。原来赵柽即位后发现大宋的金融系统已经崩溃，看似经济高度繁荣，却是虚假的繁荣，里边水分太大。连年的财政赤字，冗兵、冗吏这些沉重的负担已是宋廷不能承受的，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政府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为解决财政赤字，从哲宗绍圣元年开始，宋廷开始滥印滥发纸币。饮鸠止渴的短视行为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到了赵佶大观元年，短短十多年的时间，社会上流通的纸币竟达到了神宗朝时期的四十二倍。而后赵桓又接班以此弄钱，赵构为了筹集军资也曾这么干过，由此引发了“交子”的大幅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令宋人想破脑袋也不会想清楚的是，他们滥印纸币会使币值大贬，通货膨胀，反而将责任推给了王安石变法，似乎这种结局与变法有直接的关系存在似的。周行己却对此有些研究，并曾指导过府中四堂的柜坊发行银券，积累了经验，因此赵柽对他寄予厚望，让他重整大宋的金融系统。
陈遘就任后举荐张悫为两淮转运使，称其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那里是大宋的税赋重地，财政收入近半来源于此。但此人是元帅府的人，曾经为康王筹集粮饷，劝其即位，按说是限制使用的人，让他打理大宋的‘金库’实在是让人不放心，赵柽调查后发现此人确实有才，便下旨同意了。
接下来赵柽又任命杨时为礼部尚书，马扩为礼部侍郎；刑部尚书给了守太原有功的张孝纯，工部尚书由拒不担任伪楚皇帝的司马光之孙司马朴，以嘉奖其忠义。陈过廷为御史中丞，陈东为侍御史，重建六案、六察，监督朝廷各行政机构和地方官员。
杨时向官家推荐同门师兄弟胡安国为国子监祭酒，他也是程颐门人，进士出身，太学博士，所学涉猎甚广，对经济、理学和政治都深有研究，在政治和学术领域有较大的影响。以其《时政论》、《治国论》、《春秋传》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湘派”风，一方面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国宝典。
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拿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安国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